收入流动性基本内涵

流动性概念最早出现于社会学研究领域，主要用于考察社会阶层的变动情况。社会流动性研究，可从收入流动、社会阶层流动、职业流动、地理空间流动等多个维度入手，成为研究收入分配的一个全新视角。

最早将流动性概念引入收入分配领域研究中的是Friedman，他指出“假设两个具有相同收入分布的社会，其中一个社会的边缘分布协方差变化较大，即该社会具有较高收入流动性。而另一个社会的内部各阶层相对固化，即收入流动性较低。

人们往往更倾向选择前者，因为机会公平性更高。自此，收入流动性体研究体系基本形成。而后，权衡对该领域研究做出补充；一般情况下，职业、岗位与劳动力市场的流动和收入的流动紧密相关，且最终都能体现在收入流动之上，换言之，收入流动性是流动性研究的聚焦点。

收入流动性本质是从动态时间路径分析收入分配结构的演化，主要用来衡量个人或家庭在两个时期的收入分配变动程度。

对收入流动性的研究主要细化为代内收入流动性(Intragenerationalincomemobility)和代际收入流动性(Intergenerationalincomemobility)两大研究方向。代内收入流动性用以考察同一个体在一段时期到另一段时期的社会经济地位变化情况。

一般来讲，在流动性越高的社会，内部底层群体实现向上流动的机会越大，而顶层群体也极有可能在人生历程中出现下行现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等诗句就比较形象地描述了代内收入流动性。

学术界公认两种对代内收入流动性的定义分别为：相对收入流动性和绝对收入流动性。

前者指同一个体不同时期在同一群体中收入分配地位的相对变化情况，后者定义个体只要收入有所变动就存在收入的流动性代际收入流动性主要反映同一家庭的不同代际成员所处经济地位的相对变动情况，指子代在收入分配中所处地位相对其父代的变化情况，反映了父代收入水平对子代收入的影响程度。

代际收入流动性越高，意味着子代收入水平受父代影响程度越小，两者收入水平关联度越小：反之。代际收入流动性越低，意味着子代收入水平受父代影响程度越大，子代收入对父代收入依赖性越强。

在代际收入流动性低的社会，“富二代”、“官二代”及“穷二代”等现象屡见不鲜，这是由于父代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结构被复制、再生，衍生到子代，社会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的通道被堵塞，最终表现出社会阶层日益固化的趋向。

收入流动性研究现状

1.代内收入流动性的经验研究

随着各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增加和对收入流动性研究的不断细化，学者们对代内收入流动性问题展开了更为深入的探讨。

我国由于个体微观层面长期数据的缺乏，造成国内收入流动性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且多集中于截面数据的不平等分析。随着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官方纵向数据库的建立，数据可得性不断增强，对收入动态变化的研究数量急剧增加。

目前，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制约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突出社会性问题。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各地区的收入流动性也表现出不同的经济结构特征。

王洪亮利用一九七八-二〇〇五年省级层面的GDP数据展开分析，提出尽管中国居民代内收入流动性整体在逐渐减少，但不同地区仍有所不同，以东中西地区划分来看，东部地区居民代内收入流动性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

此外，通过臧微和白雪梅的研究，发现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的收入流动结构都在恶化，具体来说，东部地区表现为收入的相对位置稳定。

中西部地区则表现为贫富两极收入阶层僵化，且西部地区尤为严重。可见，我国西部地区的收入分配结构与阶层固化程度不容乐观，值得更多关注与针对性调查研究。

2.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经验研究

中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社会，具备独特的双重二元结构经济结构特点。

国内一些学者考察代际收入流动性时，从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视角出发，如方鸣和应瑞瑶采用收入均值法和百分位转换矩阵法。

估计出我国东部地区的收入弹性为0.55、中部地区的为0.49、西部地区的为0.40，发现从地区上来看，东部地区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最高，西部最低。

还有的学者致力于区域内个体或家庭收入分配结构的差异性研究，如王海港最早运用一九八八年和一九九五年的城乡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调查数据，建立父一子收入的回归方程，估算出两年的代际收入弹性分别为0.384和0.424。

龙翠红和王潇运用优化估计方法，并剔除了偏差因素，估算出二〇〇九年中国的整体代际收入弹性为0.6，城市的为0.8，农村的为0.5。

显而易见，我国农村居民相比城镇居民代际流动性更差，存在显著的收入代际传递现象，这是因为部分农村家庭子女为提升工资水平、谋求更好的发展，倾向于转移到城镇从事非农工作，对其父辈收入水平依赖性减小，收入的代际传递得到改善。

中国子代收入对家庭因素的依赖性还存在性别上的差异；女儿收入对父辈收入的依赖性比儿子更高，主要因为受封建社会重男轻女的思想影响，落后地区多子女家庭更倾向于投资儿子而非女儿，造成家庭间子女代际收入弹性有所差异，一般来说，女性子代的代际流动性弱于男性子代。

综上所述，国内代际收入流动的差异性不仅体现在不同区域间，城乡居民、不同性别子代家庭的收入代际传递都呈现出不同特征。

收入流动性影响因素及传递机制探究

1.代内收入流动性影响因素研究

国内外学者在对代内收入流动性进行测算的同时，还对代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因素展开了讨论与研究，公认的影响因素包括人力资本、就业特征等。

在人力资本方面，Grodner、Shi等、杜冰青和吕之望陈书伟都提出个体受教育程度越高则拥有事高的收入流动性：Cappellari发现在初始收入和教育水平不变的条件下，投入更多人力资本能阻止个体走向低收入阶层，并对妇女的影响高干男子。

胡浩钰通过研究不同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村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发现学历教育、职业培训和劳动力流动都对家庭收入流动性产生显著影响。

在就业特征方面，Abergo提出个体的就业工作特征是影响德国、瑞典、挪威、意大利和美国收入流动性的重要因素。

促进社会流动的一条主要渠道是创造具有申高生产力、高收入的工作，不健全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将无法供给具有大量高产能和高收入的工作，从而抑制着社会收入流动性的增加。

中国二十世纪90年代后期，开展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使得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非农就业，罗楚亮认为这是造成当时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增大的重要原因。

在国有部门工作的居民相较于在非国有部门工作的居民收入向上流动可能性更大，更有利于改善家庭和个人的收入地位。

2.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传递机制研究

国内外一些研究都认为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资本禀赋是代际收入流动的主要途径。

人力资本是一种在人类经济活动中个体所表现出来的获取和增加收益的能力，并非个体与生俱来的本领，需要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得来，一般而言，若父代对子代投资充足的人力资本，则子代积累的高人力资本更有利于其获取更高收入，反之亦反。

Becker和Tomes构建家庭人力资本的代际迁移模型，该模型包含了两条基本路线：父母的基因遗传、父母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

家长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有物质投入和时间投入两种形式教育是目前学术界公认影响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最主要传递机理，并且存在回报异质性。教育不仅能带动中下收入阶层的代际流动，还能复制高收入阶层的家庭优势地位。

一般来说，一个家庭父代收入越高，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就越大，其子代更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且该家庭的教育回报率也相对较高。Jiaiun等发现教育对中国城乡居民的代际收入传递中起到重要作用。

社会资本存在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且能够通过这些网络关系获得回报，是个体所拥有的一项资本财富。社会资本主要以社会网络为载体，无形中与个体的就业机会选择以及经济行为密切相关。

父代的社会资本多寡决定着子女成年后获得与父母相近的社会资本的存量多少，从而影响子代职业选择与收入水平。陆铭和李爽研究发现，个体父母的教育程度和政治身份、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城镇户籍，都有利于该个体走向高收入行业。

李宏彬等的调查表明“官二代大学生比非“官二代大学生的底薪平均高出13%，可见父辈的政治资本对子代在就业中的表现影响显著。章元和陆铭认为，社会关系网络会影响农民工在经济竞争力较大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作类型，从而间接的影响他们的薪资水准。

此外，有些学者还找到了一些其他影响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因素，如财富资本、婚姻匹配、计划生育等等。

陈琳和袁志刚测算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财富资本对我国代际收入传递的解释力达到60%以上，且主要由财富资本为主导。Chadwick和Solon测算出婚姻配偶因素对代际收入传递的解释力达40%，计划生育政策通过缩小家庭规模促，推动代际间收入的向上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