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官员搞钱有几招？

曾国藩绝对是个狠人，写日记写了30年有130多万字，许多人不知道同时代还有一个狠人甚至于更狠的人杜凤治为官14年现存日记手稿40本总计近400万字。曾国藩大家都熟悉，曾在中央任职侍郎，后来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崛起成为牛逼的地方实权派。杜凤治举人出身，任职也没有曾大人那么高，一直在基层工作。广宁、四会、南海等知县，还任过知州，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他清代官制也挺复杂，大家就知道他基本是一直任基层地方官就可以了。这里面还有个原因，曾国藩是进士出身所以职务上限高。杜凤治是举人为官，所以仕途和曾国藩要差十万八千里。

明清时期一个人只要中了举人就相当于进了统治集团，当然举人是入门级的，就这大家也不敢轻视，县委书记一般也会对他客客气气的甚至主动搞好关系，有疑问的回忆一下初中时学的课文《范进中举》。只要进了统治集团，大家就变成了利益共同体，当然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各级官员之间经常相互走动，除了死政敌大家私下关系都不会太差，为了维持这种关系，各方员要经常开party。还要请吃饭，请戏班子唱个堂会什么的，各种名目的联谊会，私人俱乐部等还有三节两寿、婚丧嫁娶、生日宴会、冰敬、碳敬、别敬等等等等。

嗯！我先解释一下“别敬”。因为大家可能没怎么听说过，就是一个中央部委干部要下放到地方，或升职或平调，或一个地方官员升职交流，老百姓都知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让你去发财了，建议你去或安排你去的领导，或可以否认不让你去该派别人去而没有动用否决权的领导，要不要意思一下？负责纪律监督的相关领导要不要意思一下？你到地方上任职总有工作向中央部门请示汇报吧，那时候可不像现在领导动不动就可以出差北京，需要有公文来往的领导那里要不要意思一下？你在地方上任职，中央有关政策调整，你是不是希望有人提前给你个通知，那同在北京当官的同乡那里，同年那里过去的老同事那里等等等等要不要意思意思，你总不能把这个意思搞成不好意思吧！那问题来了，官员的收入有哪些呢？

首先当然是工资收入。杜凤治在广宁第一次做知县时，正经收入是年薪45两白银，加养廉银600两。后来调去南海县做知县时，工资改为年薪45两白银，加养廉银1500两，再加办公费30两，能见光的收入是1575两，已经是广宁的两倍多。杜凤治在广宁的正经收入，约合2023年65万人民币，在南海的正经收入，约合2023年157万人民币，工资其实不低，那这些钱够不够他平日花不够呢？

杜凤治刚上任时带去的刑名师爷和钱谷师爷，年薪水共1100两白银，每月每人伙食10两另算。也就是师爷平均年薪550两，合每人55万人民币左右。杜凤治在南海任职时，一共聘请了7位师爷负责刑名和钱谷，一年合计6000两开支，合600万人民币，平均每人85万年薪。另聘请了收粮（征田税）、书启（文秘）、阅文（看考卷）师爷等人，这些人没那么贵，100两银子一年，平均每人10万年薪。所有的师爷加起来，一年开支就高达一万两白银。

地方官想要做得稳当，北京城里就得有人替自己说话，杜凤治在朝里主要依靠潘祖荫，他的广东县令就是潘祖荫推荐才得来的。

杜凤治在北京前前后后花了4680两白银，熬到53岁拿到一份实缺，到地方后又上下打点花了3500两白银，才稳住了县令的位置，差不多花了一千万人民币搞定一个知县，但说源头，潘祖荫是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人，所以他给潘祖荫每年的炭敬、冰敬十分丰厚，潘祖荫也会伸手向他借钱，不过这种钱双方都默认不用还。

官场正常开销、家人日常生活费、养私人专业顾问、以及编外人员，使杜凤治每年做官的开销，保持在一万五千至三万两白银，约为今天1500至3000万人民币。

年开支是其正经年薪的20倍，这是你当这个官必须的开支省掉任何一笔钱工作都不会顺利。

地方官每年最大的一笔收入是来自钱粮征收，京官就靠地方官的各种“敬”。

杜凤治没有在日记里，提到过自己每年从中赚多少钱，但他记录过自己拜访已卸任的东莞县令张庆鑅，其亲口承认自己从钱粮征收（原文是“银米羡余”）里拿到的总收入是白银五万两。那这里头搞钱有什么名堂呢？按杜凤治的记录，晚清收税粮是折成银两上缴，同治初年，广东粮价是100斤折合一两银子，但各州县却自设一套系统，要求100斤按5两银子上交，是市场价的五倍，中间有了四倍的溢价让各级官员分食，是地方官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这项收入京官是没有的，但京官位居中央控制着行政系统对地方官的前程有巨大影响，地方官必须定期孝敬，所有夏天要送“冰敬”冬天要送“碳敬”。比如同治十一年两广总督瑞麟生日，因是瑞麟赏识杜凤治，是他将杜凤治调去南海当知县，因此杜凤治投桃报李，送去的金银珠宝和绸缎价值3000两白银。这一年，杜凤治记录自己光送礼就花掉了两万多两白银，其中送两广总督11114两、送广东巡抚3445两、送按察使1355两、送布政使823两。

其他收入占比分散，来自科举舞弊、不动产契税登记、特权走私、商家孝敬、调解纠纷等。

先说科举舞弊。

虽然清朝对科举舞弊非常严厉，动不动杀个一品大员祭天，以震慑全国，但实际上基层舞弊根本无法断绝。

主持童试、院试的地方官，手里头掌握着命题、阅卷、录取大权，地方官可以通过提前泄题、找人代考、监考放水来搞钱，阅卷时也可以随便查看考生姓名，给特殊考生关照。

杜凤治记录了多位州县官，靠卖名次赚到几千两，他并没有记录自己有没有在科举中赚钱，但当时南海文试第一名标价3000两白银，武试第一名600两白银，其他名次依次递减，是公开的秘密，学生高中后会在拜见州县官时送一点。

曾国藩原先做京官穷得要命，做侍郎一年收入才660两，年薪约66万，光坐轿子、置办服装、租房子、搞社交几样就把他搞得欲仙欲死，全靠地方官孝敬和借钱维持生活，在北京时欠一屁股债，欠债额约140万人民币。他的收入转折点是去四川做乡试主考，这是仅次于学政的第二赚钱岗位。

跑一次四川，公款差旅费加上一路疯狂收礼，曾国藩赚了六千两银子，约合600万人民币，另收了大量的藏香、茶叶、火腿、香珠、黄连等等四川特产。曾国藩靠这笔钱还清了在京城欠下的1400两债务，还给家里寄了600两，生活水平也提升了不少。

商家及士绅每年送给杜凤治的钱也很多。

每个县的矿山、商号、当铺、工厂，以及农村士绅，每年都会源源不断地给杜凤治送礼，在广宁县时，当地24家造纸厂，每年会送他1200-2000两银子。每地当铺开业，都要给杜凤治送50两银子，杜凤治每去一地上任或者离任，以及家里人过生日，逢年过节当地这些单位都要不断地送礼孝敬。

特权走私也可发笔财。杜凤治还可以走私私盐赚外快，当时卖私盐是暴利，查到就要杀头，但州县官员的船只可以不接受检查，官员们出行都会捎上私盐贩卖，能小小赚上一笔。那年头卖私盐，跟现在卖白粉差不多，曾国藩在跟太平天国玩命时，每到一地也会利用特权靠私盐赚钱，以解决部分军费问题。

从契税中赚钱是地方官另一项重大收入，是仅次于钱粮征收的第二大收入。

一般田地房产买卖过税，满清时要交6.5%的税，民间为了避税，平时都不愿交税割户，但每任州官卸任前，会把税额改为1.5%-4%，利用这个差价狠赚一笔离任。杜凤治去南海任职的前任叫赓飏，其利用契税差价离任时赚了13320两，杜凤治自己离任南海时，赚了12960两。

调节纠纷，手法繁多。像曾国藩这种考上进士进翰林院学习的人，根本不用把知县太放心上，因为进士最低起步就是县委书记，正常是市委书记，他还没进翰林院，当地一个地主遇到麻烦事请他帮忙，他便写了封信给当地知县，人都不用去，知县马上出面把地主的敌人抓去坐牢，一刻不敢怠慢。曾国藩收到的回报是140两白银，相当于14万人民币。

建立湘军后，曾国藩个人年净收入达5400两，12年带兵合法收入6.48万两，约合6500万人民币，又通过劝有钱人捐钱（劝捐，回报学额或官爵）、设收费站收商业税（厘金）、以及卖食盐、屠城抢劫、洗掠天京财富，让湘军赚到了许多许多钱。

杜凤治其实也审理过不少冤案，他政敌的儿子因为强奸家里丫鬟，致丫鬟跳井自杀，为了拉拢政敌，他通过摆平原告化解案情；另有当地士绅罗来文强奸侄媳，他拿了好处后，让罗来文赔了原告一大笔钱，将事情从强奸改成非礼结案。

水浒中宋江宋押司特别熟练这类业务，有兴趣可以看看。

就这样七七八八地搞钱，到杜凤治67岁因病辞职时，他不仅维护好了自己的官场体系，14年为官还挣到了4.5万两白银，约合4500万人民币。

但当时的老百姓，并不认为杜凤治是一名贪官，相反他当官的名声很不错，杜凤治说，各省主管学政的官员，靠着在教育系统赚钱，离任时一般攒七八万银子没问题。相比别人三年七八千万的贪污，杜凤治14年才搞了4500万，已经十分难得了。

其实杜凤治就是一名贪官，放现在枪毙都够标准了。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不贪的官活不下去，像李鸿章也是一名大贪官，这个是洗不白的，老百姓主要是看他们贪了还能不能办事，平时对老百姓不要太狠毒就是好官。

可见清末百姓对官员的期待值有多低。这样反动的王朝，就应该早点死在历史的垃圾堆里，早死早好，死得渣都不剩才对得起他们压迫过的人民以及他们几百年深深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