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集书会：八百年老汤熬成的文化盛宴·产业篇

在初中语文课本上，有个经典篇目——刘鹗《老残游记》小说节选《绝唱》，描述了清末两个鼓书名角：黑妞、白妞，她们技艺高超，在济南府极受欢迎。

或许您想不到，这俩人就赶过胡集书会。书会作媒，黑妞还嫁给了魏氏庄园少爷魏肇祥做妾！

黑妞为啥愿意做小老婆？

当地人传说——那是魏肇祥“金元宝砸出来的”。

这黄灿灿的“金元宝”，普通观众砸不起，也不是草根艺人可以想象的。从古至今，这些半农半艺的演员，求得是“养家糊口”，或是挣个“三瓜俩枣”，贴补家用。

曲艺行常说：“没有君子不养艺人”。正因为胡集这方热土爱听书、能买书的“君子”多，所以演员们愿意来这“养家糊口”。

“胡集书会由集市发展而来，就是一个文化产业，”山东大学教授李万鹏先生（已故）如此论断。1987年后，他曾五次来胡集书会做民俗调查，对这的历史、人文、经济有着系统认识，这个学术观点必然深刻。

那么，作为艺人养家糊口的产业，在胡集有何内在运作逻辑？从地方经济史角度看，又有何重要的启发意义？

带着这些问题，咱们一起探秘被历史故事所“淹没”的曲艺经济吧！

▲刘鹗《老残游记》节选《明湖居听书》的场景再现。图片源自网络

▲济南雕塑《老残听曲》。图片源自网络

清末曲艺明星收入高：滨州人郭大妮在济南创办明湖居，黑妞嫁进了魏氏庄园

有关史料记载，白妞、黑妞到济南开始演出，是清光绪十年（1884年）。她们初到济南时并不出名，最初在漱玉泉附近摆摊，再至鹊华桥下的明湖居说书，并在那扬名立万。

要说起“明湖居”，还得提一句：明湖居系鼓书前辈郭大妮所开办。这郭大妮就是滨州人！

郭大妮原名郭蜜香，是武定府人（惠民人）。她技艺高超，常唱携两妹演唱。据孙点《历下志游》：“（郭大妮）肌肤光艳，媚态横生，身无罗绮，荆钗裙布，精洁无尘染；横波甚清，莲钩尤细，曲则抑扬顿挫，奕奕有神，绚烂之余，变以平淡，觉耳目为之一清。凡座上客，罔不称赏，门前车马渐胜于前，缠头之资，积之巨万。”

正因为收入极高，郭大妮才在大明湖畔开办了“明湖居”。

当白妞、黑妞名震济南府时，魏氏庄园的少爷魏肇祥就成了书迷。当时，魏氏是鲁北名门望族，尤其因开当铺、办盐店、建码头而暴富。这魏氏庄园距离胡集书会仅7华里。当地老人相传，每年胡集书会，魏氏家族必然邀请书会上拔尖艺人到家表演，有时从元宵节唱到清明节。

▲魏氏庄园

▲曾任魏集镇崔蔡村团支书的崔美凤讲述魏氏庄园故事

在济南听书，别人给艺人赏钱是扔铜子，而魏肇祥扔的是元宝——他要“泡妞”。听说白妞已经名花有主了，他就重点进攻黑妞。尤其到了白妞、黑妞来赶胡集书会，魏肇庆觉得机会到了，就高价聘请俩人到魏家说书。一来二去，黑妞被金元宝砸晕了，魏肇祥“追星”成功。

魏肇祥娶妾，这气坏了正妻游氏，她是游百川的次女，标准的大家闺秀。但魏肇祥宠爱黑妞，游氏就得抑郁症而死。三年后，这黑妞也死了，不知道是因为啥病。百姓传说，她是被游氏索魂而去的。

或许读者对此故事有怀疑，但有件事是明明白白的——黑妞在那生了一个儿子，叫做魏泽，小名云生。在黑妞死后，魏泽跟着他奶奶——魏肇祥的生母王氏生活。

这些故事，都证明了一点：在清末，顶尖的曲艺人收入极高，甚至能实现阶层跨越。

元宵娱乐需求、村庄文化竞争是书会繁荣的原动力，1934年编《惠民县志》已将胡集书会纳入产业卷

曲艺明星能够暴富，但对于多数草根艺人来说，最大的理想就是“养家糊口”了。

那么，在旧社会，曲艺人收入有多少？

据1934年编《惠民县志·产业卷》记载：民国初期，惠民县元宵节前后的娱乐消费有个统计表，其中用于正节说书的费用为1200元（大洋），是300多个村的总费用。当时，惠民县有1000余个自然村，也就是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村庄都雇说书的。其中，每村平均花费为4元左右。

这4元是个啥概念？

那时候的一元钱就是一块银元，相当于现在人民币800元。购买力呢？一个银元大概可以买窝头、杂粮饼100多斤。因此说，这4元对于艺人来说，够全家吃几个月的了。

另一方面，300多个村子同时邀请艺人说书，说明当时至少有300多档子艺人以此谋生，这个群体少数也得近千人。他们不止在元宵节前后赶会说书，平时也常到大集上招揽生意。

正因此，当时的《惠民县志》将书会放到“产业志”里记载。李万鹏教授据此认为，当时的说书业已经被官府作为产业来经营了，说书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促进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和我们现在所提的“文化产业”如出一辙。

▲1987年2月9日胡集书会举行。李建国 摄影

▲1981年，胡集书会场景。 李建国摄影

当时为啥有那么多村子雇请艺人？

一方面，是因为鼓书简易，比请大戏要便宜得多；另一方面，则因为千百年来各村庄有着强烈的文化竞争意识。尤其是相邻的村庄，甚至同一个村的街南街北，会故意邀请两档艺人“打擂台”。

比如，胡集镇有个大村叫成官庄，分为东西南北四个大街，在历史上分属四个自然村，各自为政。当雇请艺人时都不甘落后，一度出现四条街四档子艺人同时表演。这被当地成为“成官庄小书会”。后来，经协商，四条街轮着雇请说书的，延长表演的总体时间，就让群众更过足了故事瘾。

当地村集体收入的变化，决定了胡集书会的兴衰

解放后，艺人们的收入咋样？

以胡集镇艺人白曰华为例，咱来看看。

1966年，他被分配到滨县造纸厂，每个月工资是20块钱。按说不算低了，但他去毅然辞职，骑着自行车走街串户卖艺——那时演出一场有两块钱收入。也就是说，他当时的月收入要远高于一般工人。即便是文革期间，实际请书的传统也一直在悄悄进行，只不过从说旧书变成了新段子新故事。上世纪八十年代，白曰华连续十二年被白桥村雇请说书，4天收入是120元钱，这也远高于一般工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河北省曲艺团演员李淑珍在书会上很出彩，被胡集村邀请了去。她和搭档俩人说四天五晚上，书价是330元，管吃管住。这非常高——当时韩克顺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五年，工资每月只有40元。也就是说，这四天五夜，李淑珍能挣普通市民七八个月的工资！

▲2018年，白曰华在村里说书。

▲2014年胡集书会，东路大鼓艺人周金山在表演

那么，这笔钱谁出？

村集体。

那时，很多村庄的集体经济势头不错，副业搞得红红火火。在书会上，一般是村大队派代表来选择、雇请艺人。这些代表压力很大，因为如果请的人水平不够，村里人就会埋怨：“那么多人由着你挑，还挑不着一个好的？！”

可见，在胡集，雇请艺人的主体是村庄。正因此，村集体的收入，就是决定胡集书会兴衰的关键。

比较胡集书会和河南马街书会，您会发现，一个特殊现象——上世纪九十年代，胡集书会遭遇了最低谷，艺人和观众最少。单就是在1997年，马街书会出现了历史上曲艺人和观众人数的最高峰。

为啥截然不同？

因为马街书会的雇请艺人的主体不是村集体，而是家庭和个体户。他们的请书不是简单为娱乐，更是为敬财神、还愿。1997年前后，正是村集体经济滑坡最严重的一个阶段，但却是个体经济燃起的时候——当时马街附近出现了很多小煤窑老板。

相比而言，那个阶段，胡集周围村集体下滑严重，普遍“缺钱”，很难再为村庄谋娱乐，为村庄做文化竞争的意识也就淡化。如此以来，胡集书会必然走向一个低谷。

2006年，作为当时滨州的唯一一项，胡集书会获批为首批国家级非遗。这个国字号不只是一种荣誉，还意味着真金白银的投入，让艺人们的演出、生活有了一种保障。

▲2017年胡集书会汇报演出现场。 李振平 摄影

▲2017年胡集书会上的观众们。 李振平 摄影

▲2017年胡集书会，人们在欣赏老照片。李振平 摄影

胡集书会的运作模式开始改变，逐渐形成了“群众听书、政府买单”。

或许有读者疑问：反正年轻人不爱看，市场不景气，那政府花这钱干啥？

其实答案很简单：曲艺是传承千百年的手艺，不能断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同时，这是文化多元性的一种支撑。当下缺少眼前的经济价值，后人可能很喜爱。再说，喊了那么多年的“经济搭台、文化唱戏”，为什么就不能理直气壮地说一声：“经济搭个台，也让俺文化唱个戏”？！

作者：记者 刘清春 实习生 周绮 通讯员 吕明芳 王晓燕 罗春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