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一词，最早可见于陕西出土的周代何尊铭文：“余其宅玆中国,自玆乂民。”

此处的“中国”意谓天下中央之地。

随后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国”这一概念的范畴虽然不断变动，但依旧基本保持有地理中心的潜在意义。

古代士大夫常著书立说，论述“天地中者为中国，天地偏者为四夷”的华夷观。

而在儒家思想中，华夷并非简单的地理分区，文化才是其真正的界定标准。

左为青铜器何尊 右为尊上铭文“中国”二字

朝鲜半岛与我国山水相连，文化上深受儒学文化浸染，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对其影响深远。

毋宁说，韩国古代的中国观其实就是朝鲜半岛独特的华夷观。

慕华素称小中华，礼教有类大中华

从传说中的箕子朝鲜起，历经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直至朝鲜时代中期，韩国处在尊华、慕华、学华，最终形成“小中华”的阶段。

“小中华”对应的是“大中华”。

朝鲜半岛在地理上属于“东夷”，并自觉以中原正统王朝为尊。

然而他们认为自己不同于一般的“夷”，而是受到了圣人教化的、有文化渊源的国家。

《史记》中有记载：“周灭殷，箕子不臣而逃亡朝鲜。”

《汉书》也道：“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仪。”

朝鲜半岛的文人因此认为他们的文化脱胎于中华。主张“吾东方虽在海外，爰自箕子八条之教，俗尚廉耻”、“大法之行，实与周家同时矣”。

可见其以箕子朝鲜为荣。

虽然这一朝代尚不足以作为信史，但箕子朝鲜确实使得朝鲜半岛在中华世界文化体系中找到了一个特定的位置，即成为“小中华”观念的重要依据之一。

韩国的三国时代指的是公元前37年至公元前668年，也就是高句丽、百济、新罗三足鼎立的时期。

群雄逐鹿后，新罗成了最后的赢家。

新罗，语义出自《周易》，意为“德业日新，网罗天下。”

从国名便可以看出其深受中国儒教的影响。

实际上，“慕华思想”也正是在新罗时期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发展机会。

一时间，中国无疑成了他们心中的道德风范之楷模、理想国家之典范。

他们改穿华服、派遣留学生入华，全盘吸收中华文化思想，大力普及儒学经典，积极以儒家思想教化人民，推行汉文化教育。

随着汉文化水平的显著提升，朝鲜半岛也就逐步获得了“小华”、“小中华”的美名。

“小中华”最初也是中国对朝鲜半岛的称谓。那时的韩国人还以此为荣。

古代朝鲜知名文学家李奎报曾有诗云：“君不见华人谓我小中华，此语真堪采。”

到了朝鲜时代，不少诗人、文学家都在作品中都有提到“小中华”，这个词几乎成为他们的自称。

朝鲜时代即李氏朝鲜（1392-1910年）。李氏朝鲜王朝建立之初，便立刻表明了依附明朝的态度。其国号“朝鲜”也是由明太祖朱元璋亲赐。

这也是朝鲜半岛历史上唯一一次请求中国皇帝赐予国号。

明太祖朱元璋

之后，明王朝两次出兵帮助李氏朝鲜平定外来征伐，于朝鲜半岛有“再造之恩”。

朝鲜“慕华”心态与日俱增，对明朝行“事大”之礼。

事大主义是一种外交概念，即小国臣属于大国，也可以特指朝鲜王朝对中国的朝贡政策。

朝鲜的“事大主义”自古有之，在国难之际又蒙受明朝之恩，臣服之心自然更上一层楼，甚至对明王朝本身产生了情感认同。

朝鲜儒学家郭钟锡称：“（朝鲜）天地为大明天地……唤我作大明人。”

朝鲜半岛每年多次派使节到明朝觐见，其史料中的相关记录通常以“朝天”命名。

“朝天”的含义“不仅带有政治上的臣服、经济上的朝贡，还有文化上的向心”。

古代韩国汉文注读学习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政权时期，朝鲜将儒教定为国教，也就是说中国儒学的朝鲜本土化彻底完成。

朝鲜本土的文化自信越来越坚定，对中华文化的学习变成了强调同中有异，所谓“国有中外殊，人无夷夏别”。

古代韩国人认为自己已经成功实现了华化，符合儒家“华”文化的界定标准。

胡皇易代何戚戚，中华唯存小中华

明清易代，清人入主中原，朝鲜社会一片哗然。

在他们看来，只有朝鲜民族真正实现了由夷到华的转变，满清依然是“胡”、是“虏”，皇帝是“胡皇”。

他们将记载赴华使节的文字由“朝天”改为了“燕行”，在私家信件、墓碑刻字等用词上仍尊用明末年号，以示忠明反清。

以前的“大中华”、“小中华”之别，在朝鲜人眼中蓦然变成“胡皇”与“中华文明继承人”的区别。

虽然朝鲜正式成为了清朝的藩属国，在政治姿态上臣服于清朝，行事大之礼，但在内心始终拒不承认清朝的正统性，对这个新的朝代抱以轻蔑的态度，以前对明朝的“事大观”转变为对清朝的“华夷观”。

此处的“华”并非以地理上的中原政权为华，而指的是自诩小中华的朝鲜；而“夷”当然指的是代满清政权了。

朝鲜认为自己充分继承了儒家文化，是中华文明得以直接保存的火种。

这种文化认同在朝鲜持续了百年之久，朝鲜君臣甚至以反清复明为己任，提倡北伐。

至于清朝，统治者在入关以后采取和平外交政策，逐渐放宽了对朝鲜的限制，奉行“抚藩字小”（字小，即大国对小国施之以仁）、“厚往薄来”，给予诸多优厚政策，加大赏赐力度。

另一方面，清朝的国力逐步走向强盛，雍、乾盛世的风貌，以及清朝的汉文化水平逐渐完整地显现出来。

作为对比，朝鲜的“小中华”观念日益膨胀，社会上下空谈理论，思想严重脱离社会现实，经济发展缓慢，根本无力进行北伐。

此消彼长之下，清的强大给朝鲜半岛带来强烈的冲击与震撼，朝鲜王朝对清朝的态度慢慢发生转变，开始重新思考清朝的定位。

岂有内外高低分，华夷原来是同一

朝鲜半岛对清政治立场的转变是从朝鲜英祖时期开始的。

英祖十四年（1738年）就有朝鲜官员提出：“清人虽是胡种，凡事极为文明。典章文翰，皆如皇明时，但国俗之简易稍异矣。”

朝鲜赴华的燕行使臣也对清朝皇帝有了更为客观的评价，对乾隆的评价更是带上了主观的褒义色彩，充分体现出朝鲜半岛对清观念的改变。

由此可见，他们开始承认清朝的文明性，从被迫臣服转变为诚心事大。

促成这一转变的原因，除去前文提及的清朝宽大的外交政策、强盛的国力因素外，还有清朝对明朝忠臣的认可。

金弘道所绘燕行图《朝阳门》

朝鲜人得以弘扬儒家正统的忠贞观念，继续感念明朝的“再造之恩”，对清的敌视自然淡化不少。

另外，我们也要适当地考虑日本对朝鲜半岛的影响。

日朝双方会偶尔派出使节彼此应酬，在展示本国汉文化水平的同时，较量高低。

英祖时期，日本的汉学水平逐步超过朝鲜王朝，引发了朝鲜文人的反省。

日本能够有这样的进步是因为大量吸收了清朝的文化，而朝鲜王朝故步自封，是否还能继续以“小中华”自居，视清为“夷狄”呢？

在日本汉学的刺激下，诗人李德懋就曾反躬自省：“朝鲜之俗狭陋而多忌讳，文明之化，可谓久矣，而风流文雅，反逊于日本。无狭自骄……余甚悲之。”

在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朝鲜半岛的进步学者开始寻求文化改革的方案。

其中，朝鲜的燕行使臣因为亲眼目睹、切身体会过中国清朝盛世的繁荣与发展，开始提倡学习清朝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北学中国。

这些人被称作“北学派”。

北学派立足现实，批判朝鲜社会僵化的“小中华”意识，认为不仅仅是朝鲜能够实现夷的华化，华和夷都是可以相互转变、融合的，清朝自然也不例外。

洪大容是北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中国之人，以中国为正界；西洋之人，以西洋为正界。其实戴天履地，随界皆然，无横无倒，均是正界。”

世界是一个多元的整体，而中国只是世界的一部分。

在西方人看来，中国并不是世界的中央，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朝鲜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的传统华夷观。

洪大容还提出了更为关键的“华夷一也”的新思想。即“（各国）各亲其人，各尊其君，各守其国，各安其俗，华夷一也！”

北学派学者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论证清朝在文化上的先进性，进而指出只要是先进文明都有其可取之处。

由此实现了朝鲜文化界从狭隘的“尊华攘夷”到“华夷一也”的飞跃。

此后，燕行使臣们基本上改变了对清朝的抵触态度，迫切地希望来到中国，将学习和宣扬清朝先进文化作为燕行的最终目的。

结语

古代韩国人的中国观流变无疑一双来自异域的眼睛，帮助我们凝望中国的历史发展。

异域的眼睛是一面镜子。

在今天的世界，我们也不要忘记邻国的眼睛，不仅从他们眼中看他们，也要从他们眼中看我们。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如是而已矣。

参考文献

《韩国研究》

《中国儒学与韩国社会》

《中韩关系史·古代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