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老人岛田孝治：来中国开咖喱店

闲暇时，岛爷爷喜欢在武汉四处转悠，春天他会去东湖赏樱花（受访者提供/图）

“岛爷爷”

2022年12月的武汉冷冷清清，疫情和北风一样严峻。三年前，新冠病毒在这里隐秘地传播，这一次病毒和人都坦然了许多，尽管感染者不断出现，人们还努力维持着生活的常态。

靠近武汉大学的东湖村巷弄里有美食一条街，卖水饺、炸鸡、盖浇饭等快餐，这条街的尽头就是武大侧门。以前来吃饭的学生多，三年疫情过后，半数都关门了，还开着的店大多专做外卖。岛田孝治的咖喱店是为数不多还能堂食的店铺，不过因为疫情严重，社区内还没有开放堂食，这段时间只能接外卖订单。

店里空荡荡的，但后厨一直缭绕着烟火气。三个大型不锈钢炖桶从早到晚地炖煮咖喱，厨娘们切洗炒制各类食材，洋葱、土豆、胡萝卜，熟练的人五分钟可以切好十斤洋葱，切片厚薄均匀，处理好食材后，负责做咖喱的人会按照一套严格的时间流程将不同食材加进炖锅，例如，放胡萝卜的时间是11:30，到了13:30，就该放肉了。

做咖喱的流程是岛田孝治制定的，在美食一条街的老板中，他显得很独特——一位日本老人，在来中国前从未干过餐饮服务。除了武大店，岛田的另一家店开在两公里以外的街道口商圈，靠近武汉理工大学。说起岛田先生，两家店的员工都用到“严格”一词。

（卢俊杰/图）

仅仅是倒茶水这一件事，岛田就曾强调过很多次，他要求先给客人倒茶再点单，因为不会中文，他只能夸张地皱起眉，严肃地说“茶NO.1”。茶要倒七八分满，多了岛田也要皱眉，他认为过满的水会在端茶的时候溢出，茶杯放桌上容易留下一圈水纹，但员工忙起来就很难顾及。

在理工大店员工的印象里，只有少数人得到过岛田先生的夸赞，其中包括一名打扫卫生非常干净的阿姨。岛田对卫生的要求很苛刻，擦桌子要先把抹布叠方正再擦，以免留下死角，擦地板也要用手和抹布擦。这名阿姨是难得能坚持这样做的人，岛田会用蹩脚的中文对她说“见到你很高兴”，并用手拍拍她的肩膀。

对于客人而言，岛田是热情亲切的“岛爷爷”。他一来到店里，首先给每一桌客人添茶、打招呼。他留心客人们吃饭的情况，看到有人盘子里咖喱吃完了，饭还剩着，就问要不要添咖喱，看到客人放筷子不方便，就给他们拿个勺子或碟子。店里每个星期还有免费的日语课，感兴趣的人都能报名参加。

慧琳本科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她常常去岛爷爷曾开在华师文化街的咖喱店，一栋两层楼的小洋房，店门是复古的绿色，这家店2016年已因拆迁而关闭。她对岛爷爷最初的印象是一个叼着烟站在店门口发传单的酷老头儿，有人接传单时，他会用日语和中文大声喊着：“ありがとう，谢谢！”没人路过时，他就静静地抽自己的烟，“让人感觉很有故事。”慧琳报名参加了日语班，但她发现当学生时就没有客人的待遇了，“岛爷爷带着大家一起写50音，如果你写得不认真，他会站在你面前严厉地批评。”慧琳的同学跟她一起上了一次课，被批评后不再去了，她跟慧琳说，岛爷爷充满着一种“来自昭和时代的高傲感”。

“每天每天一样”

咖喱自明治维新时期由欧洲传入日本，是非常受日本人欢迎的大众食物。岛田孝治觉得每个日本人都会煮咖喱，比起印度咖喱，日式咖喱少了许多呛辣味，用蔬菜和肉长时间炖煮，口感更浓稠。还在日本的时候，岛爷爷听中国留学生说，他们在中国没有吃过咖喱饭，他想，如果在中国开一家咖喱店应该会很受欢迎。

从事务所退休后，岛爷爷在家乡福冈县生活，原本没有什么人际往来，直到公寓附近住了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有些留学生完全不会日语，来福冈上语言学校，要去市政府、银行、警察局办事时，一头雾水地在街上乱转，一脸茫然。岛爷爷只好用简单的日文混杂着英文跟他们沟通，帮他们办事、找兼职，每天晚上带着他们复习白天的日语课程。偶尔岛爷爷会给他们煮咖喱吃，吃过的留学生都告诉他：“太好吃了！”

2010年，一名中国留学生想把在中国开咖喱店的想法付诸实践，请岛爷爷来武汉指导。岛爷爷一个人生活，没有结婚，没有小孩，宠物也没养，他觉得去中国待个一年半载，既能学习中文，还能顺便旅行，就爽快地答应了。

然而事情没有岛爷爷想象的那么顺利，留学生并不按照他的方式去做咖喱，甚至对他说：“这里是中国，要按照中国的方式做。”岛爷爷认为再指导下去没有意义，就离开了这家店，准备回日本，这时另一位留学生又邀请他一起开咖喱店。尽管亲友们都持反对意见，说一定会失败，但岛爷爷决定再试一次，他很有信心，“我想让大家开心地吃咖喱。”

2022年12月，武汉疫情期间，咖喱店所在的社区尚未开放堂食，店里的生意多为武大学生的外卖订单（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图）

岛爷爷做咖喱的方式既费时间，又费精力。首先要熬骨头汤，熬上一天一夜，作为咖喱的汤底。咖喱要另外炖煮8小时，期间加入各种食材，分量、时间、状态都有讲究。一桶咖喱需要十斤小火慢炒至琥珀色的洋葱，炒过后，洋葱就没有了刺激的辣味，只留下甜味。新土豆和老土豆，因为粉脆程度不同，要按适量比例混合才能维持味道的稳定。而牛奶、红酒、椰汁、蜂蜜不仅影响口味，还决定了咖喱的颜色。煮的过程中，还要时不时舀出白沫。这套流程最考验人的地方就在于“每天每天一样”，正如岛爷爷所说，做咖喱很容易，但一直做好吃的咖喱是一件难事。

不仅仅是那名留学生，很多来找岛爷爷学做咖喱的人都没有耐心看完整套流程。岛爷爷对学做咖喱的人来者不拒，即使是附近快餐店老板。他开玩笑说，如果周边变成咖喱一条街也不错，但学生远没有他有热情。曾经有个姑娘想做咖喱教室，教更多人做咖喱，岛爷爷为此买了好几种咖喱块，用不同食材做了很多种咖喱，让姑娘试吃对比，但她最终只来了一次，岛爷爷特别失望，“她没有恒心去做这件事情。”

从开始到现在，岛爷爷的咖喱店已经营十多年。最初知道日式咖喱的人很少，他需要站在街上发宣传单，一般只发给女性，岛爷爷的理由是，“年轻女生只要觉得好吃，就会带男朋友或者朋友来吃。”现在他在附近几所大学的学生中已小有名气，第一批老顾客也从年轻人变成了中年人，又带着他们的孩子来吃咖喱。

“去吃咖喱吧！”

岛爷爷身为外国人，在中国开咖喱店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不是中国国籍无法办理个体工商营业执照，也不会说中文，他必须找一个代理事务的店长。前几任店长任职都不长久，经营理念不合、结婚生娃，总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离开，直到丹子接任店长，咖喱店的经营才相对稳定下来。

2014年3月，23岁的丹子来咖喱店应聘店长助理。面试过程很愉快，聊了几个小时后，岛爷爷热情地请她去吃饭。后来，岛爷爷告诉丹子，她是众多面试者中唯一带着手绘简历来的人，看起来很认真。而丹子觉得，岛爷爷是一位非常谦逊慈祥的老人。

（卢俊杰/图）

正式上班后，丹子反而在店里待得不愉快。她性格温吞，做事细致，但跟其他员工擦桌子、打扫卫生的速度比起来，丹子显得慢慢吞吞，被其他人排挤。两个月后上一任店长辞职，岛爷爷意外地选了丹子做店长，他私下跟丹子说：“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是认可你的。”

丹子是日语专业毕业，以前没有在餐厅上过班，也没有工商管理经验，她觉得当店长很难。岛爷爷让她不要有负担，“一年下来（店铺）挣一两万就好。”周边高校放寒暑假，营业额很低时，岛爷爷反过来安慰她，“没办法，差不多就好。”丹子有足够的时间试错、学习，尝试各种经营办法，研发新菜单。后来，店铺几次因为拆迁重新选址、装修，岛爷爷很信任地让丹子拿主意，丹子觉得这份工作很有价值感。

近些年，因武汉高校周边环境治理，快餐店聚集的街道陆续被拆迁，取而代之的是附近商场里越来越多由专门团队运营的品牌餐厅和网红餐厅，和小餐饮店是完全不同的业态。曾有运营公司的人找上门和咖喱店谈合作，增加加盟店，但岛爷爷拒绝了。“开加盟店收取加盟费用，只提供材料，剩下的他们自己办，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新街口店门外，许多跟着岛爷爷免费学日语的学生留下了明信片（受访者提供/图）

岛爷爷希望把咖喱店开成家庭餐厅，住在附近的人不知道晚饭吃什么时，说一句“去吃咖喱吧”，就能穿着拖鞋来吃饭。比起客流量，他更在意能不能从容地招待好每个客人。小朋友来吃饭时，店里会送一个大福（日式甜品）鼓励他不浪费食物，老人来，店里会送一碗汤助消化。2017年，纪录片《我住在这里的理由》拍摄了岛爷爷的故事，之后两周咖喱店爆火，老顾客反映要排队才能吃上，岛爷爷觉得很抱歉。

近几年人力成本和物价不断上涨，不断地压低咖喱店的利润空间。疫情三年生意做得更加艰难，2020年上半年武汉封城两个多月，咖喱店内所有的食材全坏了，拖着一个个冰箱去扔。随后是一阵一阵的高校门禁制度、禁止堂食规定等防控措施。岛爷爷的目标从挣一两万元变成了咖喱店能撑下来就行，不要让员工失业。

好在店铺总算熬过了寒冬。

春天的风

40年前，岛爷爷来中国旅游过，那时他跟着旅行团去了上海和苏州。旅行之前，他看了一些介绍中国的书籍，上面说中国是农业大国，经济相对落后。实际来到上海，看到公交车黑漆漆的没有安装电灯的车厢、一流的酒店也不卖手磨咖啡时，他心想，果然如此。

真正喜欢上中国是2010年来武汉生活以后，岛爷爷觉得武汉和他的老家福冈很相似，在气候上，四季分明，冬天会下雪，夏天特别热。武汉还不像福冈那样有台风和漫长的梅雨季，居住更为舒适。从经济方面看，两地都依靠港口经济发展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态度积极向上，女性也保持着“一生悬命”（拼命）的工作状态。

闲暇时，岛爷爷骑着电动车四处转悠，“看看哪里和日本不一样。”夏天时，武汉人家家户户搬竹床往外摆，摇着扇子乘凉。汉口的小巷里，打麻将的声音从街头传到巷尾，小店老板在店门口忙碌。这些生活化的场景都让岛爷爷觉得很有趣。有时候遇到邻居，他也上前简单地聊一聊，“吃了吗？”

他喜欢武汉的生活，“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人情味吧，像我这样不会说中文的人，大家对我也很热情，但又不会太热情，就像春天的风一样。”

咖喱店开在高校周边，经常有学日语的学生来找岛爷爷聊天，大多是关于书籍的话题。他倡导晴耕雨读的生活状态。有时岛爷爷会写一些散文发给朋友们看，他们就讨论文章的内容。2022年圣诞节前，一个武汉大学男生和岛爷爷围绕幸福是什么展开了通信，他向岛爷爷提问，“在当下的生活中，给别人带来幸福、给自己创造幸福是最重要的事吗？”岛爷爷表示肯定，并认真写出理由，和他认为的实现幸福的方法。

当关系好的学生毕业去了其他城市，岛爷爷会借着参加婚礼的机会去看望他们，顺便在当地旅游。他和丹子一起去过恩施、上海、重庆，甚至一个人去了海南。他去任何地方都保持着对当地人生活的好奇，和渔夫一起捕鱼，学着做湖北的小吃豆丝，去农村观看红白喜事的风俗。

但岛爷爷遇到的也不总是亲切的待遇，日本人的身份让他招致了很多麻烦。有时是恶意的侮辱，他不止一次被人举报是间谍，被人骂“小日本鬼子”，每一次丹子都要去派出所消除误会。有时是过分的关注，一言一行都有可能被放大来理解，曾有朋友私下提醒他，“随时要表明立场。”

岛爷爷觉得，不同国家的人因为语言不通，不了解文化，难免有误会。他从开店起就免费教日语，希望身边的人能通过学一门语言，去看到另一种文化。

他一直在学中文，但由于年纪大、发音难等原因进步不大。

（卢俊杰/图）

“每一年都是赚来的”

因为感觉没给咖喱店做太多事，岛爷爷将自己每个月的工资定为3300元。他在物质上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租住在700元一个月的单间，交完房租、水电、话费，花一点吃饭和买烟钱，就没什么支出了。烟抽的是武汉本地的红金龙，一条65元，作为老烟民，岛爷爷就习惯烟味够劲儿的这一款。

2020年，许多在武汉的外国人离开了中国，岛爷爷选择留下来，导演竹内亮为纪录片《我住在这里的理由》回访了岛爷爷（受访者提供/图）

他几乎没有什么消遣娱乐，最大的爱好是读书。从开始工作起，他每个月工资的五分之一都用来买书，主要是人文社科的书，社会、历史、哲学、传记。年轻时喜欢读书是因为有太多东西想要了解了，年纪大了以后，读书就成为了解年轻人思想的方式。他日本的家里每个房间都摆了许多书，现在租住的小单间本就拥挤，书又堆满了家具之间的缝隙。

因为读书，他似乎从来没有感到过孤独，即使一直是一个人生活。岛爷爷没有结婚，在家庭和自我之间选择了后者。“在我年轻的时候，日本很贫穷，你要是结婚、生子、买房，你的人生就只能为了这些而活。而我喜欢读书和旅行，所以我在结婚生子和兴趣爱好之间慎重地衡量过，最终选择了读书和旅行。”想到当下日本年轻人不婚不育的趋势，他哈哈笑了起来，“我比较潮流，提前50年做了这样的选择。”

读书是岛爷爷最大的爱好，书籍堆满了他租住的单间（受访者提供/图）

岛爷爷也曾有过憧憬的女性，他的初恋是纯子小姐，但只是暗恋，岛爷爷甚至没有和她说过几次话。事后想起来，他并不觉得有多么遗憾，“和女性作为普通朋友去交流，我没问题，但发展恋爱关系，就要费尽心思地为她考虑，对我来说很难。”偶尔岛爷爷还会梦见她，梦中彼此问候一句，再无其他，对纯子小姐的怀念最终化为了咖喱店的一道菜品——纯子盖饭。

工资剩下来的钱，岛爷爷大多用于捐赠，在日本时常给志愿者捐款，来中国后给希望小学捐款。前几年他在雅虎日本新闻上看到一则报道，讲一个中国人在日本专为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外国务工者维权，令他敬佩，于是和丹子一起定期给对方所在机构捐款。新冠疫情暴发后，捐赠渠道受阻，他又和在武汉的几个朋友成立一个捐助小组，每个月大家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捐出一些钱，攒到一定数量就资助给一名贫困学生。

（卢俊杰/图）

在路上遇到乞讨者，他也会慷慨解囊。有一年冬天，他看见在地铁口光着脚乞讨的残疾人，给完钱后，还把自己的袜子脱下来给他穿上。前几天，他又在路上碰见一个乞讨老人，不知怎么的就哭了，边哭边掏出100块钱，“这个钱给你，拿着，拿着。”

丹子有时替他着急：“你是不是忘了你也是老人，能不能给自己多存一点钱养老呢？”岛爷爷就笑，也不反驳。他觉得靠着其他人的热情和支撑，他才幸运地在中国过上现在的生活，希望自己能帮助其他人，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和边缘的人，他也希望有更多人能尽自己的心意和能力去做善事，“捐款、做义工、保护小动物。”

吃完葡萄后吐的籽在院子里发芽了，岛爷爷常常浇水，但葡萄总也长不起来（受访者提供/图）

岛爷爷不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来中国以前，他设想了自己的晚年，“靠着存款和养老金，读读书、写写字，够生活到70岁了。”之后呢？“只剩下死路一条，我早就有了这种觉悟了，人生就是很艰难的。”日本老龄化严重，很多老人直到70岁还需要工作，他觉得这样的安排已经可以了。而现在他年近75岁，比预想多活了好几年，感到非常幸运，“每一年都是赚来的。”

只有一次他流露出对死亡的感伤。2022年12月底感染新冠后，岛爷爷对丹子说起了身后事，万一这次“走了”，还有一些事来不及处理。丹子听了难受，默默哭了好久。在丹子心里，岛爷爷就像她的爷爷一样，已经是家人了。

2020年武汉封城期间，丹子把岛爷爷接回武汉江夏区的父母家住，他们有一栋两层自建房，岛爷爷喜欢一个人住在一楼。他在丹子家并不拘束，保持着惯有的生活习惯。到饭点了，他想吃饭就来，不想吃丹子妈妈就帮他把饭放锅里温着。晚上丹子一家看电视，他烧水泡咖啡，读书刷剧，半夜三更兴起，还会独自出门散步。他觉得很自由。

丹子跟父母讨论过岛爷爷的晚年，他们愿意照料岛爷爷的生活，丹子爸爸说：“多一个人也就是多一双筷子的事情。”但是岛爷爷性格里仍然有人情的距离感，不愿意麻烦别人，他对丹子说：“以后年纪大了，要是生活不能自理，就找个养老机构，丹子你不用管我了。”

丹子希望岛爷爷以后能改变想法，不过至少现在，岛爷爷过得还很自在，他也不用操心咖喱店的事，“有丹子在，咖喱做得也很好吃，没有什么特别在意的地方了。”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