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国古代上下数千年，在灿烂的古典文化长河中，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闪烁着瑰宝光芒。“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作为礼仪之邦，中国自古以来深受礼制流变的影响。

衣装服品向来是十分受重视的，这看似是各家百姓的生活日常之事，实则是社会民生文化制度与礼制的缩影。

服饰衣装，是个人形象的直观展现，颜色、图案、纹路，这些元素的展露，却不仅仅是个人审美意趣的流露，更代表着一定社会经济、社会政治状况的底色。

在时代民生、文化宗教、礼仪体制等客观背景的渲染下，本就蕴含丰富思想的服饰，彰显出了独具一格的伦理文化之美，也对大众礼制、社会体制的流变产生着一定的反作用。

图|古代建筑

一、先秦礼乐之美，伦理体制下的春秋服典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政治纷乱割据的同时文化百花齐放，儒家的入世之学、名家的辩言析理以及墨家的正名之学等等，都是先秦古代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宝藏。

在经济文化的复杂环境里，政治体制对百姓日常生活的影响渗透到了方方面面。礼乐制度与古代周氏所推崇的宗教，它们的流行与推广创造了一种智美厚重的文化氛围。

春秋时期，文化礼仪体制与服饰的交融与余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儒家学派创始者孔子的言谈之间，就可寻找到当时服装体制的独特痕迹，在经典儒学作品《论语》就包含着非常丰富的相关内容。

在集中体现春秋战国时期文化底蕴的文学作品之中，关于当时服饰、礼乐的具体记载很多，当时古人们对服饰审美文化的意趣也隐含其中。衣食住行往往反映着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背景。

每个时代的安定状况不同，具体的制度、礼法更是有着千差万别，由此推知，每个时代的文化氛围也就出落成了不同的面貌。在春秋战国这一纷杂的古代轴心时代，服饰与特殊的社会体制状况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图|古代建筑

“尊天受命’以德配天。”夏商周的时代已经流逝，周王朝小邦受大命，所以从统治最初就改造了以往传统天命思想，并且衍生出了关注民生的萌芽。

这些底层的统治思想造就了春秋战国的政治体制，由此，由内而外地展现在了人们的形象、礼制上。时代的车轮总是在冥冥之中滚滚向前，统治与割据的势力此消彼长，政治上的分封制使得诸侯国之间针锋相对。

社会剧变的时期，虽然必然会滋生一些隐患或者危机，但纵观历史长河，不得不承认的是，动荡出机遇、乱世造英雄。在各方势力消长的时代，各种不同的文化风格、民俗气质也纷纷为自己正名，灿烂的文化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之中成长起来。

先秦长期的复杂局面却反向刺激了文化民生，百家争鸣、经世致用，人们纷纷追求以智慧和才略服务家国，整个文化体制仍然保留着“名正言顺”的智美作风。

图|春秋版图

所谓“名不顺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儒家哲学始终强调“正名”思想，一方面是儒学气质的坚持，而另一方面，当然则是未来挽回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崩坏的社会局面。

先秦的五霸七雄，都有着一统中华的宏大雄心，在这种强烈的愿景促使之下，各诸侯国纷纷找寻着有力的理论学说来支撑自己的权势。

上层的王室贵族试图从各方各面彰显自己的权威，落实在礼制服饰之上，也就逐渐的出现了神兽、图腾等等有着身份象征意味的衣服图案，而普通百姓在动荡的政治环境以及智深厚重的文化氛围中，他们的日常服饰则大多质朴端正，并且有一些代表着安宁与吉祥的纹理与花样。

图|古代战争

中国传统文明是衣食住行方方面面文化体制的生发的优厚土壤，礼制服饰是一个时代人们生活历史的结晶，它们的元素与风格无不展露出一个民族的文化气质。古籍有言：“颜色齐、辞令顺。故曰‘冠者，礼之始也’。”

自古以来，服饰与礼制息息相关，一方面，它代表着一定社会阶段内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一个特殊时期内民生、制度甚至经济水平的直观体现；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文明气息的延续，是极具象征性的文化标志。

追溯春秋典籍《论语·季氏》，曾有一段这样的故事记载:“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这段文字便生动说明了社会政治状况对礼乐制度的发展规律的深刻影响。

悠久历史之中，先秦的独特在于它的百花齐放、在于它复杂之中碰撞出的文化火花，春秋服饰在这样一种礼乐流变、体制分化的剧变时代，自然而然地也就衍生出了礼制伦理下的一种质朴、厚重之美。

图|古代战争

二、楚汉世制广博，盛世民生中的古汉衣装

传统文化在日常生活之中处处都有踪迹，一脉相承的文化与礼仪体制，影响着中国人的人格心理，当然，也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外在形象。个体的行为举止、衣装服饰就是直观形象的标志。它凝聚着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物质发展状况，也集中地体现着一定阶段社会政治的走向。

先秦以来，古代社会几经流变，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及两汉时期的礼仪服饰，继承了自古以来的审美特色，与此同时，也渗透了汉代广博优雅的生活气质。历史发展至今，每每提及中华传统服饰，人们总是会首先想到汉服，汉代盛世下的文明，造就了这一时代的服饰艺术形态，这些秀美深厚的文化意蕴当然是诞生于蓬勃发展的经济基础、安宁稳定的政治治理。

图|古代场景

《辽史·仪卫志》记载：“五代颇以常服代朝服。汉服在相对繁荣安稳的社会环境之中形成，休养生息、关注民生的政治体制下，汉朝的礼制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大美气象。人们生活在相对宽裕和平的统治之下，男性与妇女、儿童的服饰都比先秦时期更加华美秀丽。

具体来看，汉代的礼仪是端正稳定的、社会经济是呈现出上升的发展趋势的，从一些当时的画作和历史资料中不难看出，汉代女子的头饰发簪等等都更加华丽、复杂，而人们日常服饰的纹理图案也更加丰富多彩，锦绣文化由此展开，古籍《说文解字》：“锦，襄邑织文”，如是言也。

而当进入东汉晚期时，服饰风格的发展则出现了十分明显的转向，从前注重依附三纲五常的礼制服饰已经在历史之中悄然变化，在东汉，人们的服饰已经更加注重展现市民的汉代服饰审美文化更是从注重服饰伦理等级的美学倾向开精神风貌和生活姿态。

以人为本的气质由此更加突显，这已然不是社会政治制度的准则和要求，更成为了人们衣食住行的审美特色。东汉华美、宽大、流动的传统服饰，就是在开化安稳的民生体制下诞生的艺术宝藏，是这一时期人们个性自由的不可忽视的文化标志。

图|古代场景

纵览中华汉服流变，仍然要从社会经济基础出发，进而体察礼制、观察民生。汉代的民族交融与沟通，是中国历史的重要一笔，南北东西、五湖四海的人们带着不同的审美眼光与文化基因汇聚起来，汉服与民族服饰当然也在这一时期发生碰撞。

经典古籍《论衡·程材篇》有言：“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汉朝的服装文化是相对而言比较发达的，纺织技术和生产工具的进步为礼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心灵手巧的人们凭借着优越娴熟的技术，制作出了许多精美绝妙的服饰，而在这样良好的审美和技术环境下，民族特色的加入更是使得汉朝日常服饰锦上添花。

图|古代服饰

两汉时期的纺织技术是相对比较发达的，这一时期的纺织品色彩十分绚丽，做工极其精巧。回顾汉代的锦绣岁月，衣装服饰的发展是十分繁荣的，从最原始的材料出发，锦帛丝线各式各样、种类繁多，包括锦、绮、罗、纱等种类。

从历史上留下的相关文献可以得知，当时的社会机构中有一些布料的染色处，它们专门负责衣服装饰的色彩制作，而被渲染成五彩缤纷的各类丝织品则代表汉代丝织品的最高水平。古代经典文书《考古纪》中曾经叙述过关于服饰文化的“画缋之事”，这里谈到的，就是服装上的图案与纹理。

那些十分优美清秀的汉服，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特征，那就是材质轻薄、色彩相对清淡，所以“锦上添花”是可以实现对，特殊的纹理除了依靠色彩呈现，还可以通过刺绣等等工艺技术来实现。

图|古代场景

从溯源的逻辑向着历史深处回望汉代的各方文明可谓是部分楚文化的延续。在大楚的历史时代，就有着忠君、爱国、尊崇先祖的文化传统，在当时那个分裂割据、战乱频发的时代，楚国的人们生活状况很不安稳，这就培养出了他们十分强烈的家国情怀。

一个动乱之中的小国，生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民族自尊心，这种忠诚、勇敢、刚烈的气质，渗透到了人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舆服志》曰：“乘舆刺绣，公卿已下皆织成。陈留襄邑献之。”汉代服饰持续发展，与大楚历史气质一脉相承，在雄壮的文化中，汉代也就形成了一种智慧、热忱的文化氛围，而汉代服饰则表现出“大、博、高、广”的审美意蕴。

图|古代服饰

三、大明政经繁荣，风华变迁后的奇奢礼饰

服饰之美体现的往往是社会民生之美，政治制度与礼制文化的外显就是男女老少的衣冠服饰。古语有言“龙凤呈祥”，神兽与图腾常常被人们赋予吉祥的美意。

牡丹代表着富贵和美，荷花代表着清高幽雅，龙凤代表着权威、气度与吉祥，丰富各异的图案与纹理蕴含着十分深厚的审美意蕴。大明风华，有着一代代有所作为的明君，也诞生了一大批理学家、文学家。

明代哲学家曾道：“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大同与天人合一的思想源自大明盛大而复杂的政治环境，这种思想潮流也熏陶出了明朝独具一格的服饰礼制风格。

图|古代服饰

明初帝王朱元璋在民族意识与危机意识的推动下颁布了许许多多政治体制，以恢复汉族的中心地位。理学推动着儒学复兴，礼乐的确立在朱元璋看来事关重大，它意味着礼制与秩序的恢复，意味着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等级制度被再次提到了很高的位置，由此，明初的服饰文化也有着分层分级的特征。在战乱与动荡中成长起来的朱元璋对政务十分勤勤恳恳，对于恢复礼制的决心也是极其坚定的。

明初的社会很繁杂，有着市民阶级、贵族王室等等不同社会成员，服饰特征也是各有不同，再此处暂且不谈大明服饰的审美流变，而先观其初期的分级制度。

这种现象在服饰制度中的渗透体现可在古籍中找到：“尝微服入郡城，时禁庶民服靴门者缚英。

图|朱元璋像

礼乐复兴的外在表现就是服饰分类，衣冠礼制不仅仅是蔽体装饰之物，更是身份地位和审美气质的象征。在古代宗教信仰、尊君文化以及家国意识的渲染下，人们通过服饰图案来表示祈福、驱邪的美好愿望。

而关于财富、长寿、智慧的夙愿亦是通过各类秀丽美妙的纹理展现出来。而从颜色与布料来看，厚重深沉的色彩代表着权威与庄严，而艳丽清淡的色彩则代表灵动日常。

在明代文章《明史•舆服志》中记载：“乐妓，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士庶妻同”，这段历史文献一方面说明了朱元璋对服饰等级的严格要求，另一方面，也暗示了不同社会成员衣装的差异，当时的服饰种类应当是丰富多姿的。

制度之下的伦理美学，继承了宋元古韵和先秦礼乐之美，又有着明代社会体制的细枝末节的痕迹。服饰的变化是社会民生制度流变的折射，这在明朝中后期也得到印证。

图|古代服饰

明中后期社会经济加速发展，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繁荣加强了文化交融，也使得社会体制向着更加自由开放方向发展。

朱元璋所执行的严格服饰制度在明朝中后期已经不再适用，若经济文化已经蓬勃发展，而衣食住行却处处限制，这必然是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的。明朝中后期，开放的文明促使着人们在服饰上追求华丽新奇，在衣装的款式与色彩方面，都更加不拘一格。

万历十八年之后的三十年间，作为君主的皇帝不再如明初勤于治理，社会秩序围绕着的核心已经开始放松，这种政治状况使得民众日常生活也受到波及。衣食住行都越发自由开化。“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这种工商业繁荣、经济发展、政治开化的社会背景之下，服饰也出现了明丽华美的气质。

明代中后期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商业、农业、手工业以及海外贸易都较明初产生了变化，这些经济上的变化都对服饰产生了影响。

图|古代服饰

结语

古代学者朱嘉在作品《童蒙须知》中有言：“男子有三紧。谓头紧、腰紧、脚紧”，衣冠之国服饰传统的悠久可见一斑。

中国作为世界古国，有着奇迹般的发展轨迹，政治体制的流变演化，历经了历史长河的淘涤，蜕变出了凝结时代智慧的治国方略，而把眼光落实到人之上，衣食住行方方面面无不闪烁着智慧与美的光芒。

服饰之所以能够一直作为历史学者研究的话题，是因为它们一方面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也因为它们是一种十分直观、外化、有鲜明特色的文化标识。

当我们把观察的眼眸回望到自身之时，我们的一言一行透露的是我们阅读过的文章、经历过的事件，我们的服饰礼仪，展现的是时代物质进步的水平，是文化与民生体制弥散开的余波。

先秦时期的群雄争霸、百家争鸣，酝酿出的是智慧之美、淳朴之风，那时的服饰处处体现人们的德性之美。两汉时期，盛世安稳，诞生出的是厚重广博的典雅礼制。

而大明风华则是在流变与飞跃之中，从礼乐之美转向了自由华丽之美，如述种种，无不体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服饰文化精彩灿烂。

图|古代服饰

参考文献

《童蒙须知》

《明史•舆服志》

《舆服志》

《论衡·程材篇》

《辽史·仪卫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