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1.汉人世侯群体

金朝末年，蒙军入侵烧杀劫掠，腐败的金军在溃逃中也对百姓威逼索取，肆意劫掠，再加上连年的水灾、旱灾，也使得盗贼四起。面对这样动荡的社会，一些汉人地主不得不聚集起自己的武装力量，保护自己及一方百姓。他们集政权、军权于一身，有很强大的独立性。

他们领万户一职，且可以世袭，最终形成了金元之际的汉人世侯群体。他们的政治倾向十分特别。他们虽是北方地区的汉族人士，但因长期受金朝统治，所以他们对南宋的情感十分淡薄。虽在南宋抗击蒙古大军之初，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也表现出了支持与投靠。

但是，随着蒙军入侵的深入，南宋败退，不能再保护他们时，他们又转而投降了蒙古，成为依附于蒙元政权的一方势力。汉人世侯群体在动乱的年代，在恢复发展生产和安定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北方儒家文化和儒士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之时，这些刚刚兴起的汉人世侯群体也救助了一批失去生活依靠的北方儒士。

在战乱之际，北方儒士们时时面临死亡或沦为奴隶的悲惨处境，这对于已经习惯了依附政权的儒士来说，战争迫使他们的这种依附感更加强烈。于是，在有汉人世侯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后，士人们便纷纷投靠。

这也使得中原士人及文化得以保护。其中，东平行台严实父子创立的东平府学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东平府学以兴学为要务，多方搜罗人才，礼遇名士，当时孔子的五十代孙孔元措也在东平。

总之，当时北方地区的大批儒士都投其门下。严实让他们担任东平幕府官员或府学教授，为东平府学的兴盛打下了良好的人才基础。东平府学的礼仪祭祀比较正规。府学尊奉孔、孟，且“七十子及二十四大儒绘像具焉”田。值得一提的是，东平府学养士设学，士人中有不少就是宋代理学的传承者。由此,儒学尤其是理学的复兴成为众望所归，而东平府学的建成，也成为儒学复兴的标志。《元史》就记载说因为东平府学，“齐鲁儒风，为之一变”。

金亡后科举久停，但东平府学却沿用了金的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经过考试选拔，其中成绩优异者就可留用幕府。正如前文所述，在金代统治的北方地区，士人专以词赋为主，理学不被重视。但作为金元之际北方文化的重镇，由于地理位置的优势，东平成为较早接受与传播理学的重要区域。据载“及金源氏之亡，淮汉、巴蜀相继破没，学士大夫与其书遍于中土。”

赵复的《伊洛发挥》就经由姚枢的刻印而“达其道于赵、魏、东平，遂达于四方。”而后在东平地区，程朱性理之书传播开来，有儒士“日夕玩味手不释卷”。有如此好的人才和学术基础，在太宗窝阔台九年(1237)八月，应中书令耶律楚材用儒术选士之请，诏中原诸路以论、经义、词赋三科考试的儒生进行“戊戌选试”时，东平儒士即崭露头角，“得东平杨奂等凡若干人，皆一时名士”。

综上，以东平府学为代表的汉族世侯，一方面搜罗人才，教书育人，一方面刊印理学著作，传播理学。在金元之际的北方地区，经由汉人世侯对儒学和儒士的保护，使得儒学尤其是理学得以保存并延续。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金代遗风，也对元代学术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2.金莲川幕府

随着战火的稍歇，蒙元统治者逐渐认识到儒学和儒士在巩固中原统治方面的作用，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保护和兴学的政策。其实，在忽必烈之前，蒙古贵族集团已有重用儒士的先例。如窝阔台汗就曾采纳耶律楚材“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四的建议，起用了一批亡金的儒士。

而且窝阔台还在部分地区开始推行汉法，虽然因种种原因“见于设施者十不能二三”，但其开明的政治主张还是值得称赞。但窝阔台去世后，重用汉族儒士的开明政策又被强调民族主义的蒙古贵族集团抛弃了。直至忽必烈，“尊孔崇儒”的政策才又得以实现。

元世祖忽必烈是一位成就斐然，且“汉化色彩”浓厚的帝王。他于1260年登基，成为蒙古帝国第五任大汗。在其登基诏书中就表明他是中原王朝正统的合法继承人，又明确指出他会以儒家思想和典章制度治国理政。

1271年，忽必烈正式定国号为“元”，即是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他以儒家思想作为基本国策，积极实践，建立了整套的行政机构和律令规章。诸如废除杀戮、安定民生、规定赋税、延揽人才、兴办学校等等。故而《元史》说他:“世祖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

忽必烈重用儒士、推行汉法的做法有一定的渊源。忽必烈汉化的倾向与其母亲有关。其母庄圣皇后因受河北兴学的影响，就比较注意让他与儒士相接触。母子二人均重视“立学养士”。

蒙哥即位后，忽必烈获得了漠南汉地的治理权，因而有很强的汉化意识。忽必烈为“征天下名士而用之”，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谋臣侍从集团，这就是著名的“金莲川幕府”，而这一时期也被视为忽必烈延聘儒士的重要时期。

《元史》记载:“岁甲辰，帝在潜邸，延揽藩府旧臣即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而思大有为天下。”从记载来看，忽必烈延聘人才，组织幕府，似以1244年为滥觞。但其实，早在1241年，忽必烈就已将赵炳、高良弼纳入金莲川藩府。其后，幕府中仅可考证的就有60多人。

因而《元朝名臣事略》中载:“上在潜邸,独喜儒士，凡天下鸿才硕学，往往延聘，以备顾问。”尽管忽必烈重用儒士、“以夏变夷”的做法引起过蒙古部分贵族的敌视，甚至还将他视为反叛者。但这并没有阻挡忽必烈延揽儒士、信用儒士的步伐。可见，忽必烈大有效法唐太宗为秦王时集结幕府人才，爱好“养士”的想法。

在忽必烈即位以前，他所延揽的儒士大体可分为:一是非正统儒士，以刘秉忠、张文谦为代表;二是正统儒士，以姚枢、窦默为代表;三是华北藩侯的幕僚，以王鄂、张德辉、杨奂为代表;其四为西域人集团，如廉希宪兄弟，阿合马等人:五是蒙古人集团，如乃燕、巴图鲁等人在这些人才中，汉族儒士是占多数的。

这些“四方儒士谘取善道”且“上皆嘉纳”,对元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金莲川幕府的形成，是忽必烈主动吸收汉法，运用中原士大夫实行儒治的开始。值得一提的是，《宋元学案》中收录于《鲁斋学案》的理学家，大多出自金莲川幕府。

姚枢、窦默、郝经、许衡，这些“潜邸之臣”亦皆为北方理学名家。他们积极讲学于怀庆、卫辉一带，并保护和推荐元廷任用儒士，还极力劝说统治者实行汉法儒治，为元一代的理学发展和社会生活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