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的责任观：倾资兴学 培育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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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厦门大学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陈嘉庚清醒意识到，为振兴中华尽力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他决定在兴办小学、中学、各专科学校的基础上，创办厦门大学。为了创办厦大，年近五旬的陈嘉庚，从新加坡回国并认捐了四百万元大洋。这个数额，相当于他当时的资产总值。有志者事竟成。1921年4月6日，陈嘉庚创办的福建省第一所大学——厦门大学隆重开学。在厦大开学典礼上，陈嘉庚发表了充满激情和希望的讲话：“办大学，一要有高深的学问，二要有雄厚的资财。我本人是两者都没有，但我有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愿望。我希望经过三五十年奋斗，中国的教育得到普及!”

在之后的苦难岁月里，厦大师生矢志不渝，自强不息，克服重重艰难险阻，获得了巨大成就。在1940年和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举办的第一、第二届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学业竞试中，厦门大学均名列第一。受到国民政府教育部通令嘉奖，厦大由此被誉为“东南最高学府”“国内最完备大学之一”。当时来中国考察高等教育的英国学者，看到厦大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下来并持续发展，感到震撼的同时，称赞厦大为“加尔各答以东的第一大学”。民谚曰，好事多磨。厦大创办起来了，但需要大量资金维持运转。1930年，世界经济危机，陈嘉庚的橡胶产业遭遇巨大打击，英国银行一面答应借款，一面提出“不再资助厦大、集美”。陈嘉庚断然拒绝：“我办企业是为了学校，为了国家。”“我的经济事业可以牺牲，学校绝不能停办。”于是，他变卖三座别墅维持厦大。这便是“出卖大厦、维持厦大”的典故。

陈嘉庚一生用于办教育的捐款，累计起来几乎相当于他的全部财产。他以终生的艰苦经营，实践了自己“我毕生以诚信勤俭办教育公益，为社会服务”的责任。陈嘉庚先生重视知识和人才的远见卓识，回顾起来，尤为可贵。如今，厦门大学已成为厦门最著名的一处人文地标，而美丽的厦大校园，也成为世人对创办者永恒的思念和无尚的敬意。

坚持倾资兴学，积极培育英才，是陈嘉庚先生自觉践行、摆在第一位的“责任观”。

其二，支援抗战、反对卖国，践行“责任观”。事非经过不知难。陈嘉庚先生从自己发家到濒于破产的亲身经历中，深刻认识到因国家积贫积弱、政府腐败无能，海外华侨犹如无依无靠的孤儿，只能任凭外国资本的欺压摧残。众人拾柴火焰高。为了唤起民族觉醒，他积极呼吁社会各界团结抗敌，对全国抗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陈嘉庚义愤填膺，决心团结广大华侨，竭尽全力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1938年10月，南洋各地华侨爱国团体在新加坡召开大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推举陈嘉庚先生为总会主席。在陈嘉庚先生的领导下，华侨总会除了积极捐款，还发动和开展其他救亡工作。如，抵制日货、筹办制药厂、捐募寒衣、捐购卡车及飞机、征集机工回国服务、组织华侨慰问团等，有力支援了祖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在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召唤和指引下，中华民族掀起空前规模的民族解放战争，粉碎了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黄粱美梦。可是，时任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却对中国抗战的前途持悲观态度，并公然声称：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一切视日方所提出之条件而定。不仅如此，汪精卫还与日方秘密接触，准备铤而走险。对此，陈嘉庚先生于1938年10月，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身份，一针见血的向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发去一个言简意赅的“电报提案”：“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这个提案，如同重磅炸弹，对投降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杀伤力，被称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其三，心系桑梓、造福家乡，践行“责任观”。 责任，是分内应做的事。芸芸众生，能力有大小，责任无高下。陈嘉庚为了践行自己的责任观，对个人生活很是吝啬，而对公益事业却很慷慨。陈嘉庚先生对爱国与爱乡，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爱国始于爱乡，强国必先强民。”“轻金钱，重义务，诚信果毅，嫉恶好善、爱国爱乡。” 2014年10月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厦门市集美校友总会的回信中写道：“我曾长期在福建工作，对陈嘉庚先生为祖国特别是为家乡福建作出的贡献有切身感受。”

公道自在人心。陈嘉庚为祖国为家乡做出巨大贡献，人民不会忘记他——1990年3月31日，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中国紫金山天文台于1964年11月9日发现的编号为第2963的小行星，正式命名为“陈嘉庚星”；家乡永远怀念他——在陈嘉庚的家乡集美，乃至厦门市区，图文并茂，体现陈嘉庚精神、反映陈嘉庚生平的《图说嘉庚精神》系列公益广告，触手可及，随处可见。透过这些，不难看出人们对陈嘉庚的尊崇与缅怀之情。

作者：张桂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南平市委市直机关党工委原副书记
编辑：钟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