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之洞个人形象与历史评价的影响

张之洞经常自谦自己是愚钝之人。在写与姐夫的信中，自评自己性格“朴钝”；在《传鲁堂诗集序》中也说“余性鲁钝，不足以窥圣人之大道，……”张之洞认为自己在学术上最接近儒家，他为官施政施行的也是儒术。“余当官为政，一一儒术施之，已故困其躬、亡其精而功效盖寡，……”“蒙等被服儒术”。

张之洞为人谨慎。据其幕僚回忆，他不仅在书面文字上字斟句酌，平时说话也非常谨慎，尽量避免出言不当。“广雅平日出言极斟酌，偶有未当，已隔数句矣。将前言重提起，谓顷间所说不是如此，乃是如此。家君尝谓广雅不但文字有添注涂改，言语亦有添注涂改，然可见其为人不苟矣”。“而广雅遇事过于斟酌”。

在教务问题上，张之洞亦非常小心，以免留人口实，败坏自己的名声。张之洞认为当初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有不妥之处，屠戮中国人以取悦法国人。“广雅曰，天津教案曾某曾戮十六人以悦法人，是时德兵已入巴黎，曾某尚如此。广雅盖不忘协揆往事，故作此讆言”。

在当时，不同的人基于各自的立场和利益，对待基督教的态度各有不同。“当政者由于负有治土安民之责,动辄需与洋人交涉,时时受到洋人的压力,为求平安无事,反洋教态度一般比较隐晦;下级官更由于受洋教的直接压迫较大,又“不規约章”,容易“惑于狂父之言，泥于书生之见”，反洋教的态度就比较强硬;高级官吏由于更直接地承担不平等条约的义务,一举一动都为洋人注目,不敢越雷池一步,反洋教的态度就比较软弱”。

赞扬张之洞的人则认为他为国家社稷耗尽心血，有平定之功。辜鸿铭盛赞其保卫名教，鞠躬尽瘁。“邪说诬民,孙卿子（注：荀子）劝学崇儒以保名教,中原多故,武乡侯鞠躬尽瘁独矢孤忠”汪国垣直言其就是李慈铭笔下典型的小人，“虽或议论少激，意见少偏，不少为圣贤之徒。广结纳，争声誉，逞浮辩，恃客气，索隐行怪，厚自标异，外骄内谄，敢为诡诞，此小人也。

虽或饰诈行方，露才扬己，终入于下流之目。今有人焉，嗜欲满其中，囚垢饰其外，务虚声以吓腐鼠，剿杂览以驱群羊，无一艺可名，无一事之求是，而夜郎自大，凰皇不如，深妒道真，恶闻胜己，岂知转瞬之间，冰消日出，狐貉啖尽，草木同贵，岂不悲哉？”辜鸿铭也说他虽然性格高洁，但是缺乏气节和道德。

“甚至于张之洞也缺乏气节或道德勇气,尽管他是一个秉性高洁的人”。比如在东南互保一事上，前幕僚繆荃孙认为张之洞和刘坤一的东南互保政策，保护了东南各省。“东南赖刘忠诚、张文襄两帅镇定，得以无事，然寝馈不安矣”。“公之镇外也，扬历夫八省，公之秉政也，前后无二年，凡时局之孔急均筹画于事先，其才则裕，其志则坚。在庸众所愕，贻乃独任，夫仔肩难幸，窦之高张嗟讽，谕之未省。机有阻，而思通，绪将散，而欲整任，狂吠之狺狺，孤忠之耿耿”。

冯天瑜认为，张之洞办理教案体现其作为地方大吏的爱国感责任感。“‘以保主权，守条约，为人民为主旨’，不卑不亢，体现了一个正直官僚的爱国立场与守土护民的责任心”。一般说来，在涉及面较小的具体教案处理上，他较多第体现出前者，而在直接关系到清政府与列强国家利害关系的重大交涉中，他迫于国力衰败的惨痛现实，又不得不忍辱退让，以求大局不致立时溃败。

尽管张之洞在性格上有弱点、在能力上有不足，但他终其一生都在探索中国适应时代发展趋势的正确道路，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爱国者和时代先驱。“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而且他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中国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但在他的努力下，中国正在全神贯注地致力于进步。诚如大江东去，奔腾入海，在其前进的道路上定会有许多曲折和倒流的漩涡”。

二．委曲求全抑或是丧权辱国——对晚清政治和外交的影响

虽然十九世纪以来，基督教在西方各国的政治势力和影响力日益衰退，但是西方国家在外交上依然利用宗教，对华各种要索。特别是德国和法国，纵容基督教在中国横行。“今日西国内政固轻视宗教，而今日西国外交仍利用宗教，数十年来对于我国之要求无非宗教肇其端言之。滋痛德、法两国与国内则抑教惟恐不严，于东方则扶教惟恐不力”。

基督教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在西力东渐的背景下传入近代中国。贺弘景认为，基督教与中国固有文化之间的矛盾可以概括为意识形态上的对立、风俗习惯上的差异和政治生活上的冲突三个方面。“所谓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是指基督教教义与儒学的对立”。

“风俗习惯上的差异较之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表现得更直接、更广泛。……二者之同差异颇大,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构成了洋教与中国社会的又一对立。……这种普遍的怨恨反感情绪,持之日久,就形成为一种排斥洋教的社会心理”。“政治生活领域的各种冲突,愈益把这个矛盾推向了不可调和的激化程度。政治生活领域中冲突的核心,就是洋教具有的侵略性。

首先,洋教作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个辅助工具,是靠列强的武力输入和保沪的。……因此，在中国人的心目里，洋教总是与‘丧权辱国之意胶结而不可分’的。其次,洋教势力依靠资本主义侵略强权,横行不法,作奸犯科；网罗痞赖,欺压百姓；掠夺財物,剥削群众；侵越权柄,包揽词讼。第二，洋教遍布通都大邑和穷乡僻壤,与中国社会的接触最广泛,最直接,因面往往被视为外国略者的代表”。

“综上所述,所调洋教与中国社会矛盾的三个方面,实质上就是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强权与被侵略的中国社会的冲突,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冲突。这两种冲突之间的联结物,乃是一系列强迫输入基督教的不平等条约和外国资本主又的武力保护传教政策,以及洋教势力以强权为后盾的飞扬跋扈。

总的来说，基督教是随着洋炮军舰侵入中国传教的，不同的宗教、文化、经济利益引起的冲突，引发了程度不同、大小不一的教案。来华基督教组织、传教士和教民依仗列强的军事实力逼迫清政府赔款、割地、惩官、镇压民众运动，只会让民众愈发认识的清政府的无能与软弱，遂愤而采取愈发直接、暴力的方式与之对抗。

晚清政府虽然积贫积弱，但是对外交涉自有一套技巧。“中国利用自身显面易见的软弱,激起西方列强对中国的野心而相互竞争钳制。清朝的谈判者到处散布流言,泄露机密。他们显得饱受惊吓,无助无依。他们一边接受条款,一边收受贿略。但是中国幸而未亡，其外交手腕比局外人所意识到的更为有效,……”晚清政府倾向于由地方疆臣来办理中外交涉事件，以免过分迁就或抵制外人。

“办外交之官吏，往往小者易于争执，大者过于迁就。至外务部则迁就尤甚，故向有局员胜于疆臣，疆臣胜于部臣之说。……其中实有担责任与不担责任之分。盖局员与领事，实为初级之交涉，不成，则归之督抚而已，于大局之利害，无大出入也。疆臣稍重矣，顾不成，则归之外部，亦尚无大出入也。若至外务部，则利害判矣。故其因关系而持重，而畏葸，亦有处势使然者。

虽然，察彼国舆论之趋势，及各国离合异同之间，而施以操纵，使吾言之发，适当其可，是在擅长于外交者”。当时中央处理教案的指导，也是及早豫防，稳定民心，镇静地方，保护教堂，弹压谣言。“惟毗连各省，均有教案，无业游民，难保不为其煽惑，乘机起衅。？湖北施宜两属已有焚抢情事，不可不及早防维。著张之洞、……各即严饬地方文武镇静民心，力护教堂，一有谣传，讯即弹压抚定，毋任闻风附和，纷纷效尤，致烦兵力，是为至要”。

晚清、民国年间，时人经常批评当时办理外交的人媚外、卖国。“今人诟外交家，动曰媚外，曰卖国”。汪康年认为这样的批评很没有良心，但中国官员办理外交的举动，的确有不可理解的地方。“然而寻其历来之习惯，则实有不可解者。……一则凡事有见端，或以未雨绸缪之策进，此闲中布子之法也。

然外务部必力斥之曰：不得多事，致咎衅端；曰：人未言及，我不可先惹事。如是，则凡稍有生气之人，皆失气去，莫有敢多事者矣。一则地方或有案件，所司密陈理由，或详言办法，则必折之，曰：外人所言，与此不同，该督难保无受属员蒙蔽之处，须速查明云云。盖深愿曲全在我，则事易了也。

又曰：静候办理，无许轻动，免授人以口实。故凡民间稍有抵制之策，必摧折之也。一则外人偶有所要求，非有必得之意耶，然外部告之他部或各省，则必张皇其辞，于是闻者转相惊恐，则本可不允，或不必全允之事，亦必至全允矣。凡类此之事，盖非一端，……此等事实非特别之办法，盖相习已久，而一概皆然，直视为外交之奇谋秘策。然吾辈观之，则大似缚手足而与他人闹也”。

汪康年认为这种不许有事、姑求无事、但求了事的政策与态度，不是大恶，但是却导致国运衰微。“虽然，据此而遽谓其媚外、卖国，犹未可也，良由若辈怯畏性过重，而又不考求于平时，于是其惟一政策，曰不许有事，曰姑求无事，曰但求了事。此三者，不得谓之大恶也，然而吾国之命脉，由此而澌灭者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