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发展转向为高质量发展，在经济全面进入新常态之后，尤其是当今全球地缘政治冲突不断，新冠疫情蔓延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过去的发展方式势必要做出一些调整，以适应新的发展趋势。

货币政策在经济持续增长、宏观经济调控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能够影响生产资料在不同产业间的流动方向，因此对不同产业的调控效果具有明显差异，正是由于这种差异的存在，货币政策得以引导产业结构调整方向。

但问题在于，统一的货币政策冲击对不同时期，乃至不同地域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存在差异，经济系统中细致的动态变化很难被传统常参数模型所捕捉，基于常参数模型的实证结果应用价值存疑；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涉及的变量众多，所有这些因素叠加，探索能更精确刻画中国货币政策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对产业结构升级动态效应的模型具有现实意义，便于货币政策更加精确的操作。

同时，COVID-19的爆发与流行为正常经济活动带来了巨大冲击，为缓和疫情冲击，各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措施刺激经济回暖，其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最常使用的宏观经济调控方式。而由于李嘉图等价的存在，货币政策相比于财政政策，更能够在经济遭受严重外部冲击时迅速稳定局面。

中国货币政策具有逆风向调节的特征，在过往经济受到严重负面冲击时，货币政策起到了明显的拉动作用。但与之前的历次危机不同，COVID-19大流行迫使政府在使用宏观调控手段引导经济复苏的同时，不得不采取了大量措施进行检疫与隔离，这为国与国间正常的经济交流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在此背景下国内经济内循环的概念被反复提及，建立完善国内市场、更新产业布局是当下的重中之重。

后疫情时代，各国政府对内刺激经济与对外加强防控的举措，使政治、贸易环境异常复杂，并且，疫情突变方向多变且无法预测，这些因素都加剧了货币政策实施难度，中国境内的产业结构及布局也必将发生转变。

综合来看，中国产业分布存在严重的结构性失衡，高端产业缺失与低端产业产能过剩并存。虽然得益于政府的有效调控，近些年第三产业占比不断提高，政府在抑制落后产能，促进创新发展等方面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但是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要素禀赋、劳动力构成、自然环境和产业布局等方面都存在巨大不同，可见不同经济区间发展水平差距明显，这些不同对区域间协调发展造成了阻碍，并进一步导致金融资源在不同经济区配置失衡，尤其在COVID-19大流行背景下，这种失衡将会被进一步加剧。

货币政策可以通过主动引导要素禀赋在不同产业间的配置来调整产业结构，但中国不同地区客观上存在的巨大条件差异，导致单一货币政策在不同地区会产生异质性政策效果，因而在讨论货币政策的产业结构效应时，中国并不符合“最优货币区定义”，如果不考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市场组织架构等外在差异，则得到的实证研究结论很可能不完善。

目前世界经济处于后疫情时代，虽然各国政府和央行推出了一系列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中国对内面临人口红利消失、产业结构转型等问题，对外面临贸易战冲击，经济下行，疫情反复等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从多个维度探讨中国货币政策对产业结构实施效果的时变性对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十分必要。

一、货币政策对三次产业间非对称性时变特征分析

分别对数量型货币政策与价格型货币政策一单位正向冲击，造成的中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动态变化进行模拟。可以看出，不同的货币政策调控工具造成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变化具有较大差异，下面将对货币政策造成的产业结构波动分别进行详细分析。

第三产业对数量型货币政策冲击的响应幅度更大，意味着增加货币供应量会导致第三产业更大的波动。实证结果说明如果央行实施扩张型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则会导致更多的“热钱”流入第三产业，这样一方面扩张的货币政策有利于服务业发展，但另一方面，如果增加的货币供应量大量流入第三产业中的房地产等行业，则可能会对国民经济长期健康发展不利。

因而有必要深入分析货币政策造成的产业结构内部变化，进一步明晰扩张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引导对产业结构的驱动作用。对比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三次产业的影响幅度，可以发现价格型货币政策对第三产业影响最大，这是由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相比于第三产业均属于劳动相对密集的产业，而第三产业属于资本密集产业，因此利率提高对第三产业的影响更大。

这提示央行在使用利率工具调控宏观经济时，需要考虑到同样幅度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对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影响幅度不同，如果将利率降低将有利于生产资料更多地流向第三产业。继续关注数量型及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三次产业在特殊时期的影响。本部分所选的特殊时期为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全球经济危机时期以及新冠疫情爆发时期，这三个所选的特殊时期均为中国经济遭受严重负面冲击的时期，但具体分析又各有不同。

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之前中国面临着房地产、开发区、集资、股票等均过热的情况，在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前的一段时间，中国均面临通货膨胀严峻的情况，换言之，在危机前发生时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稳健偏紧。随后东南亚危机爆发又蔓延，中国宏观调控及时转向，有效避免了经济硬着陆，同时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经济逐步恢复起到了重要地拉动作用。

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整体蓬勃发展，加之加入WTO后带来的中国在美元体系内地位的大幅提升，中国此时的宏观经济调控主要注重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同时抑制经济过热。二〇〇八年以雷曼兄弟倒闭为标志性事件，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为全球经济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打击，此时中国宏观调控政策迅速转向，同时配合“4万亿”等计划释放经济活力，终于在二〇〇九年实现增速反转。

随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整体经济增速换挡，由原来的注重“量”转为注重高质量发展。宏观调控的重点也转为供给端，重点在于淘汰无效产能，释放经济活力。二〇一八年的中美贸易摩擦、经济周期加快、地缘冲突不断等内外环境迅速变化，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增长提出了更高地考验。二〇二〇年全球新冠疫情爆发，并在随后快速蔓延全球，中国通过快速有效的防疫手段率先恢复正常生产。

但新冠病毒变异速度过快，自二〇二〇年起至今在全球反复局部爆发，政府不得不制定了一系列隔离防控措施，经济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短期内难以恢复。因此重点分析新冠疫情爆发时期中国货币政策对产业结构的动态影响，并以其他两次中国经济受到严重负面打击的时期作为对比，不但有利于为相关领域研究做出边际贡献，把握货币政策调控实践，对形成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匹配的产业结构具有重要参考性价值。

新冠疫情爆发时期、全球经济危机时期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受到同样一单位数量型货币政策冲击的响应值越来越小，并且持续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这意味着在所选的三个特殊时期，新冠疫情爆发时期扩张的数量型货币政策能够对中国三次产业产生更强、持续时间更长的影响。

提示在中国遭受严重的负面冲击时，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产业造成的影响将增加。恰当的宏观经济调控将有助于经济长期健康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相应的，如果宏观经济政策实施方式错误将对宏观经济造成更大的破坏，提示在经济遭受严重负面性冲击时数量型货币政策实施应该更加谨慎。新冠疫情时期数量型货币政策冲击也将造成三次产业更大的波动。

并且价格型货币政策在新冠疫情时期的作用效果持续时间明显长于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和全球经济危机时期，且影响倾向于不收敛，这意味着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在全球受到新冠疫情反复爆发冲击的当下，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导致传导渠道不畅且货币政策效果更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