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湖的萧殷-怀念萧殷先生

●郭小东

萧殷文学馆。图片来源:河源市图书馆

1978年，我在中山大学进修，导师是金钦俊先生。时遵母亲所嘱，去拜访父亲几位旧友，林川、秦牧、杨樾和黄雨先生。由于专修中国现代文学，对广东文坛大略了解，特别是梁启超的《文学地理大势论》，拓开了眼界。两年后，我随广东民族学院迁回广州，全面开启了我对广东文学的憧憬，并迅速进入一个文学的新天地。

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广东文学还是一片荒芜。新作家寥寥无几，少数几位绝地余生的老作家是文坛的主力。欧阳山、萧殷、秦牧、陈残云、黄秋耘和吴有恒等，致力于文坛的复苏与重建，创作力旺盛。

这时广东的文学创作，正处于蓄势待发的酝酿期中。而文学理论却异常活跃，饶芃子的“社会主义文学理论探讨”，黄伟宗的“社会主义批判现实主义”，黄雨、章明关于“朦胧诗”三个崛起的论争，黄树森、谢望新和李钟声的广东作家评论，以及文学向前看向后看的讨论等，所有话题石破天惊。这种文学理论的超前与新锐，与当时文学创作的平稳与观望同时趋于时流的板块推进，形成一个尖新的锐角。

这种态势看似反常，却是广东近代史的一个常规。广东历来都是文化革命的策源地。康梁的传统，新史学的革新精神和自由思想，其理论创新传统，近代以来层出不穷，思想根深蒂固。大凡粗通世界文学史的人，对此会有合理解释。

十九世纪中叶，俄罗斯文学批评有三个斯基，他们奠基并划分了俄罗斯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及文学分期。别林斯基的《1840年的俄国文学》《道德哲学体系试论》等文学史论著，将俄罗斯文学提升到新的高度，也使同时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的文学精神，及经历过十二月党人的作家文学创作，得到世界性的文学史评价。

广东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理论，其勇猛、蓬勃之势，不是开启于全国新时期文学评论势成燎原的1985年，而是早在1980年前后异军突起，全因这一切的背后，站着一个人，他就是批评理论家萧殷。萧殷的政治开明及文学胆略，是建立在他的学识、情怀以及漫长的革命与文学经历之上的。

当时的萧殷，同时至少兼着两个职务：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党组书记、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这两个职务，不但极大发挥了萧殷固有的学问，也大大拓展开阔了他的文学胸怀与目光。他一开始就具有一个文坛领导者的文学整体观。当我阅读了他的全部著作之后，我有了拜访他并期待通过他建树广东文学批评新秩序的想法。

我想到陈国凯，我希望从作家那里获得创作对评论的期许，像别林斯基从果戈理那里，得到评论的灵感支持一样。我请教过杨樾和黄雨先生，他们很是赞同，本可以由他们引见萧殷先生，但我还是想通过与陈国凯的交流，再去拜访萧殷先生，更为切近。那时杨樾先生正在主编《当代文学》，他最是关注广东文学问题。

我和陈剑晖乘黄埔线，在广氮下车，找到广氮职工宿舍，在陈国凯狭小简陋的宿舍里，我们聊了一个下午。他向我们推荐了好几位作家，以为应该好好评论他们的作品。他提到朱崇山、谭日超、杨干华、伊始、杨羽仪和洪三泰等。

我还没正式提出要请他引见萧殷，陈国凯已主动说，下午谈的这些意见，要反映给萧殷同志，他主持全局，又很重视文学评论，事关广东文学事业的开局和未来发展。那时，作协文学院刚刚成立，陈国凯说，学习并提高作家水平，文学批评的作用尤其重要。他的话语，正是我们此行的初衷。

次日，我和陈剑晖怀揣着陈国凯的介绍信，找到暨南大学明湖招待所一楼的某间房。那是一个简陋的套间，没有空调，好像也没有风扇。第一次见到萧殷，感觉似曾相识，太像我曾经接触过的那些老知识分子。清癯、干净、脸色苍青、戴深度眼镜，金丝或者珐琅框架。他们全都疲惫不堪却又意气风发，在衰弱中似有无限憧憬。总之，萧殷先生让我想起英年早逝的父亲，他就是这种类型。我顿时心跳加剧，心酸莫名。

时近夏至，天气酷热。萧殷先生穿着白色汗衫短裤，很宽大，看起来空荡荡的。他坐不住，老是咳嗽，在小小的客厅里走来走去。夫人陶萍拿着大葵扇，追着他扇风。他说话很慢，但节奏很快，大部分时间在听我们说。他问得仔细。我说，我的评论处女作，就是发表在您曾经当主编的《文艺报》上。他高兴地说：“哦，是吗？很好，很不容易的！”

记得那天谈了许多：社会主义文学流派、岭南散文问题、海南岛的知青作家、作家培养及作品评论、文学队伍的具体分析等等。我们怕他太劳累，几次表示告辞，他都说，没关系，再说一会儿。看得出他很在意。大约聊了将近两个小时，应该走了，我们退到门口。他见状，站到书桌前，弯腰，伏案，写了一页信笺，交到我手上说：“去《作品》找易准、树森同志，转达我的意见。”

我们告辞。萧殷先生和夫人陶萍，送至明湖月亮门。我们走远，回望，他和夫人还在月亮门，往这边挥手。

第三天，在文德路七十五号《作品》编辑部，易准、黄树森先生并排坐在老桌子后面，我和剑晖与他俩面对面坐着，气氛有些严肃。易准很和善，老先生的样子；黄树森很犀利，不苟言笑。他们分别交换阅过陈国凯和萧殷的手谕。易准说了几句鼓励后辈的客气话，黄树森说：说说看！

剑晖说先自我介绍吧，他说了大约20分钟，连带把我一起介绍了。轮到我，我把跟陈国凯和萧殷先生说过的话，十分钟概括了。黄树森说：写东西拿来。我们说好，告辞。两个初出茅庐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三天里拜会了这几位心目中的大神，很有成就感，一点也不气馁。这才有了后来，黄树森先生宴请我们几个，在东江饭店，吃两只鸡，喝两瓶茅台，花了三百元的盛宴。

20世纪80年代，三百元！

过了些日子，我把万余字的《论知青小说》，交到黄树森手里，很快在《作品》发表，好像《作品》评论栏目，从没发过这么长的文章。此前，跟萧殷先生谈起海南岛知青作家时，我说起这个写作计划，他很是赞同。他说：“这是社会主义文学的现实方向，广东应该在文学上有所作为。”

见过易准和黄树森先生，本该登门向萧殷先生汇报，怕添烦扰，便给萧殷先生写了一封长信，汇报见面的情况并谈了一些想法，萧殷先生把信转给易准，易准很快回信。第一次见萧殷，是在夏至。到立秋时，我们的会面有了结果。

萧殷是一个崇高的人，他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良知，为文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我们常说一个人和一座城市的记忆，弥足珍贵！是最真实的历史。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尔罕·帕慕克的自传性作品《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就是通过回忆这座城市过往的时间，透过福楼拜这些人在此生活过的痕迹，让人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力量，飘荡在城市的上空，成为笼罩这座城市的社会文化，从而形成一种思想的力量，推动城市的现代化发展。萧殷对于广东广州，就是这样的人，他的生活痕迹，以及萧殷文学馆在河源开馆，都已成为笼罩在广东上空的文化力量，推动广东文化与文学的现代性发展。

【作者】

【来源】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