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兔年春节期间发生的几件大事

【编者按】

春节，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节日。春节是一个集纳了除旧迎新、祭祝祈年、阖家团圆、敦亲祀祖等多项内容的日子，从腊月初旬到正月十五，洋溢着喜庆的氛围。2023年是兔年，那么，在20世纪的兔年春节期间，发生过什么大事呢？本期文史专题，与您共同领略。

1903年（癸卯年春节）

洪全福在广州起义

洪全福

1900年5月底，俄、英、法、美、德、意、奥、日八国不顾清政府的反对，联合组织了大量军队，在天津集结。6月中旬，列强采取了新的侵略策略，以清政府剿办义和团不力，并在海口布设水雷与各国为难为由，攻占大沽炮台，并进而向北京进军。6月21日，清政府下令宣战，一方面在京津沿途进行阻击，在北京利用义和团攻打使馆区；另一方面，清政府还通过驻外使节向各国寻求和谈。然而，清廷对八国联军宣战后，清军一再溃败。慈禧太后改任两广总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命其从速来京，全权与各国协商议和。8月中旬，八国联军攻入北京。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规定要赔款4.5亿两白银，即当时每一位中国人得平均分摊1两白银，此事导致民怨沸腾。

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族侄洪全福（洪春魁）已经在香港、广州和惠州等处组织了一支几百人的队伍，认为时机成熟了，决定起义。他觉得打“反清复明”的旗号，比打“太平天国”的旗号更有号召力。就此，洪全福自封为“大明顺天国南粤兴汉大将军”，计划乘着官府未备时，攻打并占领广州，然后号令全国，洪全福派出几十人潜入广州开店隐蔽，给德国商行重金，将枪支弹药运入广州秘密储藏，并安排人带会众攻打制造局，夺取军火。

1903年春，洪全福在香港遥令部下在阴历除夕（1月28日），乘清军忙于度岁，戒备松懈之时，夺取广州市。但不幸的是，起义前两日，香港的秘密联络点被英国巡捕侦缉，搜获了与广州来往的秘密信件。一天后，在广州开设信义商行的十几个会众也遭清政府的逮捕，还在酷刑下供出了香港的总机关，领袖就是洪全福。清政府立即命令两广当局通缉，经查明，洪全福不在广东，又由总理衙门行文驻英公使，由英国外交部通令香港总督秘密侦缉。起初，洪全福藏身九龙，不久逃避到新加坡，后因病返回香港就医，1910年7月病逝，终年74岁，后安葬于香港英国坟场第6781号墓。

洪全福发动起义时，已是耄耋之年。他虽然立志要推翻清政府，但理念较陈旧。据称，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也曾派人和他联络，要求建立联合战线，一起行动，但洪全福自以为是正统，便拒绝了。

1915年（乙卯年春节）

留日生反对“二十一条”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当面向袁世凯提出了妄图灭亡中国的秘密条款，即“二十一条”。

据1915年2月12日《时报》报道：自从日本对北洋政府提出要求“二十一条”以来，留学生中多有所闻，然而不明其真相，不久见北京、上海各报披露十余条，无不引为亡国大痛。1915年2月11日，是腊月二十八，也是日本纪元节放假之日，中国的留日学生借神田美士代町青年会，召开了留日全体学生大会，莅会者约有3000余人。临时募集捐款，有捐1元至数元者，有捐1角至数角者，均踊跃输将，总计约募集了400多元。开会时间本来规定从下午1点到5点，日本警察从中干涉，改为从下午3点到5点。

“二十一条”签订现场

留日全体学生大会经过磋商，提出办法大纲五条：其一，通电政府力拒日人要求，并请宣布该条件内容。其二，发布印刷物，敬告全国父老。其三，自国民立脚点，对于友邦发表国人所持的态度。其四，派遣代表回上海，组织临时机关，联络海内外爱国人士，合筹对外方法。其五，筹备全体学生回国的事情，以备有事时不至于临事张皇。逐条表决时，大家全部举手赞成。

之后，有多人发表演说。有一个叫覃振的人说，他是中华革命党人，他们一向反对北洋政府，今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但愿袁世凯努力救国，何患全国不一致。全场无一人表示反对意见。

从开会至闭会，察各家论事，秩序井然，有条不紊，有亲爱而无诟詈，有鼓舞而无嫌忌。其间，虽然有嚎哭者，有拍桌子者，有捶胸顿足者，忧伤悲痛之余，自然流露，毕竟无妨大体。

2月20日（正月初七），留日学生代表回国，参加抵制“二十一条”的活动。

但袁世凯没有拒绝这“二十一条”，只是采取了拖延策略，同日本进行秘密谈判。1915年5月25日，中日双方在北京签订了“二十一条”的修正案《中日民四条约》。“二十一条”要求的提出，严重损害了中国国家主权，完全违背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激起了国内的反日浪潮与民族主义情绪。

1927年（丁卯年春节）

奉军南下入豫

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历经40天苦战，终于攻克了武昌城。吴佩孚从湖北逃回河南郑州，收拢残兵败将，并略加整顿后，本想与坚守武昌的残部刘玉春里应外合，反攻武汉，但武昌城却很快被北伐军攻陷，吴佩孚也只能力求自保。

在这个背景下，张作霖曾乘机提出奉军愿派兵援助吴佩孚，假道河南进攻武汉的北伐军。吴佩孚以前对王占元等使用过假虞灭虢的阴谋手段，当然不肯相信张作霖的话，断然拒绝奉军南下。1926年12月，张作霖派“援豫”总司令于珍率部进驻河北石家庄，河北全境于是成为张作霖的地盘。但考虑到吴佩孚对奉军入豫的强烈反对，及以吴佩孚的残军还可以消耗北伐军一些实力，张作霖没有立即挥军进入河南。

1927年2月8日，是正月初七，张作霖发出进军河南的通电，吴佩孚电阻无效。22日，张宗昌部占领当时的河南省城开封。一部分吴佩孚的部队在靳云鄂的率领下起兵反抗，但双方力量相差悬殊。不到一个月，吴佩孚的部队先后溃败。3月17日，奉军占领了郑州。吴佩孚只好率卫队逃亡。

1939年（己卯年春节）

延安欢迎印度援华医疗队

1939年2月14日，是腊月二十六，中共中央军委卫生部在延安举行招待会，欢迎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到来。

援华医疗队与中方人员合影

1938年，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提出了一项援助中国人民抗战的计划，国大党决定派遣以爱德华医生为队长的援华医疗队，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发表声明，募捐资金，筹集医疗器械，8月底组成了印度援华医疗队。医疗队共有5人，他们是：爱德华、卓克华、巴苏华、柯棣华、木克华。

援华医疗队从印度孟买启程，途经广州、武汉等地，在国统区工作了半年左右，于1939年1月22日离开重庆奔赴延安。2月12日，医疗队终于抵达延安。3月15日，医疗队在窑洞里拜会了毛泽东等领导。

在延安参观访问之后，医疗队分别派往八路军医院和八路军卫生学校，从事医疗和教学工作。

他们其中的柯棣华大夫在前线工作了近三年，并且在1942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柯棣华更加忘我地工作，把中国人民的抗战当做自己的事业，奋斗不息。1942年12月9日，柯棣华积劳成疾，因病逝世，年仅32岁。

1951年（辛卯年春节）

中共中央提出经济建设方针

2月18日，是正月十三，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三年恢复，十年建设”的方针。所谓“三年恢复，十年建设”，就是指从1949年10月算起，用三年时间做好经济等各方面的恢复和准备工作，然后用十年时间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

毛泽东认为，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需要一个过渡，经过三年恢复、十年建设，即约10年至15年后，再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开始采取社会主义步骤。刘少奇也解释说，在三年准备之后，我们来一个10年经济计划。到10年以后，新中国的面貌就要改变，那时我们将不但有强大的农业，而且有强大的工业，使中国变成一个富足的国家。到那时，我们国家才可以考虑到社会主义去的问题。现在就有人讲社会主义是讲早了，至少早了10年。社会主义什么时候搞，还要看实际情况才能答复这个问题。10年之后，就可以采取一些社会主义步骤；也可能10年之后，还不能采取这种步骤，还要等几年。任弼时也表示：全国革命胜利后，我们仍需有两个到三个五年计划，才可以转到社会主义。

1975年（乙卯年春节）

中共中央着重解决铁路运输问题

1975年初，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全面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整顿。

整顿铁路部门是邓小平在经济领域扭转混乱局面的突破口。1975年2月25日，是正月十五，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着重解决铁路运输问题。3月5日，邓小平在会议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这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他批评一些同志存在不敢抓生产的思想，指出这是大错特错的，并说：“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讲清楚这些大是大非问题。”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决定要求：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整顿铁路秩序，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确保运输安全正点。

党中央还派出工作组，会同有关地方党委，对一些问题严重的路局进行重点整顿。工作组在一些单位坚决调整领导班子，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

首先进行整顿的徐州铁路分局，仅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革命和生产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21个月没有完成国家计划，4月份提前三天完成了运输任务。

铁路的整顿，带动了整个工业首先是钢铁工业的整顿。经过几个月整顿，经济形势日益好转。

这期间，党中央在组织工作中采取一些重要举措，进一步落实干部政策，使被打倒的老干部尽快恢复工作。军队整顿在解决“肿、散、骄、奢、惰”，调整各大单位领导班子，落实干部政策等方面取得很大进展。文艺工作方面重新强调党的“双百”方针，解除对一些优秀作品发表和演出的限制。特别是《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是在工业、科技领域系统地提出纠正“左”倾错误、恢复和确立正确政策的重要文件，在一些问题上很有远见地提出了改革工业、科技工作的重要思想，为后来这两方面的改革作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经过全面整顿，形势明显好转。大部分地区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迅速回升。1975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和大多数产品产量指标按照“四五”计划基本完成。

1987年（丁卯年春节）

邓小平构想市场为社会主义服务

1987年2月6日，是正月初九，中共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现在不要再讲计划经济为主了。”

其实，早在1979年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兼总裁吉布尼等时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方法，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相似，不同在于经济基础，我们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虽然在当时，他还是讲计划经济为主，但是，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新概念，无疑是理论上的突破。

1982年7月，在关于长远规划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好。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发展就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

1984年，中央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解决了把社会主义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问题，为进一步解决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问题打下了基础。1985年10月，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这篇谈话中，邓小平指出：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并且说：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的发展。

1990年底至1991年初，邓小平两次有针对性地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直到发表“南方谈话”提出了两个“不等于”（即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著名论断，为中共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赖浩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