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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是我国七世纪以前古文献记载中对日本列岛出现的国家（包括诸小国及强邦)的称呼。“倭”的称谓最早见于《汉书·东夷传》，此后成书的历史文献对倭的记载更加全面，其称谓所指也更加明确。

1、倭国的缘起

《三国志·魏书·倭人传》记载：

“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驿所通三十国，从郡至倭，循海岸水行…”。

《后汉书》记载：

“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

上述记载基本上反映了当时日本列岛的客观状况。

约在公元一世纪前后，日本列岛已经形成了许多部落联盟。

到我国汉朝时期，日本列岛共有百余个小国，其中有三十多个小国通过朝鲜半岛与中国发生外交关系，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高句丽太祖大王五年），“倭奴国”即遣使来汉，光武帝刘秀给以“汉倭奴国王”印绶（此印绶已在日本九州志贺岛叶崎村发现）。

三世纪时，经过相互攻伐和吞并，日本列岛上的“百余国”已经变成了“三十国”，九州北部的邪马台国是其中较为强大的奴隶制国家。

三世纪以后，大和国兴起于本州中部地区，此后经不断扩张逐渐统一了日本。同时，占领了朝鲜半岛南端的任那。

2、倭与朝鲜半岛三国的战争

四世纪上半叶，倭与朝鲜半岛的百济、新罗、高句丽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

这些战争尽管在《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中没有文字记载，但在“好太王碑”的碑文中则记载的非常详细。

“好太王碑”文对倭与朝鲜半岛的百济、新罗、高句丽之间发生的战争作了如下记载：

第一次：“百残、新罗，旧是臣民，由来朝贡。而倭以辛卯年来渡，每破百残，口口新□，以为臣民”（口处缺字，下同）。

第二次：“九年己亥，百残违誓，与倭和通。王巡下平壤。而新罗遣使白王云：‘倭人满其国境，溃破城池，以奴客为民’”。

第三次：“十年庚子，教遣步骑五万，往救新罗。从男居城至新罗城，倭难其中。官军方至，倭贼退。自倭背急追之任那加罗从拔城，城即归服。安罗人戌兵，拔新罗城。盐城倭满。倭溃，城内十九，尽拒随倭。安罗人戌兵，满罗城。口其为倭口…”。

第四次：“十四年甲辰，而倭不轨，侵入带方界。口口口口口石城口连船，口口口口率口口平壤口口口锋相遇，王幢要截荡刺，倭奴溃败，斩煞无数”。

好太王碑文所记载的以上内容，都是关于战争的，第一、二次主要反映了倭渡海对新罗与百济的侵扰情况：第三、四次则主要记载了高句丽同倭之间的战争过程。

从以上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倭通过战争打败了新罗和百济并使之屈服。

战争过程反映了倭对朝鲜半岛的侵略企图，即倭对新罗、百济的军事行动绝不仅仅是杀人越货，索取贡物，而是带有军事占领、强迫臣属的性质。

“以为臣民”、“以奴客为民”等所反映的内容均属此意，甚至在败退时掳走其占领区内的人口，这是古代军事国家典型的侵略行为。

3、为何只有高句丽取胜？

关于高句丽与倭的战争，耿铁华先生在《好太王碑新考》一书中作了详细的考证和论述。

耿铁华先生认为：

碑文所记之“百残、新罗，旧是臣民，由来朝贡。而倭以辛卯年来渡，每破百残，口口新口，以为臣民”，是对高句丽好太王六年讨伐百济原因的陈述。

自好太王六年以来，倭多次渡海侵扰新罗、百济。

新罗、百济在倭相对强大的军事实力面前，被迫向倭屈服，臣属于倭，不再向高句丽朝贡，这是高句丽所不能容忍的。

由于好太王刚刚即位，高句丽没有马上向倭开战，而是采取了首先攻打百济的策略，在高句丽好太王看来，屈服于倭的百济已经成为倭寇侵扰半岛的社会基础。

好太王将屈服于倭的百济，视为倭寇侵扰朝鲜半岛的社会基础，是有一定道理的。

四世纪末、五世纪初，朝鲜半岛处于三强并存、一强争霸的局面，三强中除位于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外，作为另外两强的新罗和百济均位于朝鲜半岛的南部地区，新罗位于半岛东南部，洛东江至大海之间；百济则位于半岛西南部，汉江以南的绵江流域。

三强中，高句丽的地域最大，人口最多，经济、军事实力最强，新罗、百济不得不仰人鼻息，做为高句丽的属国向其纳贡称臣。

关于这方面的史实，历史文献中有许多记载，好太王碑文中关于“百残、新罗，旧是属民，由来朝贡”的记载，就是明证。

但是，在古代国家的关系中，朝贡臣属关系往往都是脆弱而短暂的，国家的实力决定着一个国家在对外交往中的地位，弱则服，强则叛，稳定性极差，新罗、百济与高句丽的关系正是如此。

在三个国家中，新罗与高句丽的关系相对来说比较密切，而百济与高句丽的关系则比较紧张。从好太王碑的碑文可以看出，高句丽对新罗的称呼中没有一丝的不敬，而将百济蔑称为“百残”、“残国”，将百济军队称为“残兵”。

另外，从碑文反映的有关战争内容来看，百济是好太王时期对外用兵的主要目标，好太王一生中的战争绝大多数是与百济之间进行的，究其原因，与倭有一定关系。

4、倭与百济的关系

滕红岩先生在《高句丽与倭的关系》一文中引用日本学者山中顺雅《法律家眼中的日本古代一千五百年史》中的部分史料，对倭与百济多次通好作了如下记载。

“(阿莘王)六年（公元397年）五月王与倭国结好，以太子腼支为质”。

“十一年（公元402年）五月遣使倭国求大珠”。

“十二年（公元403年）春二月，倭国使者至，王迎劳之特厚”。

“十四年（公元405年）秋九月王薨。王仲弟训解摄政，以待太子（腼支）还国。

季弟碟礼东训解自立为王。腼支在倭国闻讣哭泣，请归。倭王以兵士百人卫送，既至国界…腼支留倭人自卫，依海岛以待之。国人杀碟礼迎腼支即位”。

“(腼支王)五年（公元409年）倭国遣送夜明珠，王优礼待之”。

“十四年夏遣使倭国，送白绵十匹”。

“(毗有王)二年（公元428年）倭国使至，从者五十人”。

这些材料足以证明，倭与百济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在政治上对百济施加着影响，连百济王位的废立都受到倭的左右，其中也包含着倭与百济之间似乎还有一层主仆关系之意。

5、倭与新罗的关系

由于这种关系的存在，加上地理条件的制约，倭对朝鲜半岛入侵的地点，基本上都选择在新罗国境。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关于倭对新罗的军事侵略行动作了如下记载：

“(奈勿尼师今)三十八年（公元393年）夏五月，倭人来围金城，五日不解”。

“(实圣尼师今)四年（公元405年）夏四月，倭兵来攻明活城，不克而归…六年春三月，倭人侵东边。夏六月，又侵南边，夺掠一百人…七年春二月，王闻倭人于对马岛置营，储以兵革资粮，以谋袭我”。

上述史实说明，百济屈服于倭以及倭寇对新罗的侵扰，已经打破了朝鲜半岛原有的政治格局，对于高句丽来说，“百残、新罗，旧是属民，由来朝贡”的局面不复存在。

于是，高句丽将百济视为倭寇侵扰朝鲜半岛的社会基础，同时向百济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在高句丽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百济遭到惨败，丧失了五十八座城邑，七百个村庄，连百济王室成员和大臣都作了俘虏。

碑文中关于“九年己亥，百残违誓，与倭和通。王巡下平壤。而新罗遣使白王云：‘倭寇满其国境，溃破城池，以奴客为民’”的记载，则证明在九年己亥，倭与百济互相串通，发动了对新罗的战争，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新罗被迫向高句丽好太王求救。

6、高句丽如何打残倭军？

倭人在朝鲜半岛南部的军事行动，已经挑战了高句丽能够容忍的底线。

在这种情况下，好太王巡视边境，了解百济与倭寇的动态，从而为下一步对倭、百济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在好太王碑文中，我们看到了关于高句丽与倭之间两次战争的记载，这两次战争分别发生于隆安四年（公元400年，高句丽广开土王九年）、元兴三年（公元404年，高句丽广开土王十三年)。

隆安四年（公元400年，高句丽广开土王九年），高句丽好太王经过周密的准备，派遣五万大军前往解救遭到倭寇侵略的新罗，这是高句丽与倭寇之间第一次面对面的较量。

结果，“官军方至，倭贼退”，高句丽大军一路掩杀，大获全胜，随即攻占了半岛南部与倭关系密切的任那加罗小国，将新罗境内的倭寇军全部驱逐。

此役恢复了高句丽半岛大国的政治地位，出于感激，新罗国王亲自到高句丽向好太王朝贡听命。

倭在此次战斗中的失败，应该属于败退，其有生力量并没有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由于高句丽的军事打击，使倭寇对朝鲜半岛的入侵企图遭受挫折，因此，倭对高句丽怀恨在心。

侵略朝鲜半岛行动的失败，迫使倭重新认识侵略朝鲜半岛问题，如果不能打败高句丽并使之屈服，那么，倭对半岛地区的侵略阴谋就永远也不会得逞。

有鉴于此，经过三年的准备，倭将侵略的矛头直接指向高句丽，元兴三年（公元404年，高句丽广开土王十三年），倭寇侵入带方郡。好太王率水军与倭寇作战，在平壤至带水附近大败倭寇，斩杀无数，维护了高句丽对带方的所属权。

此役使倭寇元气大伤，从此以后不敢轻举妄动，至少在好太王终世之前，没有见到倭军再次对高句丽进行侵扰的记载。

7、高句丽为何大败强敌倭国？

好太王时期，高句丽与倭在朝鲜半岛南部地区的军事较量，以高句丽的胜利而结束，从双方的战争过程来看，高句丽之所以取得胜利，拥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高句丽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自小兽林王开始，高句丽开始进行改革，致力于推行休养生息、富国强兵的政策，注意发展农业、手工业，使经济、军事力量都有重大发展。

故国壤王时期，高句丽保持了小兽林王时期推行的富国强兵政策，国家局势稳定，经济发展迅速，达到了空前繁荣的重要历史时期。小兽林王以来的休养生息政策，奠定了高句丽国家富强殷实的经济基础。

到好太王在位期间，高句丽政治清明，风调雨顺，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呈现出“恩泽恰于皇天，威武振被四海，扫除不佞，庶宁其业，国富民殷，五谷丰熟”的盛世景象。

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好太王建立了一支由步、骑、水军组成的强大军队，军事实力大大增强，从军队数量、兵种、武器装备、素质上看，高句丽军队都是此期东北地区各少数民族政权中最强大的战争机器。为高句丽打败倭寇对朝鲜半岛的侵略奠定了重要的客观条件。

其次，好太王在驱逐倭寇的战争中，运用了正确的战略战术。

在同倭寇的较量中，好太王十分娴熟地运用了正确的战略战术，概括地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打好抗倭战争的前哨战。

在倭寇敌情不明的情况下，好太王首先将打击目标锁定为臣属于倭的百济，通过对百济的打击，削弱倭侵扰半岛的社会基础，同时也对倭进行警告。

(二)巡视边境，侦察敌情。

在倭寇攻打新罗时，好太王亲自巡视边界，了解倭寇动态，力图做到知己知彼，以制定切实可行的抗倭军事行动计划。

(三)集中兵力，重拳出击。

据“好太王碑”碑文记载，在倭寇对新罗发动进攻时，好太王集中五万大军讨伐倭寇，“五万”之数也许有夸大的成分，但参加战役的高句丽军队有三万人还是可信的。

关于好太王使用兵力的数量及必要性，耿铁华先生认为：

“高句丽作为当时北方的一个军事大国，往救新罗时，用来对付倭寇的竟然是步骑五万。我们充分考虑到碑文夸大的成分，大体上估计为步骑三万，这也是不小的数字。…我们估计，倭军至少在万人以上。否则，新罗使者也不会报告“倭人满其国境，溃破城池，以奴客为民”。

高句丽与倭寇在平壤至带水附近的水战，好太王使用兵力的数量亦应是相当可观的，否则不会有“倭寇溃败，斩杀无数”的战绩，致使倭寇元气大伤。

再次，倭寇远离本土，劳师远袭，与高句丽军队所占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条件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倭寇对朝鲜半岛的侵扰，持续时间长，规模大。

据《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记载，公元二世纪初，倭已经开始对半岛进行侵扰，其攻击地点基本上都选择在新罗境内，倭人“遣兵船百余艘，掠海民户”。

此后，倭对朝鲜半岛南部地区的入侵非常频繁，有史可查者即有十余次。

从新罗第一代王赫居世居西干，到第十七代王奈勿麻立干统治时期（公元前50年一公元364年），在长达四百多年的时间里，先后有十代王遭受过倭的侵扰。

四世纪末，倭对半岛的侵扰达到高潮，其使用兵力的数量，最多时应在万人以上。

如此庞大的军队和频繁的战事，需要有强有力的后勤供应作保障，对粮食、兵器、船只和各种物资装备的需求同倭寇远离本土，劳师远袭的客观状况形成了矛盾，即使倭寇在朝鲜半岛的占领区内拥有军事基地，有专门的军队负责为倭寇筹集兵力、武器与粮草的供应，但同在本土作战的高句丽相比，倭寇依然存在着客观条件上的劣势，这也是高句丽军队打败倭军的一个重要因素。

高句丽对倭寇作战的胜利，粉碎了倭对朝鲜半岛的侵略企图，使半岛三千里江山免于沦陷。

在以后较长的时间里，倭不敢再有侵略朝鲜半岛的企图：另一方面，通过抗倭斗争，高句丽重新确立了自己在朝鲜半岛的政治地位。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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