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对产品创新的限制

随着产品创新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发展，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持续提升产品的劳动生产率并不断超过制度创新带来的有效需求的增长。制度创新为产品创新创造市场需求的作用不断减弱，逐渐对产品创新的持续进行形成限制。

贸易制度、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金融制度等制度的建立和变革分别从社会再生产的交换、分配和消费环节促进了新市场需求的形成，但也随生产力发展逐渐限制产品创新的持续进行。因此，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制约使得创造市场需求的制度创新在内容上越来越受限。

经济理论和政策因此在历次经济长波中表现为“往复”发展的过程，形成了“保护贸易——自由贸易——保护贸易”、“古典自由放任——政府干预——新自由主义”、“工业化——去工业化——再工业化”三条发展路径。在产业革命经济长波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期，以重商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贸易保护政策在英国的对外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

进入产业革命经济长波和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长波时期，随着产品创新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陆续展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渐转向以古典贸易理论为指导的自由贸易政策，使得世界市场的形成和扩大为产品创新创造了相应的市场需求。然而，一八二五年和一八七三年左右发生的两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显示了生产的扩张对需求增长的超越。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超贸易保护政策和新贸易保护政策先后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占据主导地位，贸易理论开始强调保护国内市场需求对于增加就业、促进产业多样化的重要作用。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制约下，制度创新为产品创新创造市场需求的作用受限，生产的持续扩张超过了需求的增长，保护贸易政策在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经济长波中重新占据主导地位。

贸易政策对应地呈现“保护贸易——自由贸易——保护贸易”的往复发展过程。在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经济长波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秉持古典政治经济学自由放任经济理论的原则，对于劳资关系和生产过程干预较少。到二十世纪初，经过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长波的危机和萧条以后。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通过建立有关减少工时、保护妇女儿童就业的法律或条例对劳资关系进行干预，劳资关系从自由放任状态向政府管制下的高工资和高生产效率的“福特主义”转变。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后，基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自由放任经济向以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理论为指导的政府干预经济转变。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开始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手段对经济进行干预。政府干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从而使得产品创新得以实现。但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未能消除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社会生产扩张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

因此，在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经济长波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长波时期，由于政府干预制度的创新为产品创新创造市场需求的作用越来越有限，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经历了“古典自由放任——政府干预——新自由主义”的往复发展过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完成了工业化以后，随着产品创新实现生产资料的发展。

先进机器设备的大规模投入对劳动力形成替代，制造业资本有机构成逐渐提高。同时，由于生产的相对过剩问题不断加深，科技研发、金融、房地产等部门在产业结构中获得一定的控制力，在更大的份额上分割制造业为实现产品价值而让渡的剩余价值，制造业利润率相对下降。加之，资本集聚和资本集中催生出全国性垄断企业和大型跨国企业。

在这些因素作用下，资本的逐利性迫使产业资本向金融、房地产等部门以及向具有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的经济体转移。在经济金融化和产业转移背景下，消费信贷的扩张和产品价值的相对降低提升了消费需求，促进了产品创新的顺利进行。尽管一些研究观点赋予“去工业化”一种积极意义，但“去工业化”还是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的无限扩张和有效需求不足的基本矛盾。

“去工业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与新兴产业相联系、为新兴产业提供必要物质产品、同时孕育着技术创新或产品创新的可能性的制造业部门的衰落，加剧了产业空心化、贸易逆差和经济金融化等问题。二〇〇八年国际金融危机在经验上证明了经济发展的“去工业化”背景下生产的扩张对需求增长的超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转向“再工业化”的经济理论和政策。

通过一系列优惠政策促进包括新兴高科技产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回流和发展。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长波和新经济长波时期，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生产无限扩大与有效需求不足的基本矛盾成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去工业化——再工业化”的产业发展路径的深层次原因。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自由化相关制度创新为产品创新创造市场需求作用的不足。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法国等经济处于严重的混乱和瘫痪状态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对燃料、钢铁、交通运输以及电力等部门实行国有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

法国在一些国民经济关键行业中建立了一定比例的国有企业，同时形成了计划政策和立法等新形式的政府调控手段。但是，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在效率和盈利方面的弊端显现。加之，国有企业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垄断资本的利益。

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兴起了国有企业私有化浪潮，进一步巩固了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使得生产资料所有制所规范的社会生产关系对制度创新的制约作用增强。要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组织生产关系变革从而持续促进产品创新的实现，越来越需要对生产资料所有制进行实质性变革。

在二〇〇九年底，希腊赤字率达到13.6%，负债率达到115.1%。二〇一〇年，由社会保障支出和经济增长乏力导致的财政危机和债务危机首先在希腊出现，随即向欧美各国蔓延，从冰岛、希腊等欧元区外围国家蔓延至法国、德国等核心国家。

在二〇一一年，美国财政赤字达到1万亿美元，标准普尔也下调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引起了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剧烈动荡。有研究指出，欧美国家出现的财政危机和债务危机在相当程度上否定了福利国家这种形式，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不可持续。债务危机是经济减速和社会保障支出增加双重作用的结果。

本文结合马克思经济学关于制度创新的思想以及制度创新理论、调节理论、SSA理论相关论述，根据生产力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和原理分析了生产力发展的结构优化机制和主体激励机制。研究表明，制度创新能在一定程度上调整组织生产关系实现组织管理方式和劳动者发展，从而适应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内在要求。

企业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和政府调控制度的创新促进了生产力系统中组织管理方式的优化，形成了生产力发展的结构优化机制。分配制度、教育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创新促进了生产力系统中劳动者的发展，形成了生产力发展的主体激励机制。

结构优化机制和主体激励机制构成生产力发展的外部调节机制，反映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制度创新是在特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进行的，并未改变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制度创新的作用程度和范围受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制约。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生产资料所有制对制度创新的制约作用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