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为了扩大殖民领地,在阿尔及利亚定居殖民措施的确立

随着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废奴主义思潮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法国开始转变殖民地的统治模式。

阿尔及利亚以独特的地缘优势及资源优势在法国殖民版图中占有重要地位,被视为“法国领土的自然延伸”,最终法国政府确定了定居殖民政策以保证在阿尔及利亚的绝对话语权。

在形成定居殖民地以前,武装入侵是必要的第一步。法国对军事入侵叙事的建构也是推动定居殖民政策合理化的重要一步。

1. 军事化入侵策略的演变

受法国国内政局动荡不安等因素的影响,法国政府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入侵充满不确定性,法国社会对阿尔及利亚的看法不一。

随着法国政府对阿尔及利亚相关信息的梳理与派遣官员就地调查的进行,法国政府对阿尔及利亚的入侵政策逐渐明晰,经历了从摇摆不定到有限占领再到全面征服三个阶段。

政策摇摆阶段(1830年——1834年)。

1830年6月法国在西迪费鲁希半岛登陆,7月阿尔及尔摄政国德伊政权投降,侯赛因德伊被送出国。法国复辟王朝此次精心策划的军事入侵没有挽救式微的查理十世统治,随后被七月王朝取而代之。

新政府初建之时,法国社会曾对是否殖民阿尔及利亚的问题展开激烈讨论。

反对派的主要理由除了经济支出、国际形势等原因以外,还包括法国此前失去印度、圣多明各等殖民地导致人们对法国殖民事业信心的丧失、世界废奴主义运动的高涨、对北非军人领导的不信任等原因。

支持者主要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支持殖民阿尔及利亚,认为这可以为法国提供充足的热带经济作物以及法国由于自然环境无法产出的产品。

克洛泽尔将军在任职期间曾试图在阿尔及利亚建立热带示范农场,但由于气候、土壤等自然因素的不合适而失败;另一种则是移民到阿尔及利亚开垦尚未开发的土地,运用欧洲农民“先进”的耕种技术将阿尔及利亚建设为富庶的农业区。

最早从社会角度提出占领阿尔及利亚的人之一,西斯蒙迪在1830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这将不仅仅是一次征服;这将是一个殖民地,一个新的国家,法国的剩余人口和能源将在这里得到扩散”。

这一设想下的阿尔及利亚不仅是法国的商业附属殖民地,更是法国治下与本土相似的新省份。在法国国内争论不休之际,这一问题在驻北非的将军们看来则毫无悬念。

他们认为奥斯曼土耳其人撤出阿尔及利亚地区后,法国应及时占领,否则该地区将出现权力真空甚至有可能被英国占领。

在政府没有明确政策的四年里,法国远征军对阿尔及利亚的政策实际上是根据将军个人意愿制定的。

自法军入侵后,阿尔及利亚这片土地便充满了暴力与杀戮。仅1832年4月6日一天内,侵略者便屠杀了12000名阿尔及利亚居民。

恩格斯在提及阿尔及利亚时描述:“从法国人占领阿尔及利亚开始到现在,这片不幸的国土一直是不断地流血、掠夺和强暴横行的场所。”

远征军的残暴行为致使阿尔及利亚本土社会的反抗情绪强烈,部落首领与当地名人各自寻求庇护,展开了与法国殖民者的斗争。

有限占领阶段(1834年——1840年)。

1834年7月22日,由时任陆军部长达尔马提亚公爵苏尔特起草,路易·菲利普国王签署的皇家法令颁布,这份法令称阿尔及利亚为“法国北非属地”,这标志着法国七月王朝正式将阿尔及利亚划入法国殖民势力范围以内。

根据7月22日法令法国任命七十高龄的德鲁埃·德尔龙将军为总督,好像是反对冒险行动的一个保证。

与此同时,法国开始对阿尔及利亚实行有限占领政策,即“将法国的直接统治限制在最具商业价值和战略利益的沿海地区及其附近地区”。

法国的军事入侵导致阿尔及利亚的未占领地区出现暂时的政治权威空白,在那里出现了大量的反法力量。

本土社会的抵抗力量以当地部落首领和马拉布特阶层为中坚力量,但因部落社会的分散特征以及错综复杂的宗教因素而无法形成统一的抵抗阵线,大多抵抗运动无疾而终。

以阿卜杜·卡德尔为领导的反抗运动成为阿尔及利亚人民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一抹亮色,并持续抵抗法军长达15年之久。

期间,法军被迫与阿卜杜·卡德尔分别于1834年和1835年签订了《瓦赫兰条约》和《塔夫纳条约》以换取喘息时间。

全面征服阶段(1841年——1888年)。

1836年,法国“铁血宰相”梯也尔组阁后,提出“只有全面征服阿尔及利亚,才能带来和平”,法国议会批准了梯也尔全面征服阿尔及利亚的计划。

1841年,布若将军抵达阿尔及利亚,这标志着法国从对沿海地区的有限占领策略转变为全面征服的军事殖民化政策。布若运用以部队机动性为基础的进攻,来代替以有限占领为特征的防御。

此后,阿卜杜·卡德尔接连遭遇失败,1847年,他领导的抵抗运动以失败告终。法国军队继续向南推进征服,于1849年占领了南部绿洲地区,实现了形式上的征服。

但阿尔及利亚境内的部落反抗持续不断,直到1888年,法国才将阿尔及利亚全境的部落反抗全部镇压,实现对阿尔及利亚的全面征服。

2. “合法化”统治叙事的构建

为顺利推进军事行动和使殖民统治“合法化”,法国殖民者在阿尔及利亚构建了全新的统治叙事,这包括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分别为“西方古代历史的最佳继承者”与“阿尔及利亚的拯救者”。

通过对统治叙事的“合法化”构建,法国政府奠定了在阿尔及利亚实现定居殖民社会的道德基础,使法国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殖民统治成为“必然结果”。

在构建历史合法性方面,法国政府通过古罗马帝国将法国与阿尔及利亚联系在一起。早在法国远征军出征非洲时,查理十世就要求主教们为非洲之行祈祷,以保证远征行动获得胜利。

与政府合作的主教们随即向法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宣传远征军的“正直精神”,将远征军士兵描述为圣路易斯的“儿子”,是带有“基督教美德英雄主义”的“新十字军”,并被上帝指定将基督教的祝福带给阿尔及尔的“不幸居民”。

甚至在查理十世政府被推翻之后,托克维尔依然称“我们刚刚与主教共度了一晚,他亲自告诉我们交换囚犯的情况。这是十字军东征中的一幕。”

法国刻意构建远征军与十字军之间的联系,不仅是为政府活动提供精神动力,更是为了将法国包装成罗马帝国在非洲的唯一正统继承者。

这种构建没有随着征服程度的加深而停止,反而逐渐转变为为实现定居殖民政策服务的神话。

让•科林教导土著事务局的年轻士兵:“法国是罗马的合法继承人,伟大罗马人民早在阿拉伯人之前就征服了这一地区”。

法国在征服阿尔及利亚的过程中,对君士坦丁地区异常重视,除了因为君士坦丁是商业重镇和交通枢纽以外,还缘于君士坦丁与罗马帝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占领这一地区更有利于构建法国的罗马继承者身份。

帕特里夏·洛钦教授在《非洲的罗马和法国:恢复殖民阿尔及利亚的拉丁历史》中认为法国在殖民统治期间,在科学、宗教、文学和神话四个层面上构建了法国与罗马的继承关系,占有罗马的遗产。

在构建现实合法性方面,法国宣称自己的到来是为了从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剥削和北非沿岸海盗的凶残行径之中拯救阿尔及利亚。

奥斯曼帝国对阿尔及尔地区的统治是通过苏丹任命帕夏实现的。帕夏一职后由德伊兼任,德伊对当地拥有极大权力,每年只需将收取的税收上缴至帝国即可。

在阿尔及尔摄政国投降之后,“侯赛因德伊带着家人前往那不勒斯时携带了三万多块金片”。

德伊并不为当地的发展情况负责,阿尔及尔摄政国的发展更多还是依赖于当地部落。托克维尔曾试图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与开明的法国作对比,以此展示法国文明的先进之处。

1837年6月,托克维尔在给法国议会的报告中称:“这个所谓的土耳其政府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府,而是征服的延续,是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暴力剥削”。

北非沿岸地区的海盗最初是以巴巴罗萨兄弟为首的海盗团体,16世纪20年代占领阿尔及尔并投靠奥斯曼帝国。

随后海盗集团迅速发展壮大,逐渐成为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基础,掌控北非地区长达四个世纪左右。海盗在地中海南岸的盛行使欧洲诸国苦不堪言,地中海的海上贸易变得举步维艰。

18世纪西方大国开始打击海盗行为,直至19世纪初奥斯曼帝国也选择放弃海盗集团,北非海盗由此没落。

曾担任布尔蒙元帅秘书的法国剧作家、历史学家让·图桑·梅尔描述法国的抵达时称:“在二十天内,令基督徒痛苦了三百年的海盗行为被摧毁了:阿尔及尔勇士向法国军队投降;德伊的旗帜被法国的白旗所取代。”

在将殖民统治合法化的基础上,法国实施定居殖民政策的目的是实现阿尔及利亚与法国本土社会的同化。托克维尔曾称在理想情况之下,阿尔及利亚将“在任何方面都与我们相似”。

欧洲平民的移居可以帮助实现这一目的,甚至加速这一进程,帮助“落后与野蛮的阿拉伯人”实现文明进步。

3. 定居殖民政策的确立过程

在法国远征军入侵阿尔及利亚之前,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认知仅限于早期典籍记录与游记。这种情况直接导致法国政府无法对阿尔及利亚形成一个明确的认知,进而准确判断其价值。

法国政府指令派往阿尔及利亚的将军们在不夹杂个人思考的情况下报告当地的实际情况,但报告内容都带有各位将军的主观情绪。

1830年克洛泽尔将军以他乐观主义的态度认为征服这个地区只需要少量费用和人力资源,同时还会成为法国的财源之一。

但其继任者贝尔特泽内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认为征服阿尔及利亚利益微乎其微。不同的长官对阿尔及利亚地区持有不同态度,从阿尔及利亚传回消息的不一致使政府无所适从。

1833年7月,苏尔特组织阿尔及尔委员会,对阿尔及利亚进行实地考察。考察持续了三个月,最终得出了不能放弃该地区的结论。

1834年7月22日法令就是以该委员会作的总结报告为基础起草的,解决了是否保留阿尔及利亚的问题,成为法国制定对阿尔及利亚政策的主要参考。

在实行有限占领政策期间,法国政府撤回部分远征军,并且尽力避免一切增加开支和危险的政策。

面对阿卜杜·卡德尔的快速发展,法军也只是在政治上暂时让步。在法国远征军占领阿尔及利亚之后,还有一批投机者抵达这片土地,但大多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

一些土地投机者最后因为局势不稳导致买进的土地无法实现利益最大化,另外一些移民甚至在抵达后因看不到前景便立即逃回法国。

有组织的殖民化政策是在布若总督到来后实现的。布若将军奉行军事殖民化,但该计划由于士兵厌烦军事义务和集体劳动,因而在实践中没有取得成功,而且这一计划也没有得到法国议会的同意。

随着废奴运动的广泛发展,定居殖民理论在19世纪也迎来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法国在1840年开始第一次鼓励移居殖民,并将没收的阿拉伯人的土地划分给移民。

1840年以后移民速度大大提升,1845-1846年间,抵达阿尔及利亚的有46000名移民。

法国社会改革家普罗斯珀·恩凡坦是主张平民移居的思想家之一也是圣西门主义创始人之一。

他1843年在著作中表示:“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化只有在相当多的欧洲人口抵达那里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甚至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才能实现全面和最终的和平,阿尔及利亚可以为定居者和土著利益的新“联盟”提供基础,通过社区劳动重建社会,最终将使法国自身文明化”。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称:“我们在非洲统治的未来取决于一件事,即欧洲人口抵达非洲领土。这一经常遭到反对的观点在今天得到了普遍承认,其伟大包含了我们在非洲的伟大未来”。

1848年,法国宪法宣布阿尔及利亚是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如殖民主义者和军事官员所坚信的那样,完全的领土控制需要的不仅仅是条约和武力;他要求欧洲殖民者“定居和培养这个国家”。

为稳固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地位,推动定居殖民政策是不可或缺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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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更新:2024-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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