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叶，四川西北的汉“番”势力因何消长，明军边防又因何废弛

十五世纪后半期川西北的军防系统面临着相互关联的数重挑战：地区缺乏封疆大吏总领 全局，巡抚官员不常在边，文武品级皆低、相互掣肘，诸个防区之间无法协同。其时整个军事组 织体系虽反复调整却仍松散，区域防御功能则渐趋衰废。如此有欠稳定的军事防御体制，无疑 会对前线兵士造成相当影响。而具体到十五世纪后半期川西北的语境中，又以粮运和班军政 策的畸形发展对于兵士的日常生计冲击最大，至于“番众”的频繁侵扰及明廷的保守防御政策， 更使情况雪上加霜。 川西北地区海拔高峻，是典型的高山深谷地貌，气候垂直性变化因之明显。特殊的地形、 地貌、气候条件，导致区域的地力贫弱，粮食产量低下。洪武时，川西北的本地粮产量便已无法 满足卫所需求，所谓“松州土地硗瘠，不宜屯种……军士粮饷其令旁近州县运给之”。

由“丁 多之家，先于洪武、永乐间分房于成都等府州县，附籍种田纳粮，既当民差，又贴军役”可知， 明初补贴川西北军粮的任务主要由蜀中平原的州县承担。山间货运本就不易，而海拔高、抬升 快的地势，更增加了运粮的难度。一方面，军粮在运输途中的损耗颇大，“所费率三十钟而致一 石”；另一方面，因为路途艰险，粮运效率极其低下。十五世纪中期时，川西北军士的人均口 粮为每人每月八斗，而此一数量的军粮，需要两位背夫往返一个月才能够送达：“本司去诸卫 山路险阻，民之运粮者，皆背负攀援，往返一月，人致四斗而已。”

更有甚者，则是卫所将官倒 卖军粮，谋取私利，“四川都指挥方斌提督坝州等堡，卖放边军冒支月粮”。后勤保障如此困 难，造成的结果自然是兵士难以果腹，所谓“月粮减少，日用不给”。与粮运政策相类，班军政策亦是压在防边将士身上的一付重担。明初川西北军卫士兵的 主要来源为从征和内地垛集，所谓“立茂州卫，留指挥楚华将兵三千守之”，“国初设立茂威叠 等卫所，以腹里郡县之民抽克为军”。

及至正统时，边区官员提出驻防兵士生计艰难，因之改革 防御方针，派蜀中兵士轮番驻守川西北，时称班军：“正统间，始以成都、宁川、重庆、大渡河各卫 所官军更班戍守”，“岁调军卒九千人，量地险易多寡之分布关堡，周岁一轮，谓之班军”。据 彭勇研究可知，明朝的班军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皆普遍施行，西南边地、东南海疆、北部九边地区 都采取了军士轮流戍守的政策：“轮番成为边地防御极为重要的形式，‘客兵’作为防御的重要 军事力量与‘主兵’共同构建颇具特色的明朝北边防御体系。”

川西北地区的班军政策最初施 行时，尚为人所赞许，所谓“岁于内卫选官军更番而戍，大约主客游兵不下二万。秋而往春而代，法非不善也”，然则久而久之，政策渐生疲敝端倪。首先，班军来自腹地，对本地自然状况 水土不服，甚或客死他乡。《蜀中广记》记载： 夫戍军之设，盖谓边地空虚，人烟稀少，故令汉、彭、双、温等处，抽丁充戍，其法诚为至善。

然岁久月易，其 中有当调停者，何也？戍军每年九月拨发，十月到边，往往非死则病，非病则逃，毫 无 实 用。试 言 其 故。盖 汉、 彭等处风气温和，即冬无霜雪，而蔬菜俱备。茂、叠塞沍，风沙惨烈，饮食不调，多生疾病，当有司促迫上道，哭 别父兄妻子，若永诀者。其次，因为轮戍之地生活环境恶劣，所以应征家户多设法规避军役，甚或雇用乞丐冒名顶 替：“至殷实之户，强壮之丁，多有展转规避。惟无告穷民，不获已就列，或又阖户共雇一乞丐、 无赖之徒以充数。”与此同时，军队内部亦出现霸凌现象，导致最为险要的战略要地反而由最 为羸弱的军士驻扎，“戍军生长腹里，气体本弱，及拨班之时，稍有身力者，往往营拨安闲关堡， 如永镇、太平诸要害之地，类皆弱丁代替，及甚贫窘无籍者当之”。

如此这般，甚至形成了“主军 送哨，戍军赏番”的主客定例。班军戍防竟是这般状态，军事防御效果便可想而知：“今更番 之戍，不足御侮，适以损威，昔人谓其有害无利！”虽然班军制度加速了以世袭为特征的卫所军士制度的衰落，但川西北地区施行的班军政 策亦体现了明代班军制度存在的共性弊病，即规章与实践之间存在相当嫌隙。如虽然“不废农 时”“精壮”“正身”是班军政策的重要原则，但是在川西北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则出现了班军 难耐冬季高寒、羸弱兵丁赴边操备，以及有力之家雇募替役等诸多问题。又彭勇在检审广西班 军时发现，因为军队的管辖权、使用权及军需物资供给方面的多端利益纠纷，广西与贵州、湖 广、广东之间频繁出现跨地域冲突。

而在川西北的语境中，虽然不涉及跨地域的事权纷扰， 但显然“主军”与“戍军”间多有抵牾，班军的到来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强化边方军防，实未可知。 川西北地区汉“番”人群杂处，因此，对于地方军卫系统而言，震慑本地“番众”是其设立初 衷及主要军事功能。然而至于十五世纪中期，边区防御体制逐渐衰弛，“番众”对明军堡寨或汉 民村寨的侵扰遂愈加频密。“番众”一方面将明军绵长的军需补给线视作剽掠的主要目标，“山 路极险，百姓运粮常被夷人抢劫”，另一方面则侵扰班军队伍，“外戍官军每年上班……往往 任其剥夺，甚至捉虏转卖于生番地面”。

因为“番”势强盛，边卫系统甚至开始“花钱消灾”，以 保性命无虞，“自镇西桥外皆以金买路，每一人入叠溪，必费十数金，觅番护送，名曰保头，照界 递保”。更颇具讽刺意味地将此举称作“赏番”：“幕府月取军粮买酒、布与番人，名曰赏番，其 实买和也。”而这类开销，又大半出于边区军士自己的口袋，所谓“年例赏番，该银四千九百余两，官惟给银一千二百余两，余皆军办，即此可例其余也”。

在这样的情状下，军士生计大为 窘迫，甚至发生百户饿死、军舍流离的惨剧。难怪嘉靖初年出任威茂兵备副使的郭应聘感叹 道：“官军尽输月口二粮，以致饥饿而死者不可胜言！”十六世纪初，川西北“番众”“日就关堡需求酒食，逼取人事”，并发明出诸多新颖名目向边卫需索：“新班到堡，有欢喜茶饭之费。诸番往来，有日生酒桶之费”，“围堡勒要债银并年 例、小费、抱脚、过嘴、抱手、走失、来保、痘疮、自死、人命、上班、过关等项财物”。

其时“番众” 之欲壑难填，被边关文士比喻为割肉投虎：“正所谓割股肱之肉，以养饿虎，股肱之肉尽，而饿虎啖人之势愈无厌矣。”明代中期川西北地区汉“番”势力严重失衡，军士境况悲惨，地方军卫的 军事防御功能几乎成为摆设，时人对边军之“有名无实，畏番如虎”的评价，亦非夸张之语。 面对日益肆虐的“番众”劫掠，明廷边卫的整体政策却日趋保守。先是，考虑到特殊地理环 境下军事行动高昂的经济成本，并服务于王朝国家的地缘战略规划，早在洪武时，朝廷便对川西北地区出台了“宜镇静以俟，无轻举也”的指导方针，地方军卫官员亦点出了此地军事行动 “一岁用兵，必三岁罢武”的特质。

因此，历十五世纪前中期，川西北地区除却宣德时期卫所 军士激变“番”民、正统景泰间董卜韩胡觊觎蜀边以外，区域内虽不乏小规模冲突，但总体而言， 地方军卫尚能镇服本地“番众”。此一境况，逐步造成了边卫系统保守的军防倾向，所谓“巡抚 官以用威慑为启衅，遂专务持重，不事巡理”，“弘治间承平日久，巡抚官惟事保守，务为欺隐， 军杀一番，则罪以擅杀激变；番杀一军，则罪以玩寇失机”。

非但如此，卫所将领之间还相互传 授经验，遇事时皆以瞒报冲突、相互推诿为高明老成的手段，“边堡有报，匿不以闻，不幸败露， 事闻于朝，则反以隐匿之罪，诿之下吏，曰彼未报也，因循岁月，坐致部堂，称为老成”。在这 样上瞒下避的军事逻辑下，那些常在驻防、巡逻、运粮过程中遭到本地“番众”攻击的底层兵士虽久怀不满，却申诉无门，因之士气低迷，无心军防：“官军切齿痛恨，欲啖其肉竟不敢一收而杀 之，此士气之所以日馁，而夷志之所以益骄，良可恨也。

”军事设施亦因之步入无人料理、缺乏维护的境况，渐趋废旧，“松叠茂所辖关堡城垣多卑坏，营房多倾圮”。其时卫所系统的在地 实态让巡边官员大为忧心，并认为区域军防震慑“番众”的效能不再：“守备等官不能宣布朝廷 威德，抚驭无方，以致番人轻视。”十五世纪后期开始，川西北卫所军士不仅生活质量每况愈下，更在人身安全受到本地“番 众”威胁的景况下无力、无法反击，难怪时人慨叹“雄边子弟，不可复见于今日乎”。在这样的 情状之间，颇多军士萌生去意。嘉靖年间，郭应聘由南宁知府迁威茂兵备副使，整饬地方兵备。 有感于地方军卫系统的颓败，郭应聘发起军事改革，并走访地方，辑成《威茂边防纪实》，现藏于中国台湾傅斯年图书馆。

由是编可知，及至十六世纪中期，茂州、威州、叠溪皆经历了相当的减 员：茂州、叠溪卫所的减员率皆在３７％，而威州的减员率则高达６０％。关于四川军卫的大量 减员，其时四川巡抚谭纶便评论道：“简阅军伍，尺籍徙存，逃亡过半，此则天下卫所皆然，而四 川为甚矣。”至于卫所减 员 的 去 向，一 方 面，又无法忍受在地生计状况，故 意 找 借 口 调 离 者： “畏避防边，多属人伪告赃罪，改调别卫图以自全”；另一方面，则有逃离军役，擅自 回 籍 者： “近年以来关甚颓圮，守者率多逃回”。、

除此之外，构成其时川西北卫所大量减员的另一重要 原因，在于本地“番众”以劳动剥削、人口贩卖和勒取赎金为主要目的而进行的人口掳掠。因为 前述边卫兵士羸弱不堪的状态，十五世纪后期，大量兵士在对战、守堡、运粮、轮戍途中被本地 “番众”掳入山中“番”寨，构成了十五世纪后期川西北地区一种特殊形态的人口流动。

此一现象，笔者将作专文考述，兹不赘言。 及至十五世纪末，川西北地区因为边政废弛，造成了粮饷不济、“番众”肆虐，甚至兵员大减 的后果。其时多有朝廷、地方大员认为，干脆裁撤川西北防区，亦无大碍。如致仕太子少保礼 部尚书周洪谟便在其生前最后一封上书中建议，不妨撤除松潘半数守军，以省运粮之苦，而以厚赏激励“熟番”征剿“作乱番众”。弘治间提督松潘军务的童轩则力陈放弃松潘南路军防的 “八害三利”，并直言“为治之道，不以其不爱而害其所爱，不以其无益而弃其有益……倾国海宇之广，幅员之大，有此一径，何足加多，无此一径，何足为少。

为今之计，止存茂州，镇西桥迤北、 松潘高屯堡迤南，中间羊肠一径之路，皆可捐去。即使捐之，殆犹太山撮一篑之土，沧海汲一勺 之流耳，何足惜哉！”言谈间虽颇豪迈，但亦透露出事态已不可逆转之无奈。而向以立论奇诡 著称的丘濬，更以为守军、关堡皆可不必保留，只需依本地土俗，建立一座藏传佛教寺庙，凭宗教镇边即可。由此可见，及至十五世纪末，朝野上下对于川西北军卫的发展皆已不抱太大 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