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工演化与隐性失业变化

隐性失业是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在一个相当大范围内为零，即人浮于事，冗员严重，名义上就业实际上却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其必然后果是劳动生产率远低于潜在生产率。在建国初期，中国政府几乎封闭了所有城乡劳动力的就业市场，以总动员的形式集合所有劳动资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全部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由国家和集体享有，即几乎全部以他组织手段推动分工演化。

但是，正如前苏联经济学家恰亚诺夫对小农经济的描述，在人口压力下通过投入更多劳动力使得边际报酬接近零。由于严重缺乏资本和技术，不计成本劳动力的集中投入成功的替代了长期稀缺的资本要素，也形成了初期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但是劳动对资本的替代不但是有限度的，而且是低效浪费的。

计划经济限制劳动力流动和商品交易制度使得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的交易成本高不可攀，难以自发的分工广化；而生产资料的极度短缺、国外的技术和市场封锁极度更是限制了有效深化分工的手段。长期低速分工演化的经济系统无法承载快速增加的人口，再加上社会主义不存在失业的执念，更加剧了农村隐形失业情况，使得中国在开放前的隐形失业问题极其严重，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生活水平低位徘徊。

开放开启了放松他组织对分工体系的束缚，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首先是要“交易”可行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也就要求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生产组织和可以自由流动的劳动力。从改革伊始的包产到户、九二年的国企改革，到现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质增效的要求和不断加大去产能去库存的力度，必然使一些行业、区域和企业的隐性失业显性化，从而不可避免地对当地就业形成较大压力。

据估计，中国就业人口中的隐蔽失业率高达27%，城市和农村分别占其中19%和31%，国有企业的富余职工人数占职工总数的25%以上。随之，中国特殊的“下岗”安排便成了时代的产物。既要提高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减小企业负担，但又不能造成大量失业导致突然大幅度提升城镇登记失业率和社会压力的权衡做法。

自一九九二年国企改革开始，国有企业开始实行工龄买断等形式的变相减少在编人数。从一九九三年至二〇〇五年，13年间累计城镇全部下岗人员约7000万人，其中仅一九九六至二〇〇〇年的5年，有将近5000万。下岗职工虽然已经离开原有单位或工作岗位，仍与用人单位保留一定的劳动关系，因此，在当时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指标中，下岗职工仍然属于从业人员的范围，与失业人口分开统计，没有在失业率中反映出来。

这些劳动力虽是“职工”但却“下岗”，已被动处于无工作的劳动力闲置状态，收入水平也大幅下降。直到一九九九年中国出台了《失业保险条例》后，下岗补贴制度转变成失业保险制度，下岗职工逐渐变为公开失业，可以领取失业保险金。当然，这也直接导致二〇〇〇年后城镇登记失业人口的快速提升。

但是，从两者的合计来看，下岗和登记失业人口的总量在经历国企改革的高峰后，已经逐步消化，持续减少。在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的今天，劳动力市场已没有了“下岗职工”的特殊群体。

但是，因体制机制的原因，隐性失业现象在国有企业中仍较为普遍，特别是大量存在于那些产能过剩较为严重、“僵尸企业”分布较多的行业中，如钢铁、煤炭、化工、石油加工等传统重化工业。对于原来承担了“小社会”管理功能的国有企业来说，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并不能一推市场了之。

在当前供给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的压力下，这些行业或企业，在面临连续多年亏损时通常通过降薪、缓发工资、停薪留职、内部休假等来避免直接裁员，不但企业负担沉重，职工收入也停滞甚至减少。隐性失业问题是制约国有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问题。

隐性失业不仅会降低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造成劳动力资源的浪费，而且还严重制约着企业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并增加企业沉重的负担。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增强国企活力、提高企业素质和效率的必然要求，去产能的核心问题就是减员增效。

从事传统产业的国有企业，陷入生存困境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冗员多，企业负担过重，如鞍钢集团，仅职工暖气费每年就要支出50-60亿元，严重拖累的企业。他组织推动分工演化虽然已明显减少，但其影响却是长远的，遗留的隐性失业问题仍是制约国企发展的负担。

农业上长期的不充分就业导致劳动力的边际收益接近于零，当束缚在农田里的劳动力可以转向工商业时，立即凸显其劳动力的成本优势，隐性失业的农村劳动力获得新的收入，农业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长期压抑下的农村经济如获旱后甘露般的发展自主工业化和城镇化，实现了就业和经济的双增长。

在短短6、7年里，农村分工体系的加速演化，从单一的粮棉农产品到扩大种植品种以及发展新的农业行业，逐步分化出农村的一二三产业。这一系列的演化强力推动了农村经济增长，虽然没有反映到“失业率”数据上，但是从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看，一九八三年起连续4年高于城市居民收入，显然这是就业高质量增长的一个极有力的证明。

而且，农民收入增长带来的农村消费总额大幅提升，还使得乡村分工演化的收益通过内需增长的“外溢”拉动了主要在城市生产的消费品的需求，带动了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但是，八〇年代后期，各种综合原因导致乡镇企业大量停工倒闭，大量农民又回到隐性失业的状态。

一九九三年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大幅增加到4000多万，而且之后逐年增加，成为城市最重要的劳动力资源。农民进城务工弥补了乡镇企业倒闭后的收入损失，收入增速放缓得到遏制。一九七九年起，中央先后批准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后，又到一九八四年扩大批准了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开始融入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促使中国经济从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

这些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的设置标志中国开放进入高速发展期。由于当时的中国资本不足、技术落后，但有充足廉价的劳动力，对外开放下分工内生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以低价迅速占领国际市场。虽然当时只在国际价值分工的最低端，占有价值链极少的分配，但是这个过程完成了初期的资本积累和技术积累，更重要的是解决了大量的劳动力就业问题，允许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领域，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纳入到国际分工的生产循环中去。

虽然在一九九一-一九九九年期间，中国GDP平均增长率达到11.9%，而中国从业人员就业水平年增长率才为1.3%。但是，如果把隐形失业人员再就业人口考虑进去的话，可以看到分工演化的经济发展对就业量和质的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和国有、集体富余员工为新兴部门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使经济发展进入了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发展阶段。

不管是农民工、下岗职工还是其他群体，是人力资源极大的浪费，隐形失业的显性化是分工自组织演化的必然要求。但是，如何平稳过渡失业率上升、顺利推动显性化失业人员的再就业便成了关键问题。稳妥解决规模如此之大的隐形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是中国政府的极大成就。

这个过程开放和经济增长相辅相成，隐形失业人员按照产业对劳动力需求稳定转换，把就业问题变成了丰富而低廉的劳动力优势。他组织手段从对分工自组织演化限制转变为促进，在他组织的保驾护航下，分工体系得以加速演化。因此，脱离经济增长谈就业增长、或者只谈就业量而不谈就业质是缘木求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