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婚人数下降和未婚可以生育登记背后的计生政策变迁

“少生优生，幸福一生。”

“只生一个好，国家来养老。”

“多生猛生，幸福一生。”

最近，两条有关结婚、生育的新闻引发公众热议，也想起小时候母亲被计生部门工作人员抓去做节育手术的情形。

先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初婚人数为1157.8万人，近40年来首次跌破1200万人，创1985年以来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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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不信各种统计数据，应该说是选择性相信，符合自己认知的就选择相信，不符合认知的就全然不信。

不可否认，统计工作本身掺杂各种不可控因素，但不信统计数据难到信每个人自己猜测的吗？

初婚人口首次跌破1200万人，在出生率、生育意愿持续低迷的背景下，更是显得不容乐观。

接着是四川省卫健委印发的《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引发关注，其中第三条规定：

凡生育子女的公民，均应办理生育登记。公民应当在生育前进行生育登记，生育前未登记的，可在生育后补登。

对比2019年出台的《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办法》，当时的第三条规定：

夫妻应当在生育前进行生育登记，生育前未登记的，可在生育后及时补登。

由“夫妻”修订为“公民”，对此，官方解读，这取消了对登记对象是否结婚的限制条件。

两条新闻的背后，进一步体现了国家对挽回人口增长颓势的政策努力，但效果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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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鼓励人们结婚收效甚微后，四川卫健委新出台的规定，可以说是绕过过程直奔目的：只要能增加人口就行，不管结不结婚！

新一代年轻人秉持“快乐至上”原则，如果生活质量下降，那结婚（恋爱）干啥？

我想起，哲学家康德提出“人是目的，而非工具”，他认为文明的第一步就需要重视生命本身，回归人的本位，重视人的生命与价值。

但是回过头来看，有关人口生育政策的多次修改，还是不可避免把人当作工具，当作手段，而不是目的。因为人口意味着市场，意味着经济增长点，意味着所有工作有人干，意味着所有产品有人买，仍然是一副“人尽其才”的生动局面。

不禁感慨，制度的变化，时代的变迁，时代的一粒灰，每个人的一座山。

放眼望去，似乎人仍然是手段，为了房子有人买，为了车子还有人消费，为了围绕人而展开的各种经济增长点，为了生育产业，为了养老产业，更为了一代代年轻人，接过房奴的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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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弟弟，1995年出生，在当时背景下，被罚了6000块钱。

那年月，罚款没有维权渠道，意味着是最终定性，意味着官方给的负面评价，进而被盯上，不交罚款没有好果子吃。

于是，老实巴交的父母，干活挣钱，烧砖，种地，打零工，硬是一分一毛把罚款交清了。

我还记得，大概5岁的时候，一天早上醒来，床前忽然站了几个陌生人，我没有哭，毕竟父母还在家。

好在他们没有打砸，没有辱骂，父母只是老实配合，给他们去做了节育手术。

我后来才知道，这就是镇上的计生站工作人员。

那几年前后，我也见识过计生工作人员把超生夫妻家的财产带走的场景，锅碗瓢盆打烂，牛马牲口牵走……

我也一路跟着父母去了镇上，没有车，做完手术，母亲还是一步步挪回家。

再上初中，2004年左右，舅舅家超生了一个孩子，不知道是如何计算的，被罚了好几万。

他们靠着在昆明打工，跑三轮，也是积少成多，慢慢还罚款。

终于，在只剩三千块钱罚款时，感受到当地计生政策的变化，当地也不再催交罚款了，他们才选择不交。

再以后，上大学，接触网络，看到不少地爆出所谓的社会抚养费也就是罚款，并没有进入财政系统，而是很多地方自由支配。

庞大的群体，严苛的政策，高额的罚款，有多少血汗钱以说不清道不明的形式从普通群众受众转移到地方受众，没有进入财政系统，进而蒸发！

在多子多福的传统背景下，人多力量大，意味着更多劳动力，更多家族繁衍，除了一些确实重男轻女的群体，多生孩子是普遍状态。

直到工作，我又发现，同是90后，其实不同镇、不同县、不同市、不同省，执行一孩政策的力度、尺度裁量空间非常大。

甚至有同是90后的一类人，家中四五个兄弟姐妹是常态。

如今，终于放开三孩政策，发现周边愿意生的凤毛麟角，想想政策对一代代人的影响，想想制定政策的初衷，想想公众的体会、观感和信心，想想网友调侃的国家欠他们一个弟弟、妹妹……

关于生育，你怎么看呢？欢迎点赞评论交流。#头条创作挑战赛##初婚人数首次跌破1200万人##四川卫健委回应并非鼓励非婚生子#​#三孩生育政策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