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赵尔丰在近代四川的历史上一直是很有争议的这么一个人物。最初从革命的角度来看，认为赵尔丰是一个早年热衷于仕途的酷吏，晚年也颇不光彩，给予了赵负面的评价，在后来，特别是本世纪以来，从其清末经营川边，提倡的经济，文化现代化，及维持国家的安定团结等领域分析，很多历史学家都对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赵尔丰的早期官场生涯

赵尔丰，汉军正蓝旗人。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 ,赵尔丰家从他高祖开始就是清朝的国家干部，而且赵尔丰的父亲是道光年间的进士，他的哥哥弟弟同样是后来考取了进士，就赵老三一个人怎么考他也考不上，他爹看着也着急，家里现在老二最有本事，要不给老三想想办法呗。

赵尔巽

这时老二赵尔巽正在广东当官，说要不给老三捐个官吧？来广东，还有个照应。于是赵家就花钱给赵尔丰捐了个盐官，分发广东。

山西静乐县旧照

在盐官这位置上，赵尔丰干了很多年，总算在1884年等到一个山西静乐县的知县，赵老三这时已经快不惑之年了。为什么赵老三能够熬出来呢？还有这官当得是不是有点远了？旧时从广东跑到晋西北黄土高原可不近，他二哥也罩不住他了啊。

锡良

如果说赵尔巽和赵尔丰还算哥俩好的话，那赵尔丰生命中最重要的贵人就要出场了，谁？锡良。

在史书上说，赵尔丰在山西静乐、永济、洪洞等县做知县，还是做出了不少成绩，在《清史稿.赵尔丰传》中提到，赵尔丰“清狱治盗，匪绝迹。躬捕蝗，始免灾。”

后得已升河东监掣同知，护理河东道，为当时任山西巡抚的锡良所器重。锡良调任河南河道总督，委赵以河工，保升道员。”清史稿后来是谁写的？就是他哥赵尔巽写的。

赵尔巽肯定在清史稿中没法提到一件事，那就是他和锡良的关系，赵尔巽和锡良是什么关系？可能不仔细看履历还真不知道，毕竟感觉两人离得挺远，而且年龄相差也比较大了，锡良其实比赵尔丰还小8岁。但是，他俩因为一件事联系在了一起：同治十三年(1874年)进士。

这是什么关系，同年。同年之谊从科举开始就是士人阶层人际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人要问了，你写赵尔丰经营川边，你扯这些干什么？

其实不然，我们都说一个人的性格的养成和家庭背景和经历有很大关系，赵尔丰肯定也不例外，他那种家庭出生，肯定从小就是听着“修身治国平天下”之类的话长大的，那你说赵老三在家里是什么地位？

今天哥哥考上进士了，明天又一个哥哥又考上进士了，过了几年，连赵尔萃那小屁孩都考上进士了，我赵老三还是一事无成啊，他压抑啊！

哪怕后来锡良觉得赵尔丰确实干练而开始赏识他，他内心多多少少肯定还是会认为是锡良和他客套，他必须得做出一些更高的成就，才能满足。

为什么？

因为他太渴望功成名就，太渴望被人看得起了！

分析到这里，我们可能对赵尔丰后来在四川和川边的所作所为有更进一步的理解了。所以在一些历史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学者对早期的赵尔丰的评价“热衷仕途的酷吏”。

四川总督 锡良

光绪二十九年，锡良调任四川总督，赵尔丰随之入川，先后任川汉铁路督办、永宁道道员、建昌道道员。

这时赵尔丰多大年龄了？58岁了。老话说人生六十古来稀，赵尔丰的心情可想而知。

因此他更需要加快成功的步伐，这也造成了他性格中残暴的一面，不听是吧？老夫可没那么多耐心跟你解释，拖出去，砍了！

经营川边迈上人生巅峰

1905 年，刚愎自用、自称“凤老子”的驻藏帮办大臣凤全被巴塘土司擒杀，锡良向朝廷举荐赵尔丰参与平叛活动，赵尔丰开始了“剿办巴塘七村沟”，后来又在“桑披寺之战”中威名大震，可谓一战成名。从此，赵尔丰正式迈上了经营川边的官途。

赵尔丰

第二年，清朝决定设立川滇边特别行政区，赵尔丰被被封为川滇边务大臣，这个职位可是和省督抚地位相当的，他一跃成为封疆大吏。哪怕就是到了这个时候，时人都还在传言，说这个官不是他正经得到的，是他二哥花了几十万的银子买来的。

户部尚书、盛京将军 赵尔巽

也难怪大家在下面议论，赵尔巽那时确实已经是达到了他生涯的最高峰，户部尚书、盛京将军，那可是相当于后来的东三省总督的地位，买个封疆大吏也不是办不到。

那你要是赵尔丰你郁闷不？我六十一岁的一个老头子，在高原上爬冰卧雪辛辛苦苦打了快大半年，到头来你们说我官是我哥买来的。

经边六事

把话题调回来，我们开始谈谈赵尔丰经营川边，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呢。

我们还是接着昨天的桑披寺之战后说吧，赵尔丰1906年做了川滇边务大臣后，就对川边地区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最主要的是改土归流。

他废除了川边藏区自元明以来实行的土司制，收缴了土司印信，并在康藏地区设置行省，建立县制，计全区设两道四府二十四县，统辖于边务大臣。

然后提出了使川边步入近代早期现代化的六项措施“兴学、通商、开矿、屯垦、练兵、设官”，也就是著名的“经边六事”。

这件事得到了清政府的高度赞同和支持，并拨银100万两作为边务开办经费。

在政治方面，改土归流是大势所趋，特别是平定了巴塘土司暴乱后，赵尔丰就制定和颁布了《改土归流章程》，永久革除土司之职，每个村公举一人为头人，管理村事。当然土司和头人不可能都那么听话，“顺则抚之，逆则剿之”。听话的就每年给你俸禄银子作为赡养费，不听话那就“咔嚓”。

第二步政务改革是废除农奴制，取缔了徭役。以前在川边统治阶层基本上是土司，头人和寺院，赵尔丰在《章程》里面首先就废除了旧的统治阶层的干预政事，解决民事诉讼的权力。

废除了家内奴隶制。像那种家里养着很多小娃子（家内奴隶）的，我们知道小娃子命运是很悲惨的，一代为奴，世代为奴，现在全部永久废除了“凡有小娃子者，与雇工同。”

然后废除乌拉徭役，按脚价来支付费用。百姓纳税也是交给国家了。

第三步是限制喇嘛人数，取消宗教特权。以前川边和西藏一样，都是政教合一的制度，喇嘛寺有很多特权、土地，而且还不承担任何的赋税和徭役。关键是喇嘛寺还拥有私人武装，设有监狱，法庭，那些做生意的从当地过，还要给喇嘛寺行贿保险，碰到土匪了，靠着有保险还能把财物追回来。

赵尔丰规定大的喇嘛寺僧人不得超过300人，小的喇嘛寺几十个人就不许招了。那喇嘛说，我要招徒弟怎么办。对不起，只有等到你们寺里不满300个喇嘛的时候再说。

喇嘛寺土地、牛厂、牲畜及喇嘛名额须造具清册送地方政府立案，并照章上粮纳税。

在文化方面，主要是兴办学堂，他认为川边民族的风俗习惯过于野蛮，建议藏人废除天葬，依照汉俗，实行土葬 ；凡是百姓，人人皆需剃发梳辫、洁面、着裤、戒烟、不得披头散发，不得随地出恭。

1909年(宣统元年)，赵尔丰晓谕巴塘、里塘藏民送子女入学告示。

对于教育文化，他也特别看重，兴学之初，藏民对学堂教育茫然无知，对让子女入学堂学习更有许多误解。

所以藏民一听到办学校，群皆疑阻，认为送幼童入学是当差或者是支“乌拉”（“乌拉”在晚清以前是藏区人民对土司，寺院的义务劳动），表现得很消极，并将子弟藏在寺庙和牧区，还纷纷雇贫家子弟冒名顶替。

为此，赵尔丰派人奔走于冰天雪地之中多方劝导，令塘兵、商民及蛮头人子弟年龄及格者入堂学习并给以衣服，加以礼貌，联以情谊。

国家在川边开设了学堂200所左右，学生约五千余名 ， 关外设学旨在普及， 针对藏族学生的实际情况编写《关外官话课本》、《巴塘唱歌读本》，力求通俗易懂。

为了提倡实业， 又举办各种类型的工读学校， 如巴塘学校设立雕刻科、草帽科、皮鞋科，河口学堂试养蚕桑等。

在社会习俗方面，改革旧俗陋习，推广文明，比如提倡一夫一妻制，发放婚书，相当于结婚证。同时鼓励藏汉通婚，驻扎在藏区的官兵可以娶藏女为妻，但是你娶了别人，你就要人担保你在关内是没有结婚的，你退役了你不能把你藏族妻子给抛弃了，必须带走。

赵尔丰的新政甚至涉及到了个人卫生方面，每天早起，必须梳头洗脸再去做事，不许不穿裤子，街道上的猪牛羊的粪便必须打扫干净，禁止随地大小便，厕，各地要建厕所，厕所还必须分男女。

交通方面，主要是修筑道路，办理邮政。当时川边藏区山高路险，交通不便。川边是固川保藏的基地，道路必须要通畅，

在赵尔丰的二哥赵尔巽来当四川总督后，赵尔丰又会同其兄一起准备修筑川藏大车道，但是这件事以当时的人力物力实在难于上青天。因此只完成了前期的准备工作。

清朝电报局

但是，成都到康定的电话线确实是在这时架设起来了。其后又在河口，巴塘，察木多等地设立了电报局。保证了通讯能够及时传达。

工矿建设方面，边藏地区金、银、铜等矿甚丰。改土归流以前，喇嘛教以神山神水为辞，禁止人民开采。赵尔丰认为办工厂、开矿山是边藏生财致富之道。他采取多种方式鼓励开辟利源，不要“弃利于地”。

如建立官办巴塘制革厂、印刷广和德格钢厂。在军队里，也鼓励战士业余挖矿，如程凤翔营在察隅开银矿。另外在里塘等地招商开采金矿。虽然这些都是近代工矿业的萌芽，有的甚至收效甚微，但对沉静数千年的边藏地区却是第一次带来了工矿业的喧器。

后记

赵尔丰在川边藏区实行改土归流和推行新政，使川边藏区人民摆脱了数百年来沉重的枷锁，获得了社会相对安定的局面，促进了经济、文教、卫生事业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

同时，不仅粉碎了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在英帝国主义策划下分裂川边藏区的阴谋，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巩固了我国西南国防，这是我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实施这些政策的时候，由于赵尔丰的性格使然，同样也发生了很多危害人民的事情，在对待少数民族方面，他视藏民为“愚昧、落后”，强调要先“威”后“德”，先“剿”后“抚”。

他在给二哥的信中提到“必以兵力扫穴犁庭，然后抚之以恩，归心向化，易如反掌。弟始知“南人不复反”(诸葛亮语)一语固得攻心之法，然亦始不先威而后德也。”

在处理政务中，他不仅残酷镇压反抗改革的土司和喇嘛教上层，同时也伤及不少胁从的喇嘛和人民。另外他不尊重藏族的风俗习惯，用内地的伦理观念强制藏族人民不准火葬、水葬、天葬，强制留辫，改用汉姓。

这种运用武力相威逼，使人民暂时屈从于其屠刀之下的改革，并没有赢得人民的真心拥护，而得不到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的改革成果是不可能得到长期维持的。

至民初，赵尔丰雷厉风行的川边改流成果大部分付之东流，铺设的电线被拆，修筑的道路桥梁被毁。

民初边藏局面，说明清末对西藏和川边的经营治理未达到预期目的，传统的边疆治理向近代民族国家内在要求下的边疆治理方式的转变并不成功，但对清末内外交困的危机之下的川边治理还是应给予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