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魏晋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曹丕曾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不仅意味着文人的地位开始提高、群体意识开始强化，而且逐渐形成了各种形式的文人群体。“这些群体在形式上或是紧密，或是松散；有的有着比较一致而明确的理论主张，有的仅是在一时的境遇之下的相互倾慕，各有特点”。

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正是充满时代特征的两个文人群体代表，他们生活的时代相距并不遥远，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他们之间究竟有何不同？下面就让我们通过阅读本文，走进那个充满诗情的肆意年代。

魏晋时代背景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年代，从社会政治角度看，这是一个国家分裂、王朝频繁更迭、军阀割据、农民烽火四起的空前大动荡时期。

然而它又是文化史上各种学派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奇特时代，玄学在同本土儒学、道学和舶来的佛教诸种学说碰撞、影响、渗透和融合过程中，促进了中国思想文化大潮波澜壮阔又一崭新时代的开始，成为催生思想家、文学艺术家群星璀璨的划时代。

六朝社会的急剧变革，必然导致社会思想及文化思潮的震动或多元化，特别是人们对个体价值的重视，有力地推动了这一时期文学、音乐、绘画、建筑、舞蹈、书法及其他艺术的发展。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认为“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并称这个时代（汉末魏初）的文章“清峻、通脱、华丽、壮大”，“是文学的自觉时代”。

正是由于这个极富于创造精神的时代所创造出来的思想和文化艺术灿烂辉煌、丰富多彩，这种现象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发展史上更属凤毛麟角，所以被后世誉为仅次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又一伟大时代。

建安七子：学而优则仕的世家大族

建安七子和“三曹”之所以能紧密联系在一起，除文学创作原因外，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们都有着共同的目标追求，即建功立业。

王士君在《建安七子思想研究》中认为:“建安七子或忠于汉，或忠于魏，他们的地位始终是臣子，在汉儒繁荣的尾声中，他们的思想自然是儒家思想占主导。这是思想史延续的必然。”

向往仕途生活的他们更倾向于儒家传统所提倡的“三不朽”标准，渴望成就一番不朽事业。又时值乱世，有学之士莫不想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建安七子也不例外。他们怀着积极的入仕精神和政治抱负，希望能够被赏识和重用，凭借自己的才学能够有所作为。

孔融一心匡扶汉室，任职北海相期间同黄巾军、袁绍军进行了斗争，有济世救国之志。建安元年，孔融应诏前往曹军任将作大臣。孔融举荐祢衡，营救盛孝章，撰写《肉刑议》，反对曹操恢复肉刑的议案，针对禁酒令向曹操上书提出异议。

孔融因政治上时常与曹操相左，最终被杀。孔融家学深厚，虽政治上建树不高，但胸怀大志，渴望社会早日稳定，为人刚直不阿，不依附权贵，是当时正直士人的代表。

陈琳被称为“州里才士”。陈琳早年担任大将军何进的主簿时，建议何进千万不要征调外兵进京歼灭宦官。何进不听陈琳的劝谏，最后被宦官杀害。由此可看出陈琳的政治头脑和对时局的清醒判断。假如陈琳没有积极进取的用世思想，恐怕是不可能做到这样的。

王粲出身名门，少有才名，为蔡邕赏识。蔡邕以“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赞之，足见其才智过人。早年，王粲因其貌不扬而不被刘表重用。刘表死后，王粲曾劝刘表之子刘琮归降曹操。跟随曹操之后，王粲先后被任命为丞相掾、军谋祭酒和侍中等职务，参与、组织典章制度的制定等工作。

徐干自幼好学，后来受曹操征召，抱病应征，先后任司空军谋祭酒掾属、五官中郎将文学掾等职，可见其用世之心。徐干的政治见略，以《中论》一书为主。该书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力图矫正时弊，重建理想的社会政治制度。

阮瑀，少年时曾受学于蔡邕，文思敏捷。曹洪曾征辟阮瑀为掌书记，但阮瑀不为之屈从。史书记载曹洪“家富而性吝啬”人品不高。阮瑀鄙视曹洪，不愿应征。时值乱世，士人都渴望在政治上能够有所作为，阮瑀也不例外。后来，阮瑀依附曹操，说明阮瑀是在等候能够赏识自己才华的人。

综上所述，建安七子生活的年代仍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时代，无论是明确有儒学渊源的孔融、应玚和王粲，抑或是年少就能识读儒家经典的徐干、刘桢等，他们都在学而优则仕的儒学传统里，形成了独具创造性和积极性的建安风骨。尽管当时儒学已有式微之势，但仍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并根植在拥有入世精神的建安七子等一批文人之中。

这种思想不仅渗透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在他们的作品中有着强烈的体现。建安七子在家国衰危之际，仍保持着积极进取、拯世济民的理想抱负，是不可多得的时代之音。

竹林七贤:遗世高蹈的隐士集团

《论语·泰伯》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曹魏末年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当权，多施武力暴政为主的强权政治。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全无建功立业、求取功名之心。

他们放浪形骸，追求隐世避居的自然生活，由此出现竹林七贤这一不愿为当权者服务而走在一起的文人群体。他们相聚于山阳竹林，谈玄论道、寄情老庄和纵情诗酒，更夸张者还有服药醉酒、白眼向人和扪虱而谈。他们用极致的个人言行来排斥极端的政治环境，用个人的生死来否定社会，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独特的风流佳话。

嵇康是竹林七贤的重要代表性人物，笃信老庄思想，崇尚自然，排斥名教。嵇康作为曹氏亲戚，有过出仕为官、报效曹氏的经历。但随着司马氏逐渐篡夺曹氏政权，嵇康的斗志逐渐被磨灭，老庄思想逐渐强烈，演绎了街头打铁、嗜酒服药等饱含任性放纵、潇洒超脱之情的行为。《与山巨源绝交书》体现了嵇康同传统名教礼法水火不容的价值取向，“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声明更是对司马氏的直接蔑视，所以鲁迅才会说:“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

阮籍作为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之一，身历东汉、曹魏和西晋，动乱更替的环境不是阮籍理想和希望的。阮籍与酒为伴、尊奉老庄，以此避世保身。即使与人往来，也“口不臧否人物”，以“越名教而任自然”闻名于世，少了传统礼教所认为的温柔敦厚之道。

刘伶本是放浪形骸之人，结识阮籍、嵇康之后，更是肆意畅饮，在《酒德颂》中借“惟酒是务”的大人先生形象作为自画像，为竹林文化注入了酒的豪情，使后世之学把畅饮和竹林七贤紧密相连。

山涛同其他名士一样，潜心研读老庄之学，推崇自然风尚，并以此为自己处世立身的思想依据。

有箕山之志的向秀，本无意仕宦，后虽不得不入，也只是在朝不任职，只求容迹、保身而已，故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王戎即使后来身居高位，也采取委事僚采的办法，自己脱身于日常繁琐的政事俗务之外，逍遥无为。后途经黄公酒垆时的深沉感叹，足见王戎对竹林之游那一段往昔岁月的深沉追忆。

综上，竹林七贤作为一个文人群体，他们不仅有着相近的人生态度和政治思想，而且在志趣方面也多有投合。无论是崇尚自然，还是风流自赏，抑或是谈玄隐逸，无不体现着遗世高蹈的隐士精神，与开拓进取的建安七子形成了明显的差异。

文人特点

1.外在风貌的追求

《世说》中多次出现对于人物外貌的描写，可见魏晋时期不仅是对于个人的德行与学识，对于文人士大夫的外貌也有着品鉴，而且魏晋时期对于人物的外在风貌是有明确喜好和品鉴标准的。

和以往儒家强调的仪容仪表有所不同。儒家“仁”看作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人格表现。人的其他才能诸如本身的聪慧或是拥有的才华，外在的形象仪态等都没有具有“仁”的品质来得重要。

而到了魏晋时期这一选择人才的标准发生了变化，自曹操强调“才”大于“德”，“唯才是举”以来，德行较之于才情甚至不是举贤的首要标准，这方面更加肯定了作为个人的特性的关键。

与以往时期不同的是，魏晋南北朝对于人物外在的审美被提高到评判人物是否优秀的标准之一，在《世说》中可以轻易看到许多对于文人本身形象的描写，并对这些形象赋予了人格上的意义。这不能不说与魏晋时期崇尚自然的哲理有关，“形”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外观，也是“神”的外在表现，是具有美学意蕴在里面的。而魏晋时期的人物在外形上的审美标准以“身材颀长、身量削瘦、皮肤白皙”为主。

2.内在精神的向往

不得不说魏晋文人是特殊历史时代的产物，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动乱年代。魏晋南北朝充满着政治的黑暗，政权的分立，战争造成的人民流离失所，饥荒瘟疫，饿殍遍地。

动荡的社会难免不对文人这一敏感的群体产生影响，这一时期的文学是乱世的文学，这一时期的文人是自我觉醒的文人。敏感的文人群体在战乱中不由地发出生命无常的感叹，命运的难以预测和各种生离死别使得他们重新思考自己存在的意义，他们想要摆脱名教的束缚而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与自由，这一时期文人的自我意识便凸现出来，完成了一次个性的解放。

从《世说新语》中描绘的文人画卷可以看出，这一文人群体无论是正始文人或是竹林七贤，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他们不拘于礼教，也不修边幅，任诞放达，风流自赏。他们关注自身精神境界的开拓，也重视个人情感的表现，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他们更注重生命的这种真实，是人之为人的一种真情流露。这也正是魏晋文人的一种关注个体生命感受的情怀。

风流文士的另一种态度就是“作达”，《世说》中记述的文人是一群放达之人。如阮籍“恣情任性”，“倜傥放荡”，《世说新语》中载阮籍说：阮籍邻家有个才貌双全的女子，没等出嫁便去世了，阮籍与她并无亲属关系，她活着的时候阮籍与她也不相识，而她死后，阮籍却去哭她，并且哭得十分伤心，哭罢便走了。

《晋书·阮籍传》也记载了同样的故事并评论:“其外坦荡而内淳至,皆此类也。”所谓“内淳至”，可以看出，竹林名士如阮籍，并非故作姿态，他们的这些反常的举动正是他们内心至纯的外在表现，在压抑黑暗的社会环境下，他们选择听从本心的方式来排遣自己的苦闷，这种放达不羁的态度也是魏晋文人的内心追求，企图通过“作达”，来达到内在精神上的自由。

结语

魏晋南北朝是“人的自觉”的时代，文人之个体自觉，进而促进了文学艺术的自觉。”建安七子、竹林七贤，这两个相继涌现出来的文人群体，鲜明地体现了魏晋时期文人群体的两种模式。

建安七子生活在汉末群雄并起之际，有许多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和机遇。建安七子围绕在具有政治实权的曹氏父子身边，不用忧虑个人的安危和温饱，因而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能够充分得到展现，他们在诗歌创作中有着积极的入世之心、追求建功立业的志向。

竹林七贤生活在正始时期，不仅政治理想陷入低谷，而且具有严重的危机感、幻灭感，时刻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济世情怀早已被残酷的政治斗争所浇灭，他们通过放浪形骸的异人之举，显示自己的特立独行，以一种“佯狂”的样子逃避现实，但又努力与这种苦闷做抗争，遵从内心的号召，以艺术的方式表达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