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时期海上信息传播阻隔，抗倭作战被动，倭寇为何难以尽除

军事信息的及时准确传递对于取得战争主动权，赢得胜利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嘉靖大倭寇时期的御倭战争却频频失利，这与海上军事信息的传播阻隔导致抗倭被动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官方与倭寇之间信息不对称，倭寇在明朝官、商、民的掩护下，能够及时准确了解官方抗倭军情，而明朝因海禁政策失去民心，对倭寇信息的掌握较为被动；另一方面，明朝内部抗倭前线与后方军情传递受到阻隔，如为攘夺军功奏报虚假信息，前线与中央剿倭决策不一，地方官员趋利避害不报或虚报倭情等，因此，倭寇更加肆无忌惮。

嘉靖年间严厉的海禁政策使得沿海商民的生计受到严重威胁，一时间民众苦不堪言、怨声载道，于是纷纷转而为寇，成为倭寇的“耳目”，甚至浙江、福建等地的官员豪门世家也勾结倭寇，为其打点掩护。他们或是在倭寇劫掠内地时为其向导，或是在明朝政府剿倭时咨询倭寇情形时，隐匿实情，误导官员，从而导致了官方与倭寇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即倭寇信息畅通，而官方信息阻隔，这样倭寇活动更加猖厥。

嘉靖年间，海禁政策得到更为严格的执行，频繁颁布海禁政令，对违禁出海贸易者的惩处极为严厉，但是由于海上走私贸易存在巨大的利润空间，“其去也，以一倍而搏百倍之息。其来也，又以一倍而搏百倍之息”，因此，沿海居民和豪门巨贾不惜代价冒险从事海上走私活动，禁海官员也因私利之诱，染指海上贸易，以至海上私人贸易禁而不绝。“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正德年间，“豪民私造巨舶，扬帆外国交易射利”者更多。

明朝正史及奏折、文集中多把这些百姓称为通倭“奸民”，明人谢杰对这些“奸民”作了详细描述，“贼诚善匿善诈，而为之窝藏指使者谁也则皆我奸民为之也！”气他认为，这些奸民对当地富贵人家及政府府库的情况无所不知，他们窝藏倭寇或者把情况告知倭寇，使得倭寇深入内地时“若熟路然”，任其劫掠。嘉靖大倭寇时期的史集中记载了沿海官军商民通倭的情形。朱纨可以说是嘉靖倭患以来治倭第一人，他认为倭寇在沿海地区拥有强大的民间支持力量，即“中国无叛人，则外夷无寇患。本地无倭主，则客贼无来综”。

于是他厉行海禁政策，企图通过关闭内陆与海上的沟通渠道而禁绝倭寇，然而朱纨最终的命运却是自缢而亡，他把自己的死亡归因于闽浙人，更是留下“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的慷慨悲怆之言。实际上，自市舶司被罢黜后，倭商通常与陆上商人之家或是官宦之家勾结，以他们为中介，通过他们把货物卖出。谁知这些贵官之家及商人却经常拖欠倭商的货款。为了索债，倭商会对商人和官宦之家进行报复，有所杀伤，官宦之家便利用自己的官绅地位设法驱赶倭商，鼓动当局出兵剿倭。

然而这些官宦之家以倭商为利益之源，自然也不会把他们逼上绝路，于是在官府出兵剿倭之前，他们又事先把官府的兵力情况、出兵日期等泄露给倭商，倭商再次来贸易时，官宦之家仍复如是。朱纨的治倭行动严重损害了闽浙各方势力尤其是贵官之家的利益而招致弹劾，他死后，商民通倭更加肆无忌惮，时隔不久，“海寇大作，毒东南者十余年”。徐阶任内阁次辅期间，对剿倭之事极为重视，其家乡为松江华亭，倍受倭寇之害，因此对前线倭情也比较了解，他认为，滨海之商民，因贸易需要，与海上倭寇往来甚密，因此倭寇得以趁机贿赂他们，“使为耳目，故我之动静，贼无不知者”。这就使得倭寇对明朝政府的情况较为清楚，登陆之时“如入无人之境”，在商民掩护下更是神出鬼没，“去来飘忽难测”。

明人朱淛也有提及商民通倭的案例：嘉靖二十三年甲辰岁，倭寇侵扰内陆，黄世隆、世光、俞子宾等戮民“为之向导，劫掠大姓，驱虏细民”，“中有林希德者，此人熟于附近大家径路”，在他们的引导下，倭寇劫掠肆无忌惮，每每有所获，使得城中的豪门大家对倭寇十分恐惧，纷纷搬迁至城中，使得“康舍增价数倍”。

除了商民，通倭者中也有众多的明朝官军，“有献红袍玉带者如把总张四维”，“往来五峰素熟，近拜服口头，甘为臣仆，为其送货”，因此，若有倭寇登陆，这些官军也会“略不盘讯，明送资贼”。嘉靖三十四年六月，阮公鹗督学两浙，遇贼犯省城，“亲自监门以防奸细”，可见，军队中窝藏奸细的情况是常有之事。

相比倭寇的猖獗，明朝官方的剿倭斗争就显得盲目被动，这与其信息阻隔有着很大的关联性。首先，倭寇居海岛之时，明政府无法得知其信息，“夫使贼深沟高皇，绝不与我相通，我则无可奈何矣”，再“军门以海寇居岛，出入无常，莫得虚实”。由于事先无法知道倭寇的兵力部署、劫掠地方等信息，每遇倭寇登陆，劫掠内地，明政府并不能事先预防，待劫掠时或者劫掠之后，当地“奸民”在朝廷询问贼情时隐瞒倭寇信息，故意误导明朝御倭官兵，“兵入其地，询贼情形，问找道路，悉为所误”。

在御倭斗争中，明朝官方因信息阻隔而致溃败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嘉靖三十四年乙卯，二十三日，先锋丁总戎驻兵于方炊，“贼冒吾民服色至军前曰：‘寇至矣’”，明朝官军当即就听信了倭寇给出的错误信息，并没有派人勘察确认信息的准确性，而是脱掉铠甲，拿着容器等待开饭，而就在此时，“贼伏起掩击，我师大溃，覆千余人，由是贼势益振”。明朝抗倭者甚至把这种信息阻隔所致的斗争失利归咎于“漳兵卖己”，如嘉靖三十三年的孟家堰之役

明朝官兵战死及溺死者共计一千四百七十五人，当时议者多认为这并非是战略的失误，而是由于“漳兵卖己，缘倭党中多有漳人之故也”，因为漳州籍士兵私下与倭寇相通，“令其设伏，临阵佯溃，且助贼击杀”，“贼诱我军入伏内，四面攻杀”。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明朝抗倭军队对内、对外的信息侦查能力不强，对于军队中的奸细不能及时查明，对于倭寇的埋伏不能及时预防，处于一种被动迎敌的状态。

嘉靖年间皇帝昏庸，官场腐败，严嵩把持朝政，结党营私，“遍引私人居要地”。如此政局之下，前线与严党政见不一的抗倭将领无疑会遭到弹劾迫害，加之严党攘功急切，因此时常发生传播虚假倭寇信息，弹劾迫害靖倭将领的事件。张经是嘉靖嘉靖年间著名的抗倭将领，在领导靖倭之前便己在两广任上取得不俗战绩，并表现出卓略的才能和胆识。他忧心国事，“每闻贼势猖撅，为国家及为公忧惧”。在嘉靖大倭寇期间，临危受命，统筹全局领导靖倭斗争。张经被劾后，因抗倭士兵一向信服张经之威名，以致军心换散，战斗力大打折扣，则“倭患日新”，“东南事愈不可为矣”气张经被冤致死的原因不难分析，严嵩时任内阁首辅，专权擅政，朝中攀附之人众多，赵文华因与严嵩结为父子，深受重用。严党见倭患日益严重，想趁机攘功，赵文华便假借祭海神之名至前线视察倭情。

但是他并不了解倭情，对兵法也知之甚少，在这种情况下，赵文华“不问地形，日夜催迫”，再三催促张经剿贼。张经作为靖倭主帅，深知倭寇狡猾而且数量众多，当时从它省调集的兵力尚未集结，此时剿贼时机尚不成熟，万一失利，则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张经对赵文华之言不予理会。这就惹怒了赵文华，他便向嘉靖帝进密疏弹劾张经，诬陷张经“养寇糜财，屡失进兵机宜，惑于参将汤克宽谬言，欲俟倭饱载出洋，以水兵掠余贼报功塞责耳，宜治以纾东南大患”。然而，就在赵文华密奏发出没几天，张经通过周密部署，大败倭寇。

见此，赵文华又立即奏报，谎称此次大捷是他和胡宗宪之功，并称这是他们指挥浙兵投毒之效。嘉靖帝深信其言，而对张经的奏言置之不理，并下令逮捕张经、汤克宽，对其论死系狱。张经上疏辩解，言及王江泾大捷的实情，然“帝终不纳”，最终于十月被斩于市，“天下哀之”，时“举朝知其冤，莫敢奏”气作为主帅之一的俞大猷也因张经之案受到了牵连而被贬谪，他怒斥赵文华把王江泾之捷攘为自己投毒之功，这种行为实为“同恶相济，欺天罔人”。

俞大猷认为，赵文华此举是基于攘功迫害的私心，并且他对此次大捷的原因有如下叙述：“此举成功，实由永顺之兵首破贼锋所致也”气此事天下之冤，也引来部分有节官员为张经等抗倭将领伸张正义，当时便有阎望云、李用敬等官员上言：“王师大捷，倭夺气，不宜易帅”，然而嘉靖帝闻之大怒曰，“‘经欺诞不忠，闻文华劾，方一战。用敬等党奸。’于是每人受廷杖五十，斥为民”。嘉靖三十四年七月，赵文华又弹劾浙江巡抚李天宠，以胡宗宪代之，嘉靖帝更以赵文华贤能而重用之，自此赵文华“出总督上，益恣行无忌”，“文武将吏，争输货其门，颠倒功罪”。可见，严党因攘功而迫害靖倭将领，嘉靖帝却糊里糊涂听信谗言，众多忠臣为之寒心，不仅让明廷无人才可用，也大大助长了倭寇的嚣张气焰。

嘉靖年间，由于部分地方官员与豪门巨贾、倭寇海商存在利益关系，或是受到错误政绩观的误导，瞒报、谎报倭情的情况非常普遍。嘉靖二年，李承勋在奏疏中表明众多地方官员在倭寇登陆之前不能事先预防，在倭寇肆意劫掠之时又不能及时有效进行剿捕，因此错失剿倭机宜。并且他认为地方官员上报的倭情奏章多有不实，“具各事设掩覆而言辞多遁，情狃宽纵而功罪未明”，每遇倭寇入侵，地方官员“虽云行动，亦只顾常，所以屡渍宸聪。多是曲为裁答，即今因循日久”，“以致荼毒生灵、占据城池、劫夺库藏、燔烧官府、戮害将臣、辱国损威”。

可见，嘉靖初期，地方官员瞒报倭情的情况就多有发生，并且造成了严重的人民财产损失。杨宜任靖倭总督期间，“徘徊钱塘、宴饮唯诺、怡然若无事”，自受命督兵始，朝中士大夫便时刻关注前线战况，不料杨宜的奏疏两个月之后才姗姗来迟，并且所奏多有不实，这一情况也引起朝野上下议论纷纷。

徐阶对此在《复杨裁庵》中有提及，杨宜“选练乡兵，茫然未有头绪，而前疏乃云乡兵可用。贼盘据海滨，两巡抚之兵，皆不能取胜，而前疏乃云贼己遁去，又云指日可平，彼此参校，动涉欺诬”。嘉靖三十九年，福建御倭官员刘焘上疏言“地方稍宁”，而巡按福建御史樊献科奏“福建山贼，倭夷并起”，二人所奏倭情相互矛盾，后经兵部查实，始知刘煮所奏不实，若没有核实信息而信之“地方稍宁”，不能准确把握地方倭情，及时作出御倭策略，任由倭寇肆虐，贻误剿倭时机，势必造成更大的社会动乱。

这种“海道、备倭等官，弊多隐匿”的状况，还可以从政府所下政令中窥见一二，如嘉靖帝就曾严明“巡视都御使亲诣地方勘察，据实参奏”，可见官员参奏不实的情况时有发生，但是由于政治腐败、党争激烈，政令在执行上不能得到多方合力，收效甚微，仍有大量虚假倭寇信息，严重干扰朝廷对倭情的了解和判断，进而大大削弱了抗倭决策的正确性和时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