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黔桂路难民长达五百里，六个月不散，其命运非悲惨所能形容

凡是言及桂柳战役后期撤退的回忆，没有不提到黔桂路上的难民的。

那些人像一股愈卷愈大的黑色尘暴，自宜山卷至都匀，五百余里不停不息，为时六月不散。

难民最先是从长沙那边过来的。

1944年6月19日，第四次长沙会战失败。原由江浙皖赣各省逃湘的难民，连同湘省难民纷纷由湘入桂，由桂入黔。黔桂路自此就有了络绎不绝的逃难人流。

此时难民临时终点是黔南边境城市独山。独山本来只有几万人，骤然间暴增至数十万，难民经济畸形繁荣，店铺林立，各街满布难民地摊，车马云集，人声喧哗，交通为之阻塞。

方先觉第十军在衡阳阻击日军，坚守四十七天。期间举国上下忧虑稍舒，难民潮流稍缓。不少难民遂就安于所到之处，独山还有难民新建店铺，或合股经营企业。

未几衡阳陷落，日军兵锋看看就要西指，恐慌情绪迅速蔓延扩大，难民重新席卷。由于大量湘人加入，难民潮较前规模更大。

8月底，第四战区下令强制疏散桂林居民。9月初，全州失守，第九十三军一日之间丢掉黄沙河，接着一夜之间弃守全州城。桂林情形无比紧张。

在毫无指挥与措施的前提下，桂林各机关、团体、学校争先恐后，抢夺交通工具南逃，全桂林乱成一团。没有交通工具的居民，丢弃财物，抱男携女，呼儿唤母，仓皇南逃。

10月，柳州受到沿西江过来的日军威胁。桂平沦陷，柳州外围告急。在此前后，柳州开始了全城大疏散，机关、团体、商户、居民或南避，或西逃。

11月下旬，南宁开始强制疏散，又一次重复桂林、柳州的乱状。

难民的队伍前所未有地扩大，潮流汹涌，顺黔桂路直扑黔南。

11月11日，桂林、柳州同时失陷。12月24日，南宁第二次沦陷。

于是，大量溃部和溃兵插入难民队伍，难民潮至此已如一头惊慌巨兽呼啸着向西狂奔而走。

第九十七军第一六六师参谋长曹福谦说：“由浙江、江西、广东、湖南逃来的老百姓一点也没有歇歇足、喘口气的机会。因为全州已失，而且失得太快，难民们不得不继续拖儿带女，携老携幼地向西逃走。由于部队只顾撤退，不掩护他们，其中有走不快、走不动的难民，落在后边，成批成伙地被日军抓着集体枪杀了。沿途各地，随处皆发生这种现象。”

日军攻下柳州后，继续循黔桂公路西犯，占庆远，陷宜山，入怀远，直逼金城江。

难民队伍又一次膨胀，更多的溃部和溃兵在加入。

第四十六军第一七五师副师长黄炳钿描述撤退路上的情景，山上的岩洞焚烧军需物资，发出隆隆巨响，声如雷鸣，“弃婴挣扎路上，哭哭啼啼，为状极惨”。

这时候，同样被卷入难民潮流的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高参、参谋处长李汉冲说，张发奎司令长官不忍心捡起了一名婴儿，交给妻子抚养，但不久婴儿病亡了。

李汉冲还描述了所见难民群的情景：“在怀远以北的黔桂路上，沿途都是难民，风餐露宿，拥塞道途。为了逃命和减轻负担，他们沿途抛弃物品，有的最后已是倾家荡产，孑然一身。尤其凄惨的，不少人与家人与自己的家人走失，呼亲觅幼的哭声，令人不忍闻睹。”

他还说，这群“携男挈女在黔桂线上奔逃”的人，与“向北飞驶的各种军队车辆交织成为极不协和的人流”。向北，是去贵州的方向，也是去后方的方向。

与李汉冲所说有一点不同的是，路上除了“向北飞驶的”军队车辆，还是有部队南下的。第九十七军就奉命由渝援桂，来到了黔桂路上。宜山电信局职员以云皋奉命去南丹，在路上就看到了第九十七军。

据他说，当时难民主动给部队让路，有人激动起来还向军队敬礼，大声说：“我们的大军到了，我们逃难可以告一段落了。”但这个期望太高了，第九十七军在南丹勉强守了四天就跑了，气得张发奎向上控诉要将第九十七军军长陈素农法办。

以云皋所见也许属实，但不是事情的全部。当时正在黔桂路上的曹福谦说法则是另一个样子。曹福谦说他是率部走在最前的，他的部队被难民挡住了，挤在路上难以挪步，要前进几里都很困难，有时部队还被难民人流阻隔成几段连系不起来。

不止是他，张发奎长官的长官部也走不动，想快无法快起来，只能“在难民的‘人流’群中乱打乱推找路跑”。不过张长官等人的前进方向与曹福谦一行不同，他们是往后退入黔境的。

李汉冲描述中还少了一点东西。其时，路上不仅有飞驶的车辆，还有汽车残骸。这些残骸不仅构成惨烈的背景，也是难民西行之路上的一大障碍。

时任贵州警备司令宋思一描述，“大车小车塞满道途，马路两旁捣毁的汽车，仅独山到南丹一段，概略估计，总在千辆左右”，“黔桂公路被湘桂逃来的几十万难民全部拥塞，加之许多车辆损坏纵横途中，军运前方车辆络绎不绝，因此沿途的混乱情况实不堪言状”。

宋思一听目击者谈，路上还有“散兵土匪乘机杀人越货，死伤枕籍”，“难民扶老携幼，哭声载道，饿死、冻死、累死、病死的，不可数计。如此凄惨的事，真是罄竹难书”。

宋思一是一名军人，死亡之类的事见惯了。他这么说，可见那种惨状真是无以复加了。

但是这话说早了，对于黔桂路的难民来说，有比这更惨的。有些时候，凄惨是会超出想象的。

此时的独山城已经挤不下人，所有能落脚的地方都站满了难民。

高岳文，时任川桂路独山车站司令。他说，独山车站内内外外拥挤得密密麻麻，行李杂物随处堆放，他和他的属下出入办公室也插脚不下，挤让不开。而且何止是车站，“独山城内城外，路边檐下，只要能稍避风雨的地方，都住满了男女老幼的难民群，或坐或卧，或暂时歇脚，此来彼往，前赴后继”。

这些人猬集于独山，为挤得一脚之地而挣扎，但他们是幸运的，因为还有很多人对这一脚之地连想一下都无可能。

因为他们已无法前来。

11月25日，南丹西北，黔桂边境的六寨。

难民以及西撤的溃部人山人海，把六寨圩以及圩外公路挤得水泄不通。

下午一时左右，十六架美机在六寨低空盘旋撒下传单。传单内容说：所有撤退之军民等，应避开公路大道行走，因公路大道是轰炸的目标，很为危险等语。传单的意思，看者既明白又不明白，因为大家都知道公路是轰炸的目标，日军飞机和大炮一直以来都是这么干的，为何要特定来提醒呢？

没有谁特别在意。该走的人在继续走，镇上该忙的人在继续忙，离此不太远的马尾火车站的人也在继续聚集。

过了一个钟头左右，美机再度出现。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听说美机又来了，走到门口看了起来，他的副官站在门外。

美机略作盘旋就俯冲下来了，然后一颗炸弹，又一颗炸弹，无数颗炸弹丢下来了，丢完炸弹后，美机对地疯狂扫射。过了好一阵，这些飞机屁股一抬，飞向麻尾车站，在那里继续投弹、扫射。

六寨内外血肉横飞，大火熊熊，遍地哀嚎。

张发奎的副官被炸成了两截，他在门内，很幸运地躲过了一劫，他长官部的两名将军、一名少将、八名上校则不幸地在轰炸下丧生，此外还有一千多名士兵被炸死。

因为都知道那是美机，无人躲避，伤亡异常惨重。

李汉冲目睹了整件事的经过，他看到张发奎长官流下了眼泪。

负责善后的南丹、东兰民团指挥官莫树杰说“炸死、伤死、烧死者尸体约有7000—8000具，无法计算确数”。其中绝大部分都是难民，这还不包括伤者，还没说被烧成废墟的六寨圩与马尾车站，以及被炸毁的数不清的物资，民用的和军需的。

这件事事后的解释是，翻译出了问题，把指定轰炸的金城江北侧的六甲误译成了六寨。因为事系盟军所为，当局不好处理，转交盟军。美军顾问团发给张长官一份道歉信，说万分抱歉。此事就不了了之。

难民像这样被自己人炸、被自己人射击的情况早已发生过，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第九十七军第一六六师在大山塘守备，难民组成的人流源源而过防线。日军斥候和便衣队混杂在人流中进入守军警戒线，哨兵一直没有发觉。不知道混进了多少次及多少人之后，终于被一线部队发觉。

第一线的连营长立即下令部队对着人群开火，一阵猛烈的扫射，才将日军斥候与便衣队打了出去，但其中不知道多少难民被打死。

曹福谦当时就是一六六师前线最高指挥官，亲眼目睹了此事经过。

还有一件事，也是曹福谦亲眼目击的。此事死亡人数远不及六寨轰炸，但残酷程度有过之无不及。

大山塘山脚下有一座大桥，桥高三十多米，长约二百五十多米，桥墩用钢筋水泥筑就，桥面采用钢骨木材。为阻止日军顺黔桂路发起的进攻，必须炸桥。但难民与溃兵形成的人潮一直在汹汹涌过桥面，根本看不到间歇。

11月23日准备炸桥，时间定在子夜时分。炸桥士兵拼命喊叫：“不要过桥啦！要炸桥呀！”一连喊了几十分钟，反反复复喊了几十上百次，人潮还是一如既往挤过来，所有的人似乎都昏了头，根本听不到喊声，或是不把喊叫当回事，或者管不了炸桥的危险。

日军离此已不足两小时的行程。

炸桥部队向张发奎长官报告。张长官咬牙说到：“丢那妈的！不管啦！你们炸了算啦！”

点火，爆炸。随着几声轰轰巨响，碎石迸溅，血肉横飞，桥连带几百名难民与溃兵同归于尽。汹涌的人潮至此才被爆炸与天堑截住去路，被迫停了下来。

为什么难民会置明确的危险而不顾？曹福谦说得没错，他们真的是昏了头了。

曹福谦描述，难民互相挤靠，摩肩接踵，像潮流一样填满公路，日夜不停地向前蠕动，卷入其中，不仅想走快一些不可能，有时连开步的空隙也找不到一小块。到底走到哪里去？不知道。“人人都直着脖子呆呆地向前蠕动”，“人走不动横卧在马路中间......有时先倒下去的人将后来者绊倒，一连倒下去几个人是常有的事”。

曹福谦形容难民走路的姿势古怪，像骆驼，“难民的脚肿得很大，就用破棉花包着，像骆驼似的，举得高高地，左摇右摆地走”。

路边是绵延堆积，想拿都拿不完的财物，路中有不少饿死的大人小孩。死者肚子膨大如鼓，倒像是填足了东西。后来者踩着尸体过去，或是绕着过去，继续往前走，“决没有人叹口气或问一声‘是怎么样死的’”。

奔命，也就是往前走，是难民的基本特征，也是黔桂路难民唯一活着的标志。走下去，意味着他们活着，而活着就得继续往下走。什么时候路才有尽头呢？没有人知道。

日军的进攻在继续，他们攻下了河池，又攻下了南丹、六寨，不久就将攻下独山。

黔桂路，难民路，路无际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