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李井奎

按：此文克鲁格曼写于2008年大危机之后，题目中的“经济学家”其实是特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宏观经济学家，具体来说，就是研究经济波动的一批主流经济学者。不过，此文中的许多批评也适用于其他领域的经济学者。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对于这样的批评，我们既要思考其合理与不合理处，也要思考如何开展更为有效的研究。

翻译的时间有限，未能尽善尽美，感谢点赞支持！

一、错在以美为真

此时此刻，我们几乎很难相信，就在不久之前，经济学家们还在为他们在自己领域所取得的成功而弹冠相庆。这些成功——至少他们是这么认为的——既是理论上的，也是实践上的，为这一职业开启了一个黄金时代。在理论上，他们认为他们已经解决了内部争端。因此，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的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在2008年发表了一篇名为《宏观经济学的状况》(The State of Macro）（即研究衰退等宏观问题的经济学)的论文，宣称“宏观经济学状况很好”。他说，过去一些年来，宏观经济学的争斗已经结束，人们的“研究愿景业已达成广泛的一致”。而在现实世界中，经济学家相信他们已经控制了一切：“预防萧条的核心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在2003年美国经济协会主席演讲中这样宣称。2004年，前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现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还庆祝过去20年经济表现的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他将其部分归因于经济政策制定的改善。

2008年的一场金融危机，这一切都分崩离析了。

很少有经济学家预见到这场危机的到来，但这种预测失败还只是该领域问题中最微不足道的那一个。更重要的是，这个学术群体对市场经济中灾难性失败的可能性视而不见。在黄金时代，金融经济学家们开始相信，市场本质上是稳定的——也就是说，股票和其他资产的定价总是恰到好处。在主流模型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2008年所发生的那种崩溃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宏观经济学家又意见不一。但主要的分歧在于，一些人坚持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永远不会误入歧途，另一些人则认为，经济可能偶尔会误入歧途，但任何偏离繁荣之路的重大偏差都能够而且将会被全能的美联储所纠正。尽管美联储尽了最大努力，但经济还是偏离了轨道，双方都没有准备好应对这种情况。

危机过后，经济学界的分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卢卡斯说，奥巴马政府的刺激计划是“蹩脚的经济学”，他的芝加哥大学的同事约翰·科克伦（John Cochrane）说，这些政策是基于不可信的“童话故事”制定出来的。作为回应，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布拉德•德隆(Brad DeLong)写到，芝加哥学派出现了“智力上的崩溃”，我自己也写过，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的评论是宏观经济学黑暗时代的产物，在这个时代，那些来之不易的智慧已然被忘却。

经济学这个行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它又将走向何方？

在我看来，经济学这个行当之所以误入歧途，是因为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群体，把披着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学外衣的美误认为了真理。在大萧条之前，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坚持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完美或近乎完美的体系。在大规模失业的情况下，这种愿景是不可持续的，但随着对大萧条的记忆消退，经济学家重新爱上了旧的、理想化的经济愿景，即理性的个人在完美的市场中相互作用，这一次是用花哨的方程来伪装。可以肯定的是，对理想化市场重新燃起的浪漫，部分是对不断变化的政治风向的回应，部分是对金融激励的回应。但是，尽管在胡佛研究所享受的休假和华尔街给出的工作机会这两种激励的力量不容小觑，但这一行当之所以失败的核心原因则是人们渴望一种无所不有、思想优雅的方法，这也让经济学家有机会展示他们的数学能力。

不幸的是，这种对经济的浪漫化和纯净化的愿景，导致大多数经济学家忽略了所有可能出错的事情。他们对人类理性的局限性熟视无睹，而这往往会导致泡沫和泡沫的破灭，那些横行霸道的机构的问题，市场的不完善（尤其是金融市场，这种不完善可能导致经济运行系统经历突然的、不可预测的崩溃），以及当监管者不相信监管时所产生的危险。

很难说经济学这个行当今后将会走向何方。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经济学家将不得不学会与混乱共存。也就是说，他们将不得不承认非理性和往往不可预测的行为的重要性，正视市场所特有的不完美，并接受这样的理念，即一个优雅的经济学“万有理论”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实际上，这将转化为更加谨慎的政策建议，以及对取消经济保障措施的意愿的下降，这种意愿的背后是相信市场将解决所有问题。

二、从亚当·斯密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通常要归功于亚当·斯密，他在1776年出版了《国富论》。在接下来的160年里，一个广泛的经济理论体系得到了发展，其核心信息是：相信市场。是的，经济学家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市场可能会失灵，其中最重要的是“外部性”——人们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强加给他人的成本，比如交通拥堵或污染。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以19世纪晚期理论家的名字命名，他们详细阐述了“古典主义”前辈的概念)的基本假设是，我们应该对市场体系抱有信心。

然而，这种信念被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击碎了。事实上，即使面对这种全面崩溃，仍然有一些经济学家坚持认为，市场经济中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必须是正确的：“萧条不仅仅是邪恶的”，约瑟夫·熊彼特在1934（对，你没有看作，就是大萧条中的1934年）这样宣称，它们确实是邪恶的，他补充又说道，但这些邪恶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不过，最终，大多数经济学家还是转向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卓识，用以解释已经发生的事情，并为未来的萧条问题找到解决的方案。

尽管你可能听说过，凯恩斯并不希望政府来运行经济。他在1936年的杰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中称自己的分析“在其意涵上是相当保守的”。他想要修复资本主义，而不是颠覆它。但他确实质疑了自由市场经济可以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运行的观点，并对金融市场表达了特别的蔑视，他认为金融市场被短期投机主导，很少考虑基本面。他还呼吁积极的政府干预——印刷更多的钞票，如果必要就在公共工程上投入大量资金——以应对经济衰退期间的失业问题。

重要的是要明白，凯恩斯所做的远不止是大胆的断言。《通论》是一部深刻、深入的分析性著作，这种分析说服了当时最优秀的年轻经济学家。然而，过去半个世纪的经济学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从凯恩斯主义撤退到新古典主义的故事。新古典主义的复兴最初是由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领导的，他早在1953年就断言，作为对经济实际运行方式的描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运行得足够好，“既非常富有成效，又值得我们对之拥有很大的信心”。那么怎么解释萧条呢？

弗里德曼对凯恩斯的反击始于货币主义。货币主义者原则上并不反对市场经济需要刻意稳定的观点。“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弗里德曼曾经这样说过，尽管他后来声称自己的话被断章取义了。然而，货币主义者断言，一种非常有限的、受约束的政府干预形式——即指示中央银行保持国家的货币供应、流通中的现金总量和银行存款稳步增长——就是防止萧条所需要的一切。弗里德曼和他的合作者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有一个著名论断，如果美联储正确地执行了自己的工作，大萧条就不会发生。后来，弗里德曼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反对政府故意将失业率压低到“自然”水平以下（目前美国的失业率被认为约为4.8%）：他预测，过度扩张的政策将导致通货膨胀和高失业并存。这一预测被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所证实，极大地提高了反凯恩斯主义运动的可信度。

然而，最终，反凯恩斯主义的反革命远远超出了弗里德曼的立场，与他的继任者的言论相比，弗里德曼的立场似乎相对温和。在金融经济学家中，凯恩斯贬低金融市场为“赌场”的观点被“有效市场”理论所取代，该理论断言，根据现有信息，金融市场总是能得到正确的资产价格。与此同时，许多宏观经济学家完全否定了凯恩斯理解经济衰退的框架。一些人回到了熊彼特和其他大萧条辩护者的观点，认为衰退是一件好事，是经济适应变化的一部分。甚至那些不愿意走得那么远的人也认为，任何对抗经济衰退的尝试都将弊大于利。

并不是所有的宏观经济学家都愿意走这条路：许多人自称为新凯恩斯主义者，他们继续相信政府应该发挥积极作用。然而，即便是他们也大多接受这样的观点：投资者和消费者是理性的，市场通常是正确的。

当然，这些趋势也有例外：一些经济学家质疑理性行为的假设，质疑金融市场可以被信任的信念，并指出了具有毁灭性经济后果的金融危机的长期历史。但他们是在逆势而行，无法在一种普遍的、现在看来是愚蠢的自满情绪上取得多大进展。

三、过分乐观的金融

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金融市场没有得到多少尊重。凯恩斯将其比作“我们把这个比喻稍作改变，把专业投资者的情况与报纸上的选美比赛相比拟。在这种比赛中，参与者要从报纸上登出的100张照片里选出6张最美的来。谁选出来的6张照片最接近全部参加者一起选出的6张照片，奖品就属于谁。因此，每一个参与者所必须挑选的，并不是那些他自己认为的最美的人，而是那些他认为其他参与者最能挑中的那些人，所有的参与者都这样来看待这个问题。这里的挑选，并不是根据一个人的最佳判断来挑出真正的最美者，甚至也不是根据平均意见来挑出真正的最美者。”凯恩斯认为，让这样的市场——投机者在其中互相追逐尾巴的市场——决定重要的商业决策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想法：“当一个国家的资本发展成为赌场活动的副产品时，这项工作很可能做不好。”

然而，到1970年左右，对金融市场的研究似乎已经被伏尔泰(Voltaire)笔下的庞格罗斯博士(Dr. Pangloss)所接管，他坚持认为，我们生活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一个。关于投资者的非理性、泡沫、破坏性投机的讨论，几乎从学术论述中消失了。该领域曾被芝加哥大学的尤金•法玛提出的“有效市场假说”所主导。该假说认为，在所有公开信息的前提下，金融市场精确地根据资产的内在价值对其进行定价。（例如，一家公司的股票价格总是准确地反映该公司的价值，因为该公司的收益、商业前景等信息都是可以获得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詹森(Michael Jensen)为代表的金融经济学家认为，由于金融市场总是能正确定价，因此，公司高管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不仅是为了他们自己，也是为了整个经济，就是让他们的股价最大化。换句话说，金融经济学家认为，我们应该把国家的资本发展交到凯恩斯所说的“赌场”手中。

很难说这个行当的转变是由事件推动的。诚然，1929年的记忆正在逐渐消退，但牛市仍在继续，投机过度的故事广泛流传，随后是熊市。例如，在1973-4年间，股票价值下跌了48%。1987年的股市崩盘，道指在一天之内莫名其妙地暴跌了近23%，至少应该让人对市场的合理性产生一些怀疑。

然而，凯恩斯会把这些事件视为市场不可靠的证据，但它们并没有削弱那个美丽想法的力量。金融经济学家通过假设每个投资者都理性地平衡风险与回报而发展出的理论模型——所谓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或CAPM（读作cap-em）——非常优雅。如果你接受它的前提，它也是非常有用的。CAPM不仅告诉你如何选择你的投资组合，从金融行业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是，它告诉你如何为金融衍生品——即关于债权对债权——定价。新理论的优雅和明显的实用性为它的创造者带来了一系列的诺贝尔奖，这个理论的许多专家也得到了更常见的奖励：有了他们的新模型和强大的数学技能——CAPM的更神秘的应用需要物理学家水平的计算——温文尔雅的商学院教授可以成为华尔街的火箭科学家，赚着华尔街的薪水。

公平地说，金融理论家并不仅仅因为有效市场假说优雅、方便和有利可图就接受它。他们还提供了大量的统计证据，这些证据起初似乎是该理论强有力的支持。但奇怪的是，这些证据的形式却很有限。金融经济学家很少会问一个看似显而易见（尽管不易回答）的问题：考虑到收益等现实世界的基本面因素，资产价格是否合理？相反，他们只询问在其他资产价格的前提下，资产价格是否合理。现任奥巴马政府首席经济顾问的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曾用一个关于“番茄酱经济学家”的寓言来嘲笑金融学教授，这些经济学家“已经证明，两夸脱装的番茄酱的销售量正好是一夸脱瓶装番茄酱的两倍”，并由此得出结论，番茄酱市场是完全有效的。

但无论是这种嘲讽，还是耶鲁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等经济学家更为客气的批评，都没有产生多大效果。金融理论家仍然相信他们的模型在本质上是正确的，许多在现实世界中做决定的人也是如此。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时任美联储主席的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他长期以来一直支持放松金融监管。他拒绝遏制次级贷款或解决不断膨胀的房地产泡沫的呼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相信，现代金融经济学可以控制一切。2005年，在一次纪念格林斯潘任职美联储的会议上，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时刻。一位勇敢的与会者，拉古拉迈·拉詹（Raghuram Rajan）(令人惊讶的是，他来自芝加哥大学)，发表了一篇论文，警告金融体系正处于潜在危险的风险水平。在场的几乎所有人都嘲笑他，包括拉里·萨默斯，他认为他的警告是“被误导的”。

然而，到了去年10月，格林斯潘承认他处于一种“震惊的难以置信”的状态，因为“整个知识大厦”已经“倒塌”。由于知识大厦的崩溃也是现实世界市场的崩溃，其结果是一场严重的衰退——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政策制定者应该怎么做呢？不幸的是，宏观经济学本应为如何应对衰退的经济提供明确的指导，但它本身却处于混乱状态。

四、宏观经济学的麻烦

“我们把自己卷入了一个巨大的混乱之中，在一台我们不了解其工作原理的精密机器的控制下犯了错误。其结果是，我们创造财富的可能性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也许是很长一段时间内被浪费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一篇题为《1930年大萧条》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他试图解释当时席卷全球的灾难。世界上的财富确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浪费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彻底结束了大萧条。

为什么凯恩斯把大萧条诊断为“巨大的混乱”一开始如此引人注目？为什么在1975年左右，经济学在凯恩斯观点的价值上分成了对立的阵营？

我喜欢用一个真实的故事来解释凯恩斯经济学的本质，这个故事也可以作为寓言，是一个可以影响整个经济体的混乱的小规模版本。想想国会山临时保姆合作社(Capitol Hill babysitting Co-op)的艰辛吧。

1977年，《货币、信贷和银行杂志》(The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了这个合作社的问题。该合作社由大约150对年轻夫妇组成，他们同意在父母晚上出去玩的时候，互相帮忙照看孩子。为确保每一对夫妻都能分担照看孩子的责任，合作社推出了一种代金券：用很重的纸做成的代金券，每张券给持有者半小时的孩子被照顾的时间。一开始，会员在加入时获得20张代金券，并被要求在退团时归还同样数量的代金券。

不幸的是，结果证明，合作社的成员平均想要持有超过20张代金券的储备，为的是他们能连续出去几次。因此，只有相对较少的人愿意花他们的代金券外出，而许多人想要照顾孩子，这样他们就可以增加自己的储备。但由于照看孩子的机会只有在有人外出时才会出现，这意味着照看孩子的工作很难找到，这使得合作社的成员更不愿意外出，从而令照看孩子的工作更加稀缺……

简而言之，合作社陷入了衰退。

好吧，你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不要认为这是愚蠢和琐碎的：自从亚当·斯密发现经济进步的根源在于针厂以来，经济学家们就一直在用小例子来阐明大问题，他们这样做是对的。问题在于，这个特别的例子——衰退是需求不足的问题——没有足够的保姆需求为每个想要工作的人提供工作——是否抓住了衰退中发生的事情的本质。

40年前，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同意这种解释。但自那以后，宏观经济学分化为两大派别：“咸水派”经济学家(主要在美国沿海大学)，他们对经济衰退有或多或少的凯恩斯主义观点；以及“淡水”经济学家(主要在内陆大学)，他们认为这种愿景是无稽之谈。

淡水经济学家本质上是纯粹的新古典主义者。他们认为，所有有价值的经济分析都以人是理性的、市场是有效的为前提，而保姆合作社的故事违背了这一前提。在他们看来，普遍缺乏足够的需求是不可能的，因为价格总是与供需相匹配。如果人们想要更多的代金券，这些代金券的价值就会上升，因此，比方说，它们的价值是40分钟的被照看时间，而不是半小时——或者，相当于，一个小时的被照看的成本将从2张代金券下降到1.5张。这样一来问题就解决了：流通中的代金券的购买力就会上升，人们就不会觉得有必要囤积更多的东西，也就不会出现经济衰退。

但是，经济衰退难道不像是没有足够的需求来雇佣所有愿意工作的人的时期吗？淡水理论家说，外表可能具有欺骗性。在他们看来，正确的经济学认为，全面的需求失败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意味着它们不会发生。凯恩斯经济学被“证明是错误的”，芝加哥大学的科克伦说，然而，衰退确实在发生。为什么？20世纪70年代，著名淡水宏观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认为，衰退是由暂时的混乱引起的：工人和企业难以区分通胀或通缩导致的整体价格水平变化与自身特定业务状况的变化。卢卡斯警告说，任何对抗商业周期的尝试都将适得其反：他认为，激进的政策只会加剧混乱。

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即使这种对衰退是坏事的观点极其有限的接受，也被许多淡水经济学家所拒绝。相反，这场运动的新领导人，尤其是当时在明尼苏达大学(你可以看到淡水这个名字的由来)的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认为价格波动和需求变化实际上与商业周期无关。相反，商业周期反映的是技术进步速度的波动，而这种波动会被工人的理性反应放大，当环境有利时，他们会自愿增加工作，当环境不利时，他们会减少工作。失业是工人们深思熟虑后做出的休假决定。

坦率地说，这种理论听起来很愚蠢——大萧条真的是大假期吗？说实话，我觉得这真的很傻。但普雷斯科特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基本前提是嵌入在巧妙构建的数学模型中，这些模型使用复杂的统计技术映射到真实数据上，该理论后来主导了许多大学院系的宏观经济学教学。2004年，普雷斯科特与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芬恩·基德兰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奖，这反映了该理论的影响。

与此同时，咸水派经济学家则犹豫不决。淡水经济学家是纯粹主义者，而咸水经济学家是实用主义者。哈佛大学的N·格雷戈里·曼昆(N. Gregory Mankiw)、麻省理工学院的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大卫·罗默(David Romer)等经济学家承认，很难将凯恩斯主义关于衰退的需求侧观点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相协调，但他们发现，衰退实际上是由需求驱动的证据太过令人信服，令人无法拒绝。因此，他们愿意偏离完美市场或完美理性的假设，或两者兼而有之，增加足够多的不完美，以适应或多或少的凯恩斯主义衰退观点。在咸水学派看来，对抗衰退的积极政策仍然是可取的。

但自诩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人也未能幸免于理性个人和完美市场的魅力。他们尽量限制自己对新古典主义正统的偏离。这就意味着在主流模型中没有泡沫和银行系统崩溃的空间。事实是这样的事情在现实世界中继续发生——1997- 1998年在亚洲大部分地区发生了可怕的金融和宏观经济危机，2002年在阿根廷发生了大萧条级别的衰退——并没有反映在新凯恩斯主义的主流思维中去。

即便如此，你可能会认为淡水经济学家和咸水经济学家的不同世界观会让他们在经济政策上经常争执不休。然而，有些令人惊讶的是，在1985年到2007年间，淡水经济学家和咸水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主要是关于理论，而不是行动。我认为，原因在于不像最初的凯恩斯主义者那样，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应对衰退不需要财政政策——政府支出或税收的变化。他们相信，由美联储技术官僚管理的货币政策能够提供经济所需的任何补救措施。在米尔顿•弗里德曼90岁生日的庆祝活动上，本•伯南克曾是普林斯顿大学一位或多或少信奉新凯恩斯主义的教授，当时是美联储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他对大萧条研究作了盖棺论定：“你是对的。我们造成了大萧条。我们很抱歉。但多亏了你，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明确的信息是，要避免萧条，你所需要的只是一个更聪明的美联储。

而且，只要宏观经济政策仍掌握在大师格林斯潘手中，没有凯恩斯式的刺激计划，淡水经济学家就没什么可抱怨的。(他们不相信货币政策有任何好处，但也不相信它有任何坏处。)

只有一场危机才能揭示出，双方的共同点是多么少，就连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变得多么盲目乐观。

五、没有人能预料到……

最近，在令人懊丧的经济学讨论中，有一句万能的妙语，那就是“没有人能预料到……”，这是你在谈到那些本可以预测到、本应该预测到的灾难时所说的话，而这些灾难实际上是由一些经济学家预测到的，只是他们的苦心当时被人嘲笑罢了。

以房价的急剧上涨和下跌为例。以罗伯特•希勒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确实发现了泡沫，并警告称，如果泡沫破裂，将带来痛苦的后果。然而，关键的政策制定者未能看到显而易见的事实。2004年，艾伦•格林斯潘驳斥了房地产泡沫的说法。“全国性的严重价格扭曲，”他宣称，“是最不可能的”。伯南克在2005年说，房价上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强劲的经济基本面。”

他们怎么会错过泡沫呢？公平地说，当时的利率异常低，这可能是价格上涨的部分原因。或许格林斯潘和伯南克也想庆祝美联储成功地将经济从2001年的衰退中拉了出来；承认这一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巨大泡沫的产生，会给庆祝活动蒙上一层阴影。

但还有其他原因:人们普遍认为泡沫就是不会发生。令人惊讶的是，当你重读格林斯潘的保证时，你会发现这些保证并不是基于证据，而是基于一个先验的断言，即房地产市场根本不可能有泡沫。金融理论家在这一点上更加坚定。在2007年的一次采访中，有效市场假说之父尤金·法玛宣称“‘泡沫’这个词快把我逼疯了”，并继续解释为什么我们可以相信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流动性较差，但人们在买房时非常谨慎。这通常是他们要做的最大的投资，所以他们非常仔细地环顾四周，比较价格。比价过程非常仔细。”

事实上，购房者通常是会仔细比较价格，也就是说，他们会将自己可能购买的房子的价格与其他房子的价格进行比较。但这并不能说明房屋的整体价格是否合理。这又是番茄酱经济学：因为一瓶两夸脱的番茄酱的价格是一瓶一夸脱的价格的两倍，金融理论家宣称番茄酱的价格一定是正确的。

简而言之，对有效金融市场的信仰蒙蔽了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经济学家的双眼，让他们看不到史上最大金融泡沫的出现。有效市场理论也在泡沫膨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现在，未被诊断到的泡沫已经破裂，被认为安全的资产的真正风险已经暴露，金融体系已经显示出其脆弱性。美国家庭的财富蒸发了13万亿美元。600多万人失去了工作，失业率似乎正在走向194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在我们当前的困境中，现代经济学能提供什么指导呢？我们应该相信它吗？

六、关于刺激计划的争论

1985年至2007年间，宏观经济学领域出现了虚假的和平。咸水派和淡水派之间的观点没有任何真正的一致。但这是“大缓和”时期——在此期间，通胀受到抑制，经济衰退相对温和。咸水学派的经济学家们相信，美联储(Federal Reserve)一切都在掌控之中。淡水经济学家并不认为美联储的行动实际上是有益的，但他们愿意让事情顺其自然。

但这场危机终结了这场虚假的和平。突然之间，双方都愿意接受的狭隘的技术官僚的政策已经不够了，——我们需要更广泛的政策回应，将旧的冲突公开化，这种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

为什么这些狭隘的技术官僚的政策还不够呢？一句话，答案是零。

在正常的衰退中，美联储的反应是从银行购买短期国债。这使得政府债务利率下降；寻求更高回报率的投资者转向其他资产，这也压低了其他资产的利率；通常情况下，这些较低的利率最终会导致经济反弹。为了应对始于1990年的经济衰退，美联储将短期利率从9%降至3%。为了应对始于2001年的经济衰退，美联储将利率从6.5%降到1%。它还试图通过将利率从5.25%降至零来应对当前的经济衰退。

但事实证明，零利率还不够低，不足以结束这场衰退。美联储也无法将利率压低至零以下，因为在接近零利率的情况下，投资者只是囤积现金，而不是将其放贷出去。因此，到2008年底，随着利率基本处于宏观经济学家所说的“零利率下限”，即使衰退继续加深，传统的货币政策也失去了所有的吸引力。

现在怎么办呢？这是美国第二次面临零利率下限，上一次是在大萧条时期。凯恩斯正是观察到利率有一个较低的界限，才主张增加政府支出：当货币政策无效，私营部门无法被说服增加支出时，公共部门必须在支持经济方面发挥作用。财政刺激是凯恩斯主义对我们目前所处的萧条型经济形势的答案。

这种凯恩斯主义思想是奥巴马政府经济政策的基础——淡水经济学家对此非常愤怒。在大约25年的时间里，他们容忍了美联储管理经济的努力，但凯恩斯主义的全面复兴完全是另一回事。早在1980年，芝加哥大学的卢卡斯就写道，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如此荒谬，以至于“在研究研讨会上，人们不再认真对待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观众们开始窃窃私语，互相傻笑。”毕竟，承认凯恩斯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未免太过丢脸。

因此，芝加哥大学的科克伦对政府支出可以缓解最近一次经济衰退的观点感到愤怒，他宣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任何人都没有教研究生这方面的内容。它们(凯恩斯主义思想)是童话故事，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在压力大的时候，回到我们小时候听过的童话故事是非常安慰的，但这并不能让它们变得不那么虚假。”（这标志着咸水和淡水之间的鸿沟是如此之深，科克伦认为“没有人”会教授普林斯顿、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等地所教授的思想。）

与此同时，曾以宏观经济学的巨大鸿沟正在缩小的信念来安慰自己的咸水经济学家们，震惊地意识到淡水经济学家们根本没有倾听。猛烈抨击刺激计划的淡水经济学家听起来不像那些权衡过凯恩斯主义论点并发现它们不足的学者。相反,他们听起来就像一群根本不知道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怎么回事的人，他们在复活1930年以前的谬论，以为自己说的是新的、深刻的东西。

不仅仅是凯恩斯的思想似乎被遗忘了。正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布拉德·德隆在哀叹芝加哥学派的“智力的崩溃”时所指出的那样，该学派目前的立场相当于对米尔顿·弗里德曼思想的全盘否定。弗里德曼认为，稳定经济的应该是美联储的政策，而不是政府支出的变化，但他从未断言，在任何情况下，增加政府支出都不能增加就业。事实上，重读弗里德曼1970年对他的思想的总结，“货币分析的理论框架”，令人惊讶的是它看起来是多么凯恩斯主义。

而且，弗里德曼当然从不相信大规模失业代表着自愿减少工作努力的观点，也不相信衰退实际上对经济有利。然而，这一代淡水经济学家一直在提出这两种观点。因此，芝加哥的凯西•穆里根(Casey Mulligan)认为，失业率如此之高，是因为许多工人选择不工作：“员工面临着鼓励他们不工作的经济激励。……就业减少更多地是因为劳动力供应(人们工作的意愿)减少，而不是劳动力需求(雇主需要雇用的工人数量)减少。”穆里根特别指出，工人们选择继续失业，是因为这样可以提高他们获得抵押贷款减免的几率。科克伦宣称，高失业率实际上是件好事：“我们应该经历一次衰退。那些整天在内华达州敲钉子的人需要做点别的事情。”

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这太疯狂了。为什么要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失业的情况下，才能让木匠搬离内华达州？有人能严肃地宣称，我们失去了670万个工作岗位，因为愿意工作的美国人越来越少了吗？但淡水经济学家发现，自己被困在这个死胡同里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从人是完全理性的、市场是完全有效的假设出发，你就不得不得出失业是自愿的、衰退是可取的结论。

然而，如果说这场危机把淡水经济学家推向了荒谬的境地，那么它也让咸水经济学家进行了大量的自我反省。与芝加哥学派不同的是，他们的框架既允许非自愿失业的可能性，也认为非自愿失业是一件坏事。但主导教学和研究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假设人们是完全理性的，金融市场是完全有效的。为了在他们的模型中引入类似于当前经济衰退的东西，新凯恩斯主义者被迫引入某种模糊因素，这种因素出于未知的原因暂时抑制了私人支出。(我在自己的一些作品中就是这么做的。)如果对我们现在所处位置的分析依赖于这个模糊因素，那么我们对模型关于我们未来走向的预测又有多少信心呢？

简而言之，宏观经济学的状况并不好。那么，这个行当又将走向何方？

七、缺陷和摩擦

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经济学陷入了困境，因为经济学家被一个完美的、无摩擦的市场体系的愿景所诱惑。如果这个行业想要自我救赎，它将不得不接受一个不那么诱人的愿景——一个拥有许多优点但也充满缺陷和摩擦的市场经济。好消息是，我们不必从头开始。即使在完美市场经济学的全盛时期，也有很多关于实体经济偏离理论理想的方法的研究。现在可能发生的事情——事实上，已经发生了——是缺陷与摩擦经济学将从经济分析的边缘转移到它的中心。

我脑海中已经有了一个相当成熟的经济学例子：被称为行为金融学的思想流派。这种方法的实践者强调两点。首先，现实世界中的许多投资者与有效市场理论中的冷酷计算器几乎没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太容易受到羊群行为、非理性繁荣和毫无根据的恐慌的影响。其次，即使是那些试图在冷静计算的基础上做出决定的人，也经常发现他们做不到，信任、可信度和有限抵押品的问题迫使他们随大流。

关于第一点：即使在有效市场假说的全盛时期，现实世界中的许多投资者显然也不像主流模型假设的那样理性。拉里•萨默斯曾在一篇关于金融的论文开头宣称：“很多傻瓜。你随处可以看到。”但我们谈论的是什么样的傻瓜（实际上，学术文献中首选的术语是“噪音交易者”）？行为金融学借鉴了被称为行为经济学的更广泛的运动，试图通过将投资者明显的非理性与人类认知中的已知偏差联系起来来回答这个问题，比如更关心小损失而不是小收益的倾向，或者太容易从小样本中推断（例如，因为房价在过去几年上涨了，就认为它们将继续上涨）。

在金融危机之前，有效市场理论的倡导者，比如尤金·法玛，对代表行为金融学提出的证据不屑一顾，认为它们只是一堆没有真正重要性的“好奇品”。现在要维持这种立场要困难得多，因为一个巨大泡沫的破裂——一个被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希勒等行为经济学家正确诊断的泡沫，他把它与过去的“非理性繁荣”联系起来——已经使世界经济陷入瘫痪。

关于第二点：假设确实有傻瓜。它们有多重要？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53年一篇颇具影响力的论文中指出：聪明的投资者会通过在傻子卖的时候买、买的时候卖来挣钱，这样可以稳定市场。但行为金融学的第二种观点认为，弗里德曼是错的，金融市场有时是高度不稳定的，目前看来，这种观点似乎很难被拒绝。

在这方面最有影响力的论文可能是1997年哈佛大学的安德雷·施莱佛（Andrei Shleifer）和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维什尼（Robert Vishny）发表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相当于将“市场保持非理性的时间比你保持偿付能力的时间更长”这句老话正式化。正如他们所指出的，套利者——那些本应低买高卖的人——需要资金来完成他们的工作。而资产价格的大幅下跌，即使从基本面来看毫无意义，也往往会耗尽这些资本。结果，聪明的资金被挤出市场，价格可能进入螺旋式下降。

当前金融危机的蔓延似乎是金融不稳定危险的一个实际教训。事实证明，金融不稳定模型背后的一般思想与经济政策高度相关：对金融机构资本枯竭的关注，帮助指导了雷曼(Lehman)破产后采取的政策行动，看起来这些行动似乎成功地阻止了一场更大的金融崩溃。

与此同时，我们要问，宏观经济学呢？经济衰退是对技术进步速度波动的最佳反应，最近的事件已经相当明确地驳斥了这种观点；一个或多或少的凯恩斯主义观点是唯一可信的游戏。然而，标准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没有为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危机留下任何空间，因为这些模型普遍接受了金融部门的有效市场观点。

也有一些例外。由本•伯南克和纽约大学的马克•格特勒(Mark Gertler)共同开创的一条研究方向强调，缺乏足够的抵押品会阻碍企业筹集资金和寻求投资机会的能力。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清泷信弘(Nobuhiro Kiyotaki)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约翰•摩尔(John Moore)建立了一个相关的研究方向，他们认为，房地产等资产的价格可能会出现自我强化的暴跌，进而抑制整个经济。但直到现在，金融功能失调的影响甚至还不是凯恩斯经济学的核心。显然，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八、重新拥抱凯恩斯

这就是我认为经济学家必须做的。首先，他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令人不快的现实：金融市场远未达到完美，它们容易受到超乎寻常的错觉和人群疯狂的影响。其次，他们必须承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仍然是我们理解衰退和萧条的最佳框架——这对那些对凯恩斯傻笑或窃窃私语的人来说将是非常困难的。第三，他们必须尽力将金融的实际情况纳入宏观经济学。

许多经济学家会对这些变化深感不安。更现实的新金融和宏观经济学方法，如果有的话，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提供与完整的新古典主义方法相同的清晰、完整和纯粹的美。对一些经济学家来说，这将是坚持新古典主义的一个理由，尽管它完全未能解释三代人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然而，这似乎是一个回忆L.门肯(H. L. Mencken)的话的好时机：“对于人类的每一个问题，总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简洁、合理且错误。”

当涉及到经济衰退和萧条这一过于人性化的问题时，经济学家需要放弃简洁但错误的解决方案，即假设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市场完美运行。当这个行当重新思考其基础时所出现的愿景可能并不那么清晰；它肯定也不会很简洁；但我们可以期待，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