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三公是中国古代三个最高官职的并称，而非某个官职的名字。三公自秦朝出现以后，一直都是封建政权内部最显赫的官职。而三公并非一成不变，由于时代的不同，各朝代三公的具体官职称呼不同，其执掌的权力亦不同。

魏晋时期的三公分别是司徒、司马、司空。从三国时期至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自秦汉统一以来第一次大规模、长时间的动乱，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很深。

探究这一时期的三公也就是朝廷最高职位的变化，有助于梳理纷乱历史的脉络，更为详尽地展现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时代背景。在这段乱世里，三公从实质性控制权力的高级官员，变成了给知名大臣的荣誉职衔。

一、三公在魏晋之前的滥觞与演变

1. 秦汉（西汉）时期

三公是秦汉中央政府的最高官职，是百官之首领，然秦并未设置“三公”。秦时代的“三公”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而且官方并不称此三个官职称为“三公”，这只是对他们的习惯称呼及敬称。丞相“统领百官，总庶政事”。

太尉则是国家最高军事长官，与丞相等。御史大夫则是监察百官，同时协助丞相处理政事。由于御史大夫监察的主要对象还是丞相，因此可将御史大夫视为制衡、分割丞相权力的一个官职。这也是三公制度出现的缘由—分权。

汉朝统一中原后延续了秦的政策，三公政策的雏形同样如此。由于封建体制皇权集中的特性，一人掌权的丞相制度被三公制度分权替代是符合历史规律的必然之事。西汉太尉之职不常设，而逐渐代之以大司马、大将军之衔，后取消了大司马兼任大将军的惯例。

汉成帝时期，御史大夫何武上书建议，将御史大夫一职更为大司空，与丞相、大司马共为三公，获得成帝准许，三公正式成为国家承认的最高官职。这一时期，三公不仅享有崇高的声望和待遇，手中也握着实实在在的权力。

2 .东汉时期

东汉光武帝刘秀提高皇权，有意将政事交给台阁处理，名义上更加尊崇三公而取消其实权。

三公的表面职责变得宽泛无所不包，实际上并不能真正管理任何事务。杨秉评论三公时说“三公职权，无所不统。”

而实际上却并非如此。据史书记载在东汉，三公“称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在舆为下，御座为起。入则参对而议政事，出则监察而董事非。”在这里可以看出，三公的责任包括建言献策，监察百官。

而监察百官的权力，事实上已由皇帝授予尚书台。所以三公的职权，就在建言献策上。但在名义上，三公仍然是百官的首领，仍比较广泛地参与朝政。

二、魏晋时期三公的“勋章化”

所谓的“勋章化”，指的是魏晋时期的三公已经成为一种荣誉官职、一杆由声望编织而成的大旗。三公不再拥有实权、甚至不再拥有监察百官、针砭时政的权力。三公不能过问时政，除非由皇帝召问。这也是皇权进一步集中，以及“中外朝制”影响的结果。

1.实权的消失

在东汉前中期，三公尚有“监察百官，言达天听”的权力，虽然不再掌握实权，仍然可以对百官形成一种威慑。而在东汉后期，三公已然开始“坐而论道，不预庶政”。

三公的名称亦有所削弱，将“大司马”改为“司马”、“大司空”改为“司空”以降低其气势。这时的三公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因此曹操于建安十三年（公元 208 年）直接撤销三公。

2.功能改造

魏文帝即皇帝位后复设三公，并彻底将其打造为一面旗帜以集天下之望。三公位尊爵显，养尊处优。因此必须由时望极高的人来担任，否则宁愿将其空置，不能滥授，有些人也会因自己声望不够主动推辞三公之位。

徐邈数次被朝廷授予三公，却总是推辞。他说：“三公坐而论道，无其人则缺，岂可以老病忝之哉？”

若三公所用不得人，则会招致对政府、对本人的嘲笑与攻击。例如魏文帝授贾诩为三公，孙权听说后，当即嘲笑说“贾诩复能为三公耶？”东晋陆玩担任司空之职，有人对他说道：“当今乏才，以尔为柱石”。

这是很明显地批评他声望不够还接受了司空的任命。而陆玩并不感到生气，而是认同对方的说法：“以我为三公，是天下为无人。”可见魏晋时期三公的荣誉、声望之高。因为担任它的要求高，其声望必须足以担当“天下之望”，其任务却只是“坐而论道”，像是一枚闪闪发亮却并无实际作用的勋章，因此称魏晋时期的三公“勋章化”。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三公也已经不是最高的荣誉官职，它已然不是众多勋章中最闪亮的那一个。最高的荣誉官职是上公，例如太傅、太保。上公，谓其位在三公上者也。

三国时期，三国均设有太傅，部分设有太保。在后世明清等时期，司空、司徒、司马已然撤销，代之以三公的正是此时出现的太傅、太保、太师。

三，魏晋三公“勋章化”的原因及其历史必然

魏晋虽然是一个较为动荡的时期，但历史规律有其必然性。三公在魏晋的“勋章化”是在秦汉三公实权以及东汉三公失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那么，为什么三公必然走向这样的历史发展方向。探究时代脉络与历史规律，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两个答案：即“权力集中”与“中外朝制”。

1 .权力集中

自秦统一中国以来，历朝历代的发展趋势就是权力不断集中于皇帝一人，即所谓的加强皇权，最终在明清时期这一趋势达到顶峰。

最初，皇权与相权的冲突，导致皇权不断受到相权的挤压。要想提高皇权，则必须打压相权。具体的方法就是分割相权，使其变得更加弱小，难以与皇权对抗。因而秦始皇委任军权于太尉，复分政权于御史大夫以削减丞相权力。“一公制”变成了“三公制”。

慢慢地皇权会发现分割后的相权还是太大，于是继续分割，至后来有三省六部九卿等。但是国家的资源有限，如果权力分割地太多，会使国家难以承受大量官僚带来的极高行政成本。宋代出现的“冗官冗费”，就是由于权力分割太严重导致的。

因此，在行政成本与皇权集中里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是历朝历代统治者努力的方向。三公从实权走向失权，再到魏晋时期的“勋章化”，完全是出于皇权需要集中，相权需要更多分割至极弱小，以达到其不能对抗皇权甚至必须从属于皇权这一目标的结果。

2 .中外朝制

三公从秦汉时期的最高实权官职变为东汉时期监察、进言之官再到魏晋时期的坐而论道之官，从执掌大权到不问世事，这个过程不仅三公会经过，任何中央的官职都会如此，这都是因为中国几千年来封建体制的惯例—中外朝制。

何为中外朝制？在国家的政治体制中，有固定、正式的常设官员组成政府。在规定中，这些官员组成的政府处理政务，拥有权力。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权力来自于皇帝，已成规定的政府对皇权会有一定的限制。

为了打破限制，皇帝授予周围亲信以权力，直接处理政事，将权力更加集中在皇帝手中。这些围绕在皇帝身边组成的新的权力机构，就是“内朝”，那些名义上正式掌握权力实际上职权被“内朝官”侵夺的常设官员，就是“外朝”。

“内朝官”为了方便执事，皇帝往往给予其极大的权力。同时为了不让它反过来威胁皇帝，他们的官职往往很低。

这样“权不配位”是不正常的，拥有权力的人会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地位。同时“内朝”存在合法性上的问题，不能长期进行统治工作。因此“内朝官”的地位会逐渐提高，也会逐渐规范化、正式化。这时的“内朝官”已然变为“外朝官”，皇帝身边则会再次组成新的“内朝”，循环往复。

总结

司徒、司马、司空是魏晋时期的三公，是“坐而论道、不预政事”的清要显官。秦汉时期三公执掌大权，东汉时期权力被削弱。此时的三公必须由声望彪炳的人来担任，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则宁愿空设，也不能滥授。

否则就会引起国家内外的不满与惊诧。可以说这时的三公是一个国家的“门面”与“象征”，吸引天下的人才为己效力。

三公之所以失去实权由“官印”变为“勋章”，是由两个不可避免的历史因素造成的。权力集中表明封建社会权力必须被分割以确保皇权的独尊地位。中外朝制则说明围绕皇权总是不断的产生新的权力机构，旧设的官员失去权力“坐而论道”，实在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