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间的竞争愈发变得无所不用其极。顾炎武等传统士大夫对此早已有所觉察，并感叹“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受时代大势影响，战争的规模不断扩大、烈度亦不断加剧。但日趋惨烈的军事斗争，也稳步推动着秦国各兵种的发展。

秦国到底有多少兵种？

一、车兵

传统观点认为，夏代已有车兵。但从考古资料来看，夏代至商代前期的诸遗址中，几乎不见马骨，更不见马车的迹象，故车兵真正出现是在商代后期。西周、春秋时期，车战渐步入全盛。受周文化熏陶，秦在正式立国前就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漫长的伐戎作战，使秦国车兵有所发展。尽管司马迁将西戎史写入《匈奴列传》，但作为一个庞大复杂的群体，他们并不尽是游牧民族。

不少关陇戎狄是源自齐家文化的西北土著，也会从事农业生产，在血缘上接近蒙古人种之南亚与东亚类型，而与北亚、东北亚类型疏远。晋人称戎狄与诸夏的作战方式为“彼徒我车”，据此推断，车兵当为春秋秦人伐戎时的主要兵种。

为充分发挥车战的威力，秦人改良了马车形制。陕西户县宋村的春秋秦墓，出土过全长16厘米的带刺铜车軎，可安装在车轴顶端，以保护车体并杀伤敌方步兵。战国时车兵地位虽已下降，却仍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六韬》言车兵不仅在攻城时负责“屯卫警戒”，还可在野战中“陷坚阵，要强敌，遮走北”。

战国秦车的形制，亦有新的发展。毛家坪遗址出土的春秋秦车舆，没有独立的车轼，在构造上同中原马车存在差异，却与亚述、波斯式马车神似。商鞅变法后，受东方各国影响，秦地也出现了有轼的战车。王学理先生通过考察秦陵兵马俑军阵，更是将秦代马车细分为轻车、阙车、骑车、战车、指挥车、“驷乘”车等多个种类。

二、步兵

步兵是人类最古老的兵种。西周、春秋时期，受车战流行之影响，步兵地位下降。及至战国，步战重新成为主要的战争形态。弩的发明与普及，是步兵地位上升的重要原因。东周弩机受楚文化的影响极大。但在弓弩等远射兵器的制造方面，秦国却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周礼·考工记》论制作弓干的原料，以柘为最优，而《汉书·地理志》载秦地有“南山檀柘”之饶。

所以，秦弩不论大小还是威力，皆胜过楚弩。不过，战国与秦代的制弩技术，毕竟仍处于起步阶段，对其性能不可高估。同汉弩相比，秦弩机缺乏被称作“郭”的机匣，导致弩臂所能承受的张力有限。汉代人还将用于瞄准的望山增高，并标出刻度线，而秦弩望山则要粗糙许多。

传统观点认为秦弩射程远达数百米，但据考古学者研究，秦代弓弩有效射程仅为60米。兵马俑坑还出土有表面含铬的三棱铜镞。王学理先生坚持认为，这证明我国在秦代就掌握了铬化防腐蚀处理技术，领先西方达两千余年。但据何堂坤的分析，秦坑铜镞的铬成分，更可能是自然污染的结果。所谓秦军“锐士”，似亦同步兵存在联系。王学理推测，秦陵兵马俑1、2号坑中免胄束发的甲卒与袍卒，就是“锐士”。

关于“锐士”的记载，主要出自《荀子》。《议兵》曰，秦人“功赏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众强长久”，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汉书·刑法志》则称“齐愍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后者记载虽较前者更为具体，却可能是“层累”的结果。

林剑鸣认为“锐士”是朝廷直接掌握的正规军，缺乏相关依据。宫宅洁判断锐士是经过训练、有长期从军经验的募兵，并将其同秦简所见“冗募”联系起来。可备一说。但就“锐士”这一名称，与“五甲首而隶五家”这一特点来看，秦军“锐士”更可能指经过选拔的常备兵，即“张士”等“士”。

三、骑兵

商代可能存在少量骑手。有学者以《韩非子·十过》为依据，推断春秋时出现了骑兵，本文在第一章已对此做过反驳。直至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骑兵才作为独立兵种，正式登上了中原地区的战争舞台。在战国时代，骑兵有很大发展。

《六韬·均兵》以车骑为“军之武兵”，只要运用得当，可以达到“一骑当步卒四人”甚至“一骑当步卒八人”的效果11。但就总体表现而言，此时的骑兵尚非军中主力，主要负责侦查敌情、破坏后勤、攻击小股敌军等辅助性作战任务，并不能进攻阵脚已稳的敌军主力。秦在惠王时已有“骑万匹”，在数量上初具规模。

长平之战中，白起以五千骑兵“绝赵壁间”，可见此时秦骑兵已经独立发挥重要作用。秦王政继位后，京师地区已组建有奉宿卫的专门骑兵部队，由中大夫令掌管。楚汉相争时，刘邦以灌婴为中大夫令，统领郎中骑兵，只是袭秦旧制。龚留柱先生推算，统一后秦有军马10万匹。但秦帝国骑兵部队之规模，远远达不到十万之众。

从秦陵兵马俑军阵来看，秦俑三坑共有步兵佣6000余个，战车140余乘，骑兵佣116骑，骑兵所占比例不到百分之二。依此推算，全国上下只有2万骑兵。就数量而言，西汉鼎盛时期拥有至少十几万骑兵，足以使秦骑兵相形见绌。但放眼整部帝制中国史，后唐军马数量在庄宗时不过万匹，至明宗也只有三万五千匹。

明初军马数量仅四万五千余匹，至成祖篡位后更是降至二万三千余匹。相比之下，秦帝国军马与骑兵的规模，尚绰绰有余。但就装备状况而言，秦俑骑士全为轻骑兵，没有配备长柄兵器，靠弓弩和剑作战。甲衣简单、马无防护、马鞍低而无镫。秦代弓弩的实际威力，上文已有论述。秦剑的实战效能，亦不容乐观。

兵马俑坑已完整出土的两把秦青铜剑，把长度在80公分以上，另外把长度超过90公分，皆薄而易折、韧性差、脆性大、易断。故有考古学者怀疑，秦俑坑铜剑不是实战之物。朱锦程则通过研究岳麓秦简、里耶秦简等材料，发现秦官府对兵器管理的条文规定，都未涉及剑，剑是秦民可合法持有的武器。可见即便秦俑坑铜剑是明器，亦不可高估秦代实用性剑的性能，否则秦廷绝不会放任其在民间流传。

公元前4世纪时，马其顿已出现持长枪进行刺击的重骑兵。秦骑兵的发展程度，可能是落后于世界的。直至西汉文景年间，咸阳杨家湾汉墓佣群中终于出现了手持长兵的重骑兵佣，中国骑兵方才追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

四、舟师

春秋晚期，楚、吴、越等国已出现舟师。但那时的舟，可能尚是运输工具，并不用于战斗。战国中后期，司马错以大船万艘伐楚，说明当时秦已在南方组建起规模庞大的水军。但此时秦国的舟师，尚不足以对擅长水战的楚国构成致命威胁。故虽然楚之郢都是一重要水上交通中心，秦军却无法顺江而下、长驱直入，而是在长江战线上同楚军陷入激烈的拉锯战。

最后秦将白起自北部突破楚国防线，在江汉平原上发挥陆战优势，方才取得大胜。而秦军的大肆破坏，又重创了南郡地区原本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导致当地人口锐减。这说明此时的秦国高层，对接收楚国旧地的航运与造船业基础一事，并不特别重视。

《史记·苏秦列传》又载，秦恐吓魏国，“乘夏水，浮轻舟，强弩在前，錟戈在后，决荥口，魏无大梁”。似可证明战国时秦在北方亦有舟师。而这种“强弩在前，錟戈在后”的轻舟，当是汉代所谓“戈船”。至统一前后，秦水师力量又有所增强。秦始皇以楼船卒进攻百越。考古工作者于1976年，在广州发现了秦平岭南后设置的造船厂，可造宽6—8米、长20—30米的平底船，以供内河与沿海航行之需。

五、总结

战争是影响秦军制演变的重要动力。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各国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各国纷纷扩军备战。为求生存发展，秦只能追随时代潮流，去强化军力，并为征集和驾驭数量愈发庞大、来源愈发复杂的兵员，而不断调整制度体系。这让中国最初的大一统帝国，具有浓重的军事统治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