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川镇与唐三省六部制有啥关系？

对于原来的剑南节度，西川镇已被极大地削弱，但三省六部制仍然对它非常重视。仍是唐统治范围内最为繁荣的地区之一，继续受到三省六部制重视，因此才会千方百计收归控制之下。但唐对西川的重视中也潜含有进行掠夺的目的，主要表现在出任西川的官员贪暴，甚至公开抢夺财物。当然这种现象也有很久的历史，并非西川镇设立后才出现。

唐初，由于剑南无战乱，保持了安定繁荣，但大小官员贪赃舞弊严重，《旧唐书·皇甫无逸传》载：“时益部新开，刑政未洽，长吏横恣，赃污狼藉，令无逸持节巡抚之，承制除授。无逸宣扬朝化，法令严肃，蜀中甚赖之。

每日吏士多被鞭挞，流血满庭，见者莫不重足股栗”，统治十分残暴。武则天当政时，垂拱四年（689）蜀人陈子昂上书中也提到益州长史李崇真以防备吐蕃为名从中渔利，造成“蜀人残破，几不堪命”。姚璹出任益州长史时，“蜀中官吏多贪暴，璹屡有发擿，奸无所容”，姚璹虽使官员贪污现象有所收敛，但他在处理新都丞朱待辟谋反案中亦表现出了凶暴的一面。

名臣张柬之入蜀担任蜀州刺史时，也上书指责剑南边州的官员“唯知诡谋狡算，恣情割剥，贪叨劫掠，积以为常”，“聚会蒲博，一掷累万”。郭元振举进士后出任梓州通泉尉，“前后掠卖所部千余人”。后受到武则天的召见，也没有对他进行任何责罚。天宝年间，王秦客出任泸川郡（泸州）司马时，整个郡贪污成风，“上自专城，下洎僚属，从贬黜，十有八九”，唯有王秦客因清廉而没有受到处罚。

继任的郭英乂为观妇人击球，“制钿驴鞍及诸服用，皆侈靡装饰，日费数万，以为笑乐”，导致失去人心，崔宁趁机起兵反叛。西川镇设立后，崔宁担任节度使期间，他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也大肆搜刮以讨好朝廷中掌权的元载等人。元和以后，西川吏治也无根本好转。

高崇文平刘辟之乱后担任西川节度使，任职期间，还能做到“不事威仪，礼贤接士。身与子弟车服玩用无金玉之饰”。但他离任时却“尽以金帛、帟幕、伎乐、工巧行，蜀几为空”。其掠夺的财富，一部分为朝中重臣所分享，如他就曾送给杜黄裳四万五千贯。李夷简任西川节度使时，也曾严惩巂州刺史王颙，后者在任期间因贪赃引起属蛮叛去。

中间虽掺杂了文武间的矛盾，但这种指责也不是毫无依据。综上来看，西川官员贪暴并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三省六部制长期纵容的结果，西川官员巧取豪夺财富中的一部分，实际上为皇帝及朝中大臣所分享。

唐廷对西川往往征收重税。这在安史之乱后已特别严重，杜甫就曾谈到：“然河南河北，贡赋未入；江淮转输，异於曩时。惟独剑南自用兵以来，税敛则殷，部领不绝。琼林诸库，仰给最多。”安史之乱后，河北不服从中央，河南在战争中破坏巨大，而转输江南财富也暂时比过去有所倒退。

剑南成为了朝廷的主要财赋供给地，承受着重税。高适也曾谈到成都、汉州、蜀州、彭州四州承担了相当于十州的重税。唐文宗开成年间，在延英殿奏对中，李石也谈到他在西川使府任僚佐时看到，当地百姓因税重而追思韦皋不已。在两税法实行后，唐廷在西川征收现钱，并不折纳实物，在唐后期钱重物轻局面下，无疑是重税的变相形式。崔郸担任西川节度使时，经他向朝廷奏请后才有改变，百姓负担有所减轻。

唐廷还制造了一些打压西川的政治舆论。其中最重要的是“蜀兵脆弱。唐后期，“蜀人脆弱”的看法依然存在。所谓“安潜以蜀兵怯弱，奏遣大将赍牒诣陈、许募壮士”。不仅多任西川节度使持这一看法，中央派赴西川任职的其他官员也有类似看法。大中年间，孙樵在《书田将军边事》一文中，借雅州刺史田在宾之口，讲述了广德至建中年间吐蕃进攻西川时蜀兵的表现。

其实，“蜀兵脆弱”的看法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咸通十一年成都保卫战中突将的出色表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乾符二年突将反叛中，随高骈入蜀的天平军并不能抵挡突将进攻。胡三省也以韦皋依靠西川军队抵抗吐蕃，未尝借助其他道力量为证，反对“蜀兵号为懦弱”的看法。

通过这些，我们看出，蜀兵战斗力是很强的，所谓“蜀兵脆弱”只是一种对蜀人的偏见。也是三省六部制打压西川地方势力的政治舆论。只有强调蜀兵无能，客军才有足够理由进入西川。

综上，从在蜀官员表现、“蜀兵脆弱”舆论的存在、城墙修筑不完善及获得筑城技术晚可以看出，唐廷在重视西川的同时，也存在着对西川掠夺、防范、歧视的另一面。

在唐代，三川一词所指的区域有两个：一是指洛阳及其附近地区，常兖《太子宾客卢君墓志铭》载：“公之居守也，自胡马入洛，三川大残，长乐卫尉，悉无官守，中台文书，尽成灰烬，而白昼大都之中，剽吏夺金，杀人横道，河南尹不能禁。”这里谈的是安史之乱后洛阳的情况，可见这里的三川即指洛阳及其附近地区。二是用来指称西川、东川和山南西道三镇。就目前记载来看，剑南三川最早使用于永泰二年（766），即第五琦被委任为关内、河东、剑南三川转运常平铸钱盐铁使之时。

正如第一章第二节所述，这个时间正是三省六部制为处理剑南危机，确定将剑南一分为二之时。这种矛盾的做法，表明一方面出于控制的需要，在行政区划上将剑南进行分割，另一方面三省六部制又需要统一处理涉及东川、西川、山南西道的事务。就在这一年，朝廷重臣杜鸿渐为持节山南西道、剑南东川、西川、邛南、西山等道副元帅仍充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表明唐廷在处理剑南危机上也是将本地区作为整体加以把握的。

剑南分置为西川、东川格局的形成后，每当剑南某一镇有事，朝廷所派使臣一般都带三川的使衔出使，力求统筹全局，协调各方力量。如贞元八年（792），唐廷派宦官西门珍为剑南三川宣慰使；永贞元年（805），韦皋卒后，刘辟据蜀作乱，三省六部制委派宰相袁滋为剑南东西两川、山南西道安抚大使。同时，三川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也需要三镇联合处理。

唐末，面对黄巢的进逼，唐廷为在西南营建避难所，对三川的节度使也统一加以委任，“令孜见关东群盗日炽，阴为幸蜀之计，后又“以杨师立为东川节度使，牛勖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与此相对照，西川在实力增强时也会寻机谋求扩张，其目标是求领三川。永贞元年（805），西川节度使的韦皋凭借在任上取得的巨大功绩，向朝廷第一次提出这个要求。韦皋以都领三川作为支持王叔文的交换条件，却遭到拒绝，这也促使他转而上书反对王叔文，要求太子监国。唐宪宗继位后不久，韦皋暴卒，西川为刘辟控制。唐宪宗迫于刚即位，力图息事宁人，授予刘辟西川节度使旌节。刘辟掌权后继续“求都统三川，与同幕卢文若相善，欲以文若为东川节度使，遂举兵围梓州”。

可见，刘辟举兵攻打东川仅是第一步，据韦乾度的的回忆，在进围梓州后，刘辟还“转牒盩厔以来县道邮次，酒肉毕具，刍荛无匿”，则进军山南西道是其下一个目标。刘辟将求领三川的要求付诸于行动，但他也低估了宪宗的决心。面对刘辟的进一步要求，宪宗决定对西川用兵。在中央军和邻镇军队的打击下，刘辟失败被擒杀。最后，西川镇为求领三川的目标付出了代价，将六州割给邻镇，实力遭到进一步削弱。

刘辟之乱后，西川军事力量明显削弱。但大和年间，在西川被南诏侵略蹂躏后，历任节度使都重视加强军事力量。至陈敬瑄执掌西川时，西川除实力强大外还因节度使个人因素，得到了掌权宦官田令孜的支持。在这种局面下，西川再次产生扩张了要求。中和四年（884），涪州韩秀升反叛，陈敬瑄派高仁厚率军平叛。高仁厚先前已经平定阡能之乱，功劳已高。

为激励高仁厚努力，陈敬瑄告诉高仁厚：“成功而还，当奏天子，以东川相赏。”陈敬瑄对部下做出这种承诺，反映出其力图凌驾于邻镇之上的野心。当然，这种野心引起了东川节度使杨师立的极大不满，史载：“师立闻之，怒曰：‘彼此列藩，而遽以我疆土许人，是无天地也！’” 因把持朝廷大权的田令孜处置不当，最终杨师立还是举起反叛的大旗。

三月甲子（三日），唐廷委任陈敬瑄为西川、东川、山南西道都指挥招讨使，同时还委任高仁厚为东川留后，率军进讨。这次任命表明，陈敬瑄借朝廷之力取得三川军队的指挥权，其地位已凌驾于各镇节度使之上。杨师立被攻灭后，中和四年六月，高仁厚正式被委任为东川节度使。同年十二月己丑（三日），陈敬瑄上表辞三川都指挥、招讨、制置、安抚等使，唐廷接受了他的辞呈。此后，陈敬瑄可能还曾被委任为三川节度使。

光启元年（885）十月，唐廷再次委任陈敬瑄为三川及峡内诸州都指挥、制置等使。就在这期间陈敬瑄和东川节度使高仁厚发生冲突。为何发生冲突，现存史书并无记载。笔者推测这与陈敬瑄担任三川及峡内诸州都指挥、制置等使后力图控制东川有关。据前引杨师立语可见当时人们观念中，但凡节度使均是对等关系，不容一个节度使凌驾于另一个之上。陈敬瑄力图控制东川的步步紧逼激发了高仁厚的反抗，最后双方兵戎相见，高仁厚兵败被杀。

陈敬瑄上任后，在田令孜的支持下，谋求统一三川。因昭宗与田令孜存在的矛盾，昭宗即位后，西川成为了朝廷讨伐的对象，西川力图统一三川，也激化了同邻镇的矛盾。在文德元年（888），朝廷派韦昭度主持讨伐西川的战争中，东川、山南西道均参与。最终，陈敬瑄在西川统治垮台，王建趁机占据西川。王建入主西川后，虽没有求领三川的口号，但其实际行动却是在逐步实现领三川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