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日本而言，中国是一个无法忽视的邻国。从地理位置来说，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同处东亚地区，从历史交往来说，中国是日本的“文化母国”。但自近代以来，中国屡屡被日本侵略和掠夺。进入21世纪，中国超越美国成为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国，但两国又在经济、领土和历史认知方面存在诸多争端。在这样复杂多变的历史背景下，让中国人了解日本教科书中的中国历史是十分必要的。

日本古代教科书中的中国

在漫长的古代东亚区域发展史中，高度发展的中华文明一枝独秀，泽被四方。在古代日本人的教科书中，中国是东亚文明的引领者，是日本的“文化母国”，一直被日本仰视和倾慕。

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受中国的儒家思想影响巨大，“中国”被视为高尚道德和社会秩序的象征。面对中国这样一个超级文明的大国，日本数次派遣使者及留学生、学问僧来中国，将中国的《论语》、《左传》等儒家典籍引入日本，作为日本儿童的必读书目。近代之前大多数日本人仍然把儒家“四书五经”等经典作品视为必读书籍。

《童子教》是日本镰仓时代的传统启蒙教科书，它是寺院僧侣为进入寺院学习的“童子”创作的。《童子教》倡导日本人通过勤学苦读来提高自身的道德品质，当时这本书被尊为“道德教科书之王”，一直被沿用至明治初年。书中以五言律诗格式写道：

“匡衡为夜学，凿壁招月光。孙敬为学文，闭户不通人。苏秦为学文，锥刺股不眠。俊敬为学文，绳悬颈不眠。车胤好夜学，聚萤为灯矣。宣士好夜学，积雪为灯矣。”

书中的“匡衡凿璧偷光”、“苏秦引锥刺股”、“孙敬头悬梁”、“孙康积雪夜读”等都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中国人经常用这些经典故事来教育孩子刻苦学习，而这些故事也被日本人引入国内，成为日本人教育儿童勤奋读书的最佳课本。

除了学习中国人刻苦好学的优秀品质以外，儒家思想中的“孝道”也对日本产生了深刻影响，《童子教》中记载了许多中国的孝行故事，成为日本儿童学习的典范。

“勤学”和“尽孝”是当时日本人最为看重的道德规范，他们视中国文化为“正宗”，“慕华”和“尊儒”的观念在当时日本社会中居于主流位置。

日本近现代教科书中的中国

在近代阶段，西方国家弱肉强食和清政府的落后与腐败，改变了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日本人开始有了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他们从过去仰视、效仿和学习中国，转为用俯视和旁观的态度看待中国。

《世界国尽》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最为流行的地理教科书，作者福泽谕吉在书中除了详尽介绍了去中国的路线以外，还大篇幅地评价起中国的文明状况：

支那之历史，起至往古陶虞时代，历经四千余载。重仁义五常，人情淳厚，故名高贯耳。文明开化之后，其风俗日渐衰退，不知修习德行，妄自尊大，不谙世事，听任暴君污吏恣意妄行，故恶政之天罚无法避免。天保十二年，与英吉利国不和，遂起战事，以败告终。为求和睦，赔偿洋银二千一百万，并开放五处港口。其国民无智，并不占理，却妄开兵端，士兵羸弱，屡战屡败，故成今日之局势，实在可怜也。

作者认为，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之下，中国昔日所有的繁荣已经消失殆尽，逐步沦为西方列强的鱼肉，他对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毫无同情之心，反而认为中国愚蠢，“不占理，却妄开兵端”，战争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恶政之天罚”。

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胜，标志着日本开始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来日本又取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这让日本人产生了极强的民族优越感，他们蔑视和侮辱中国人，日本的教科书也通过“改编”、“过滤”或“添加”的方式，夸大或编造历史故事细节，将日本塑造成勇武、激昂、美好的形象，而把中国人描述成被日本人践踏、破坏和征服的破落的形象，成为烘托日本人英雄壮举的“反面教材”或是“配角”。

关于甲午战争的起因，日本1970年版教科书中是这样写的：日本“为了让一直处于锁国状态的朝鲜开国”、“可是清国（中国）认为朝鲜是其属国，所以对“日本在朝鲜的势力的兴盛很不高兴，和日本对立起来”，这种说法把日本说成是战争的正义方。2000版的教科书修改了这一说法，说“日本在明治初期，与朝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拓展了势力，与中国（清国）产生了对立”，这种说法明显地淡化了日本侵略朝鲜的事实。

日本1970年版教科书中描述“九一八事变”（日方称之为“满洲事变”）中，在标题和正文中只说“进入大陆”，却没有用“侵略”一词，而且没有日方主动挑起事端的描述。2000年版教科书中写道“日本军队攻击了中国军队”，并做了较多解释，比如利用战争来克服经济不景气、将满洲作为“生命线”等等，仿佛日本是迫不得已才“进入”中国，发动战争的。

“南京大屠杀”最早出现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中学历史科教科书中，书中以“占领南京”为标题写道：

“因为在战场外有身穿普通服装、用枪攻击的人，日本军杀死了包括女人、儿童在内的很多居民。同样的事件还有很多。”

这明显是为日本军屠杀南京居民寻找借口，而且书中写的不是“南京大虐杀”而是“南京事件”。2000年之后的教科书中，对“南京大屠杀”是这样写的“日本认为如果占领首都南京的话，战争就可以早点结束了”，这似乎在说日本军占领南京，并屠杀南京民众，是为了早点结束战争。这样的描写无疑是为日军侵略和残暴的行为找借口。

2012年，日本政府对教科书中描写“南京大屠杀”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要让儿童知道我国是为了克服不景气以及守护满洲利益，才将战场拓展到中国全境，并给中国人带来极大损害的。”

可见，时至今日，日本教科书对于中日近代战争的表述以及教学，仍然脱离事实，避实就虚，而日本年轻一代接受这样的历史教育，对于在战争中受到巨大伤害的中国人很难形成正确的认知态度。

20世纪末期，日本教科书中关于新中国的描述很复杂，既有中国经济落后的一面，又有中日加强文化交流与经济往来的一面，也有描写中国污染严重、没有人权、威胁东亚和平、与日本发生领土争端的“中国威胁论”的一面。

结语

回顾日本教科书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出于自身的政治企图和文化所需，肆意对中国的历史事实进行取舍、改造和评价，中伤和误读中国历史，扭曲中国形象，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人通过学习这样的教科书，建立了不正确的亚洲观和历史观。战后日本没有对侵略战争和殖民地统治、战争责任问题认真反省，从而使日本人缺乏对中国以及战争历史的正确认识。

在当今日本社会，虽然也有一些持有正确历史观的日本人，但是现实的情况却不容乐观。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的崛起，日本社会出现整体右倾的发展趋势。近年来，日本经济不振，国民意志消沉，日本执政者便刻意用历史问题来刺激国民，以达到修宪、强兵、走向国际事务的目的。在日本国内的教育中，仍然有不少扭曲历史事实的教科书被创作和使用，这需要中国人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