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东汉王朝是通过战争建立的国家。

武将作为战争的重要角色，在东汉的建立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东汉政权成立之后，尽管光武帝实行“偃武修文”的政策，但是西北地区的“羌祸”尤为剧烈，东汉与羌族的战争几乎贯穿整个东汉历史。

在边防形势依旧严峻的情况下，代表东汉对羌作战的武将们，在东汉仍应占有重要地位。

光武帝以来的东汉社会笼罩在浓郁的儒风之中。

这样的大环境，造成了东汉社会难以对军事形成很高的重视，以及由此导致的东汉军事人才逐渐匮乏。

对于善战的凉州豪杰，出于防范，不能加以任用，只有到无可挽回之际，才加以启用，但是也为时已晚。

汉光武帝刘秀

东汉社会在汉羌战争下的兴衰起落

武将，作为一个国家政权的基石，承担着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重任。

中国古代很早就注意到武将在战争中的重要性。

在影响战争的因素中，孙子把“将”放在了仅次于“道”、“天”、“地”的位置上，还认为将是“国之辅也”，将相辅助的好坏，跟国力的强盛与否有直接关系。

足见他十分重视将帅在战争中的作用。

东汉时期，羌族动乱是困扰东汉统治者的难题，汉羌战争给东汉王朝带来的影响无疑是非常巨大的。

羌族动乱造成的“羌患”，是东汉王朝衰败的一大原因。

东汉与羌族的战争，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特征。

东汉前期，征羌领军事素质较高，往往能及时平定羌族动乱，快速结束战争，减少战争消耗和对当地经济的破坏。

东汉中期以后，内地将领军事素质低下，往往不能迅速击溃羌族，使得战争持续时间变长，不仅加大了战争消耗，也会极大的破坏掉战争地区的社会生态和经济，从而致使国家实力被削弱。

长时间的汉羌之争，使得原本富足的凉州变成了人烟稀少的荒地。

“今边郡千里，地各有两县，户才至数百”。

当地的原住民或死于汉羌战争，或是由于战争被迫离开故土，成为流民，汉羌战争造成的破坏可见一斑。

随着桓帝以来对凉州本土豪杰的启用，长时间的战争使得这些凉州豪杰与麾下凉州本土士兵产生私人联系，逐渐拥兵坐大，成为威胁皇权的潜在势力。

东汉末年，何进诏董卓入京，以及之后的十常侍之乱，使掌握强兵的凉州武将董卓借机掌控朝廷，东汉朝廷因此走向衰亡。

偃武修文：东汉时期军事人才的缺失

在冷兵器时代，将领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军事素质较高的将领是百姓安全和国家政权的守护者。

东汉建立的过程中，许多素质极高的武将出现在历史长河之中。

但是在完成统一后，政府却忽视了对军事人才的培养。

长此以往，造成军事人才的缺失，使得中后期的对羌战争常常难以取得胜利，对东汉王朝的走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东汉政权建立以后，光武帝刘秀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确定自己在政治体制中的至高无上性。

在公孙述被消灭，国家内战逐渐减少的背景下，光武帝开始逐渐剥夺武将的兵权，通过改革当时的将军制度，不再使功臣长任将军，同时大力提拔没有军功的文吏。

光武帝将建国初期，以功臣为核心的武官体制，改造成以文吏为主干的文官体制。

东汉尚文不尚武，军事类人才难以得到重用，他们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以特举的形式选拔，这无疑造成了优秀军事人才的缺失。

《推背图》第四十七象

自光武帝“偃武修文”以来，东汉政府对于经学大为推崇，无论是教育和选官标准方面，经学都成为重要的标准。

在这条“禄利之路”的吸引下，作为东汉权力社会的基础，豪族们为了自己的家族能够延续发展，地位稳步提升，将统治者提倡的经学作为家族传承的主要方针。

长时间儒学的熏陶下，豪族逐渐失去武质性而向文质性转变。

尽管东汉时期，世家大族纷纷以经学作为维系自己家族的主要手段，但是不同地区经学的发展水平是不同的，各个地区的地区文化也是不一样的。

汉王朝统治的中原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儒学化程度普遍。

而东汉的西北边地虽然同西汉相比，儒学程度有了较为显著的发展，但是相较于中原内地仍是落后的。

在以经学作为主要入仕标准的东汉时代，凉州地区士人显然难以通过经学来步入仕途的。

不过，虽然凉州地区经学与中原地区相比不占优势。

但是凉州地区有着培养优秀军事人才的地区文化，由于与少数民族接壤，凉州地区长期受到战争的威胁，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当地不仅男性可以“为国捐躯”，女性也可以“戴戟操矛，挟弓负矢”，具有浓郁的尚武之风。

西北边郡之地，军功才是当地士人出仕的捷径。

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西汉时期关西地区产生了数量众多的名将。

但是东汉时期情况又有所不同，光武帝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西北边郡士人并没有一开始就追随光武帝刘秀，而是地方豪杰与当地羌胡结合起来，成为强大的割据势力，观望天下局势。

羌族动荡频繁，战争不断。

但东汉政府却有意不任用凉州人出任当地官员。

这种行为使得凉州地区拥有天赋的军事人才难以为东汉政府所用，而东汉政府选拔出的武将又难当重任，导致东汉安帝以后对羌战争中战争花费越来越大，极大地损耗了东汉的国力。

征羌将领对东汉的影响

东汉时期，东汉朝廷与羌族之间爆发了长时间的战争，其持续时间之久，几乎与整个东汉历史相始终，羌族对东汉王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汉羌长期战争中，需要数量众多的对羌作战的武将，但统治者的重视与否却影响了武将的才能，因此也对战争的胜负造成了绝对的影响。

光武帝时期羌族动乱后，东汉朝廷先后以来歙、马武、盖延、羌刘尚、马援等人为将，平定羌乱。

这些将领或是随着光武帝征战四方的勇将，或是对当地极为熟悉的将领。

在他们的指挥下，光武帝建武时期的羌族动乱迅速被羌平定。

这一时期，汉羌战争的迅速结束，对于东汉政府的意义非凡。

汉羌之争的结束为东汉与公孙述作战提供了有利条件。

陇西作为进攻公孙述的重要战略支点，如果长期受到羌族动乱的影响，势必要拖慢平定公孙述、统一全国的羌进程。且战争结束迅速，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

明帝时期，多数建国有功的武将或年老体衰，或因病去世，对羌作战的将领团队出现了新老交替的局面。

新兴的武将由于父辈的熏陶和对自身的能力要求，仍有较高的军事素养。

所以纵使这一时期东汉与羌族的战争规模越来越大，但是也能快速平定。

然而一些将领的擅自作为也带来了恶劣的影响，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护羌校尉傅育和张纡。

傅育作为护羌校尉，在羌族已经解散，回归故地羌的情况下，使人挑拨羌族内斗，被羌族识破后，又率军攻击羌族。

结果不仅自己战败身死，而且使得原本已经结束的汉羌战争再起。

相较于傅育的行为，张纡的举动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

在羌族首领投降后设置宴会，并在宴会的酒中下毒，趁机诛杀酋豪八百多人，以之祭奠被羌人所杀的羌傅育。

这一举动大大的激怒了羌人，在仇恨的驱使下，众多羌人集结起来，一场规模浩大的羌族动乱即将展开。

东汉安帝到灵帝时期，是东汉由盛转衰，走向灭亡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凉羌州地区的羌人动乱规模越来越大，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率军与羌族作战的将羌领的军事素质却大幅下降，这成为东汉后期羌族动乱不休的重要原因。

结语

东汉是一个通过战争建立的国家，在东汉建国过程中，将领成为光武帝平定四方的重要支撑。

东汉建立后，在边疆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形下，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光武帝将为统一东汉政权不可或缺的功臣——武将逐渐剔除，大力提拔文官和儒生群体，作为自己巩固政权的工具。

东汉自安帝以来，与羌族的矛盾越来越激烈，双方的战争规模越来越大。

但东汉统治者对武将培养上的长期忽略，使得这些被选拔出来与羌族作战的将领无心战争，贪污腐败现象极为严重，在战场上则很难得胜。

这不仅是对政府财政上的消耗，也破坏了战争地区的社会和生态。

东汉王朝国力大为损耗，埋下了东汉覆灭的种子。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

[2]班固.《汉书》

[3]范晔.《后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