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文官如何就医

病与人类相伴相随。即使是皇帝与官宦，也不能避免病痛的发生。

官员一旦患病，首先对于个人来说，将面临身体不适的感官体验与精神意志的双重折磨，甚至个人仕途、家族发展也会受到影响；其次，官员个人疾病也对国家政务有所影响，常有因病而耽误或怠慢日常政务的情况。

目疾、眼病在宋代文官中较为常见，眼科在宋代官方医学中已发展成为独立的一科。眼疾与个人不良生活习惯有着密切的关系。宋代文官大多饱读诗书，常常用眼不当，故患目疾者良多，严重者颇为影响读书治学与日常公务处理。

臣子上殿奏事时，皇帝时而发问。为了避免回答不上来，臣子们一般会熟悉一下札子上面的内容；而那些眼睛不好的则需要提前准备，甚至要做到能诵读的地步。

除了眼病比较常见外，足疾也是十分常见的。

在宋代文献中，记载官员“足疾”的例子较多。年迈之人常常行动不便，在肢体上的表现较为明显，极易被记录下来。大部分宋人并不追求确切的病症描述，因此只要发生在足这一部位的病症都被统称为足疾。

痢疾，又名滞下，中医认为主要是由外感时邪，以及饮食不洁所造成的，以腹痛，大便次数增多，便赤白脓血为主要症状，于夏秋季节多发。苏轼曾自言：“患痢后，肠滑，甚困”，身感困乏无力，因为自身经历，苏轼还将自己治疗下痢的方法记录下来。

宋朝官员得了这些疾病后，又是如何管理的呢？

中下层官员为维持生活，经常是生病但不上报，这也导致病情越来越严重。官方为保证政务实行效率，也为促进官僚体制内部新陈代谢，从多个方面采取措施体量官员身体是否老疾不堪任事。因此，常对官员身体进行验视，此举主要针对于中下层官员。

皇帝还曾多次下诏令各路监司对于地方老疾官员进行体量，及时上报朝廷以做出抉择，终宋一代，从未停止。

隐瞒疾病而导致旷废职事而不自陈的人，一经发现被上报上去后便会被斥责，情节严重的则罢免。

另外，又以反制措施促使官员自觉陈述病情并申请致仕。其一，减少致仕后应得待遇。二，殃及后代子孙。

官员因疾病申请病假，需要履行相应手续。申请三日内病假相对较为容易获批，而超过三日程序更加繁琐，还将由官方派遣医生验视疾病。官方检验是否患有疾病是以医官诊视结果为准。

自宋初以来，官方不断重申政令完善病告制度，以加强对于托疾避事行为的验视，甄别真假疾病，尽可能保证官员申请病告时别无规避，因此官员须经一系列的程序方可获得病假，获得病假后仍存在不少后顾之忧。

又因寻医制度下官员须解职离任罢俸，二年或一年方许朝参，影响个人仕途发展。当官员久病不愈或病情较为严重时，病告的作用非常有限。因此官员患病时极少主动申请寻医，大多选择闲职、外任以养病。

因此在官员病情较为严重、无法胜任职事时，病告仅被作为一种暂时的、以应急为特征的处理疾病方式，而官员也常为达成申请外任、闲职等的目的将病告作为循序渐进的过渡期。

高级官员患病时虽可享受特殊恩礼，如宽假续俸等。

因以疾病为由常被怀疑为诈疾避事，因此多数官员在奏状中极力渲染自身疾势严重之窘况，既强调久病体衰不能堪任职事、现任官职并非养屙之地，又表明并非借疾以逃避事务，目的仅为寻一理想去处以安疾病，但通常需要较长时间向皇帝表明自身状况及诉求，从而洗脱托疾避事的嫌疑，因此不利于安心养病。

皇帝出于爱惜人才或为彰显君臣节义，多次不允臣僚申请就医的请求。官员为达目的，多次强调自身疾病严重，难以堪任职事，皇帝不允其请，称臣僚疾病为“微疾”，认为微疾当自痊、高年者疾病屡攻为常事，便给予宽假以疗养疾病。

正因申请闲职、致仕以养疾不易获准，部分高级官员不得不做出妥协。薛奎晚年患喘疾，请求外任，皇帝不许且让他在京治疗。其中不少官员多次求致仕养疾仍不允，不久便死去。

宋朝文官享有怎样的医疗资源？

一般来说，中高级官员疾病诊疗由翰林医官院以及元丰改制后太常寺下辖的太医案等机构负责。翰林医官院作为中央最高行政管理与医疗机构，隶属于入内内侍省所属之翰林院。

如上文所述，为大臣派遣医官是官员申请病假程序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朝廷可从中得知官员身体状况，而真正患病官员也可因此获得就医养疾机会。在宋代，为患病官员派遣医官具体细节有一定的变化。

特殊环境下官员患病就医也有相关规定。官员执行特殊任务时有医官随行；在官员赴任途中，若遇疾就医仍有相关规定。

地方医官也可为官员提供医疗照顾。宋代地方医官主要包括地方医学教育系统中的医学教授、医学博士、医学助教以及由中央派往地方的驻泊医官等。

地方医学博士、医学助教隶属于各州府衙，主要职责在于教习生徒，致力于促进地方医学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又兼顾诊疗等事。既隶属于各州府衙，那么诊疗的首要对象便是各州的主要官员。

明文规定地方州府征召医学生徒，大郡十人，小郡七人。由医学博士、助教作保后教习医书，并强调医学博士由精通医术、治病有效之人担任。

驻泊医官是由中央翰林医官局派往地方的医务人员，主要任务在于治疗地方军民疾病。

不论是医学博士、医学助教与地方医学生，还是驻泊医官，人数较少，无法满足庞大地方民众的医疗需要，但在一定程度上，却能为现任地方官员提供相应的医疗服务。

官员既是官方医书的编撰者与传播者，甚至还是受益者。

一方面，馆阁官、儒臣与中央医官参与医书的校正与编写；政府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有义务向民众传播官方医学知识；另一方面，官员作为病者，也可直接或间接从官方医书中按方合和药物，为治疗疾病奠定理论基础；官方医书中增加了一部分医案，其治疗对象为官员，也为医书的编写提供了素材。

宋政府还将官修医书纳入医学教育中，为国家培养医学人才提供知识载体，还对构筑医生的知识体系、医生的临床实践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官员可利用官方医书为自身疾病服务。医书编修完毕后，皇帝下诏颁行于各州，令各州医博士代为保管，可供地方吏民抄写。

宣医是皇帝为展现对臣下关怀的重要方式之一。自太祖以来，中高级官员患病时，皇帝下诏派遣内侍宣押医官为其诊疗，称为“宣医”。为大臣宣医也有一定的禁忌。一般情况下，不可派遣为皇帝诊御脉的医官，即诊御脉者，但偶有得皇帝眷顾者例外。

不作宣医，仅以内侍挟太医为官员诊治的方式较为常见。宣医与遣医有所不同，宣医程序较为繁琐。不作宣医，可省去其中程序，直接为官员诊治病情。遣医时还会一并将药物、药方赐予大臣。如若医官治愈大臣疾病，还有一定的奖励措施。

除此之外，医官的考核、磨勘、迁转等均与治愈人数密切相关，这也从侧面提高了治愈官员疾病的可能性。皇帝问臣下疾，为君臣互动方式之一种。具体表现为亲临问疾以及遣使抚问。前者更为直接，后者为间接传达。既可展示皇帝对于臣僚的关怀，笼络人心，又可激励臣下更加积极地为君分忧、为国效力。

皇帝派遣使者代为慰问大臣疾病，也较为常见。除遣医赐药、亲临问疾之外，皇帝还给予大臣以特殊恩礼，大多为病假过百日仍给俸、免除必要的礼节与程序等。臣僚患病时，皇帝还特诏其子孙侍疾，以彰显孝道。

官方为患病官员派遣医官诊视，皇帝遣医赐药或给予特殊恩礼，都是朝廷优待官员方式的体现。官员品级越高，享受的医疗待遇越为优厚。但从另一层面观之，医官秉承朝廷乃至皇帝旨意，为官员诊视病情亦是用医疗手段控制官员身体的方式之一。

除了享受官方医疗待遇以外，利用民间医疗资源治疗疾病也是官员日常医疗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官员利用民间医疗资源治病主要包括寻找民间专业医生、求助于僧医、道医、巫医等。

治愈疾病是患病官员寻求民间私人医生的直接诉求。具有家族医学传承或名医更是民间医者医术高超之体现，因而成为官员择选民间医生的重要标准。而能被官员所延请的民间医生，多半是名医或因医者治病效验为其身边人脉所知。

另外，医者道德品质也是官员择医过程中一项重要的考量要素。但民间医生医治水平良莠不齐，亦不乏庸医之辈，常为官僚士大夫所恶。因而，并非所有患病官员都如此幸运，如愿觅得良医。在茫茫寻医路上，频繁换医、试探医生医术现象时常存在，医者妄投汤剂、疾病治疗无效死亡者比比皆是。

总之，民间专业医生在官员疾病治疗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一般来说，民间医生诊疗经验较为丰富。相对于皇帝派遣医官来看，患病官员在延请民间医生诊疗过程中呈现出较为主动的状态，试医、频繁换医现象较为常见，属于病者主动、医者被动的诊疗模式。

民间医生以病人为中心，有利于患病者如实叙述病情，于病人家中看诊，医疗氛围相对轻松，更利于医生了解患病者的生活环境、对症下药。

民间医书主要是指除官方编修医书以外的由私人撰写的医学类著作。在宋代皇帝重医、官僚士大夫知医、尚医的风气下，出现了大量由私人撰写的医学方书。

民间医生手中药方难得，多须重金酬之或可得之。而官员之间互相传播药方，私家医书等现象却很常见。其中大多是经试验后治病有效的验方，因而便推动了医药知识在官员阶层中的传播与流动，也成为官员患病时的案头之物。

民间医书撰写者为提高作品知名度，邀请名士为医书作序跋，还将医书赠予名士。

总而言之，官方医疗资源与民间医疗资源对于宋代官员日常医疗生活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中高级官员相对有较多机会接触宫廷医疗资源，可得官员派遣医官诊治之待遇；高官近臣、重要军事将领还可得皇帝遣医赐药、问疾等特殊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