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安到日本：都城空间与文学考古》：古代日本人长安书写中的华夷秩序

文/南京大学文学院 刘佳琪

所谓华夷秩序，是指从文明开化的角度出发，将天下描绘为一种以中国为中心、以四方为四夷的秩序图景。作为理解古代东亚的关键词之一，“华夷秩序”向来是史学界和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前者关注其本质，致力于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爬梳和阐释来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后者则具有强烈的现实情怀，旨在对当下东亚地缘政治的良性发展提供思路。郭雪妮《从长安到日本：都城空间与文学考古》则立足于文学层面，同时又由于引入了都城空间这个历史地理维度，从而呈现出一种跨界研究的丰富面貌。

《从长安到日本》以七章的篇幅考察了日本文学中的“长安”书写，在时间序列上基本以唐朝灭亡的十世纪为分水岭。十世纪前聚焦三种“汉文献”（《怀风藻》、“敕撰三集”、《本朝无题诗》），考察日本文人在与唐朝存在密切官方往来时，在强大的唐帝国带来的压力下长安书写的缺席；十世纪后则是四种“和文献”（圆仁说话、《吉备大臣入唐绘卷》《弘法大师行状绘》《松浦宫物语》），讨论日本在长安衰落后开始书写长安的思想底流。而华夷秩序和与其相伴的王权思想，可以说是我们进入《从长安到日本》的捷径。

华夷秩序投射在都城空间，即通过都城的规划与营建来强调王权正统性。唐都长安正是在初唐政局不稳的背景下，通过一系列都城规划来构建自身作为与超越性诸神及宇宙诸力量直接相连的王权所在地的身份。由于君权得自上天，因此在时空上显示出无边界的特征。在这个建构的体系中，唐朝帝王自长安望向世界，而天下万国则处于这一以长安为中心的秩序中。

这种通过都城营建来建构王权正统性的做法在七至八世纪自长安波及整个东亚，获得了普遍认同，东亚各国纷纷仿造长安建造都城。妹尾达彦在《隋唐长安与东亚比较都城史》中将此一时期称为“东亚都城时代”。具体到日本，无论是内里、大极殿、朱雀门等作为日本律令制国家象征的平安京中枢设施，还是罗城门、鸿胪馆等显示日本以自我中心意识的外交设施，其营建理念与目的均可溯源至对长安的学习。

事实上，正是这种对于华夷秩序与王权思想的领悟与应用，造成了《从长安到日本》前两章所论日本在与唐密切交往的七至九世纪长安书写的稀薄。尽管《怀风藻》中的遣唐使诗人中不乏文采超群之辈，甚至有能力套用中国文人赞颂都城的诗赋歌颂日本皇都，然而却对长安之繁华近于忽视。这在随后产生的“敕撰三集”获得了延续。彼时的日本完成了对长安都城空间的复制——修建了平安京，嵯峨天皇甚至在819年下令将平安京的宫殿、宫门改成了长安和洛阳的名称。可以想见，日本皇族和官员们穿行在这些宫殿与宫门时，必定产生过身处长安的感觉。“长安”似乎已经不再遥不可及。但是，生活层面与长安的愈加靠近，却并未在文学层面引发长安书写的本质性变化。其时的日本人在书写长安上仍然十分“节制”，“‘敕撰三集’中长安仅有的几次现身，都是以两汉旧都的模糊形象出现”，真正的长安书写仍然没有出现。长安作为帝国都城的身份带来的压迫感依旧强大。

这种情况在十世纪之后开始出现变化，表现在汉诗文的创作方面，即日本出现了以“长安”作为平安京右京之雅称的作品，作者称之为在文学中“再造一个小长安”，这标志着日本长安书写的真正兴起。而这正是作者极具洞见之处——发现了十世纪唐帝国灭亡之于日本长安书写的分水岭意义。尽管十世纪作为考察古代东亚秩序的关键时期，在学界早已获得共识，但《从长安到日本》的推进在于从文学的角度进入到东亚思想史的深层，通过融合长期为学界重视和忽视的文献（甚至关注到了一些被视为“边缘”的文献），揭示出十世纪之于日本长安书写，乃至国家意识建构的意义。十世纪唐帝国的覆灭在整个东亚地区带来十分剧烈的振荡，新罗、渤海相继灭亡，日本取自于唐的律令制国家体系也摇摇欲坠，“东亚都城时代”以唐都长安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已然走上重组之路。“再造一个小长安”，正是日本作为一个长期处于“长安秩序”之内的国家，在秩序重组之际的最初反应。

如果说《本朝无题诗》中“再造一个小长安”的汉诗写作仍具备较多现实层面的依据——日本的确再造了“小长安”平安京，那么十世纪后，在长安衰落所代表的王权失落的背景下，日本文学中对长安形象的书写，则呈现出虚构化日益加强的趋势。第四章中，跟随作者的叙述，我们清楚看到“虚构”如何在“不同的权力者和宗教势力之间流转、增殖及被不断建构的过程”。入唐僧圆仁出于对施行灭佛政策的唐武宗的恨意，同时也由于道听途说，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后半部分书写出一个叛乱与阴谋交织，甚至出现“人吃人”现象的“恐怖长安”。而在后世的圆仁说话中，“恐怖长安”逐渐出现妖魔化的趋向。作者在梳理圆仁说话的基础上，令人信服地指出以十二世纪《今昔物语集》中为分水岭，圆仁说话强调以会昌法难为背景的“恐怖长安”的思想史根源，在于受佛法东渐思想影响的日本凸显自国优位的需求。“恐怖长安”是经过时间、距离与观看者身份、视角和先见多维折射的虚像，而真实的长安始终隐匿在虚像背后。由此可见，十世纪唐朝灭亡引发的东亚秩序破散，是如何“解放”了日本的长安书写。

在《从长安到日本·序章》中，作者指出本书的关键词之一是“文学考古”，并揭示了“文学考古”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是指本书所涉长安文本的发掘与阐释方法，即关注以往被认为是边缘的冷门文本，重视其“间性和跨越性”，“在一种新的知识与逻辑框架内，还原它们本来的面貌”；其二是针对本书所论日本的说话文学等口传文献，“考古”意指对这些文本“怎样在不同的权力者和宗教势力之间流转、增殖及被不断建构的过程”加以考察。而以笔者拙见，“文学考古”在本书中或还存在第三个含义，即通过对日本文学中长安文本的讨论来考察十世纪前后东亚世界政治和思想层面的波动。同时，也正由于挖掘出了隐藏在文本背后的政治史、思想史背景，即十世纪东亚秩序的剧变和重组，才使这一以时间为序列的文本阐释不仅清晰、富有逻辑，还具备相当程度的厚度和张力。

图片来源：孔夫子旧书网

本文选自2023年1月20日《文化艺术报》A08版

责 编 | 王越美

审 核 | 吴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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