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历史略谈之一

中国历史就阴阳五行而论，汉唐时期主阳，以气为上，呈一派阳刚之气。而说到汉朝的历史，文景之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秦朝终结了，汉初继承了秦朝的制度，最明显的特点不过于民生凋敝，于是，汉文帝、汉景帝进行了一系列的的改革，焦点集聚在三个方面：1、诸侯王的威胁；2、功臣集团的做大；3、匈奴的侵扰。

汉文帝，其母薄氏，是原来魏王的小妾，刘邦消灭魏国，薄氏为奴，做织工。薄氏与另外两个女子管夫人、赵夫人交好，三人约定，将来不管谁先富贵，都不要忘记对方。后来管夫人、赵夫人先后得到刘邦的宠爱，推荐了薄氏。

于是刘邦临幸了薄氏。但是估计薄氏的姿色不是刘邦的菜，一夜之后，就被刘邦抛之脑后。不过就是这一夜，让薄氏怀上了身孕，生下了刘恒，就是汉文帝。

刘邦去世以后，吕后疯狂的报复那些曾被刘邦宠爱过的女人，而与刘邦只有一夜情的薄氏，却是在无法触动吕氏的嫉妒心，因此能够安然的随自己的儿子刘恒去代国就封。

刘恒的人生在十五年后发生了转折，本来身为刘邦第四子，与皇位毫无牵连的刘恒却意外的登上了皇位，卷入了宫廷斗争的漩涡中。来到长安的刘恒压力巨大，他要与心怀鬼胎的功臣集团机智周旋，还要提防诸侯王的暗箭中伤。

刘恒初到长安，尽管他发现功臣们都被他格外热情，但这种热情反倒引起了她的不安。让代国一系的人马掌握了军队以后，刘恒这才安安稳稳的做起了皇帝。

刘恒入主未央宫的当晚就发了一道诏书，大意为：“我的臣民啊，这几年吕后的势力扰乱了朝廷，威胁了我们老刘家的江山社稷，多亏了有各位终于消灭了他们，现在我刚刚即位，现在要大赦天下，特批全国人民可以欢庆五天，允许聚会饮酒。”

这里解释一个集会权的问题，我们今天的社会是禁止非法集会游行的，秦汉时期也一样，在那时候散人以后无故饮酒集聚是犯法的。当权者是很敏感的，觉得人们聚在一起肯定没好事，所以一律不允许饮酒聚会。

由此看来，刘恒允许人们聚会饮酒，实际上表达了一种相当宽宏的气度了，同时也表示了刘恒要对民间实施相对宽松的政策，这是“无为而治”正式出台的前兆。

还在刘邦的时候，曹参被封为齐相国。曹参到齐国后，就如何治理国家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结果众说纷纭。后来，他听说胶西地区有一位盖老先生，精研黄老之术，就以重金请教。据说，盖老先生的核心的话只有一句：治国之道，贵在清静无为不扰民，则民自定。

史称，曹参大受启发，一黄老之术治理齐国九年，国泰民安，当时人们皆称之为贤相。萧何去世的消息传到齐国后，曹参马上让人收拾行李，说：“我要当宰相了。”几天后，朝廷的使者到，召他进京出任宰相。

曹参的宰相当得很绝：他处理政事时，全部按照萧何的成规办理；任免官吏时，只挑那些年龄大的、忠厚老实的、不善言谈的人，辞藻华丽、长篇大套、追求名声者一概罢免不用。

他自己则每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白天晚上都是酒气熏天。时间长了，他的同僚部下们相当苦恼，搞不清楚宰相这是什么路数。于是，忍不住想探问个究竟。谁知，一见到宰相，宰相就会极其热情地拉着喝酒；来者刚一说话，马上又被灌酒，直到最后，一醉方休。而且，这种情况居然成了每日的常态。

不如此，人们反倒不习惯了。于是，整个宰相府晏然无事，整个国家也安静祥和。宰相府旁边有个花园，是相府属吏们平时休息的地方。到后来，这帮家伙们也学着宰相在这里整日聚会狂饮，喝的高兴了就歌之舞之，相当快乐。终于，有古板一点的官吏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有一天请曹参去逛这个花园，意思是当场抓住这帮家伙整治一下。

不料，宰相见此情形大喜，欢呼着端起酒杯立即溶进了狂欢的人群。当时的皇帝，是汉景帝刘启的大伯惠帝刘盈。刘盈被自己的母亲吕后荼毒戚夫人的做法吓坏了，已经没有心思管理什么国家大事。现在看到宰相这副做派，也很疑惑，以为宰相是因为看不起自己才这样的。于是就让在自己身边做侍从的曹参的儿子，悄悄回家问问他父亲，究竟打的什么主意，还想不想治理这个国家了？

结果，儿子的话刚刚出口，曹参便大怒，把儿子摁在地上一顿痛打，据史书记载：在屁股上足足抽了两百鞭子。打完后，对他说：“滚回去当好你的侍从，天下大事不是你该过问的。”这下子，皇帝的脸上也挂不住了。

一天上朝后，刘盈责备曹参说：“是我让你儿子劝你的，你怎么把他打得那么惨？”曹参脱帽，道歉，然后问惠帝刘盈：“陛下觉得自己与高祖谁更英明？”刘盈回答说：“我怎么敢和高祖比？”曹参又问：“在您看来，我和萧何谁更贤明？”刘盈回答道：“先生好像要差一点。”曹参说：“对呀。高祖与萧何已经定下了很好的治国方略和政策法令，您无为而治，我们守住职责不乱来，这不就可以了吗？”刘盈听后放心了，说：“善。”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萧规曹随的典故，也是西汉初年以黄老之术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政策的由来。

翻检这一段史料，会给人一个特别突出的感受：在这里，最重要的东西并不仅仅是不改祖宗之法的问题，曹参抓住了一个最深层的要害：在帝国政治结构之下，最难治理的其实不是民，而是官；只要如狼似虎的皇家与官吏能够不生事，不扰民，能够清静无为；只要不给官吏们鱼肉百姓的机会，让他们守住职责不乱来，从而官安其位，民乐其业；那么，中国人就会像变魔术一样，生产出无穷无尽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

文帝、景帝父子执政之时，“黄老之说”、“无为而治”更加自觉执行。为了更好的与民休息，讲租税减半。徭役制度上也有了变动。这些改进最终都促进了农业生产。从汉初经历文景时代，一直到汉武帝，70多年间，国家没有重大的政治动乱和自然灾害，人民生活富足，大小粮仓都积满了粮食，财政有了盈余。这是中国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盛世，人们称之为“文景之治”。

公元前201年冬，一个寒冷的日子。有人向刘邦上书，告发韩信谋反。于是刘邦废除韩信的楚王号，同时，将楚地分给刘姓诸侯。当时的条件下，刘邦虽然觉得异姓王不可靠，但因不得以而封之，所以中向找机会将其除掉，还在死前定下了“非刘氏不王”的盟誓。

可是，等到文帝即位后，这些诸侯王并不把皇帝放在眼里，恃功骄横，胡作非为。甚至出现淮南王刘长欲发兵西击荥阳的谋反事件。当时，博士贾谊已经看到同姓诸侯王势力的膨胀对中央政权构成的威胁，提出了有名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要皇帝广泛分封，把大国分为小国，国小力弱，自然不敢对中央皇权有异心。

文帝去世后，其子启即位，即景帝。当时吴国在诸王国中做强。它依靠铜山铸钱，煮海水为盐，国用富饶。以吴国为始，吴楚七国之乱的爆发，源于景帝刘启。有一次刘启和吴王的儿子太子刘贤在下棋，刘贤技不如人，想耍赖悔棋。

刘启不吃刘贤那一套。两人大吵起来。估计刘贤对刘启很不礼貌，爆了很多粗口，引得刘启大怒。于是刘启抄起棋盘朝刘贤的头上砸去，刘贤当场毙命。

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吴王刘濞的心理就开始畸形了。仇恨的种子在他的心理生根发芽。而刘启成了他此生最大的仇家。而这里引出了一个点燃吴王心理报复的矛盾引线的人，晁错。

史记对晁错的性格评价有四个字“峭直深刻”。翻译过来就是苛刻严峻。一看就是法家学派的人普遍具有的气质，然而在黑暗的古代官场，这种严苛给人一种不谙世故的感觉，属于自找麻烦的作风。而他的那些“耿直”之举。是只为了实施他那些险恶的刑法手段（刑民学和法家思想本质上是为了满足专制者权力膨胀的欲望，同时教会他们如何控制下属百姓，如今着是根本拿不上台面的内容，在古代却是每一个皇帝的必修课，所谓“帝王之术”）。

晁错提出了“削蕃”，在常人眼里这是在为皇家出力。可问题是，吴王真的要造反吗？我们有理由相信，晁错是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的，可是他为什么有意说错呢？晁错之所以力挺削蕃观点，就是因为他认为刘濞总是要反的。

黄仁宇曾谈到，按照晁错的想法，造反不一定非要反起来才算数，只要刘濞具备了可以造反的力量，那他就是要造反，不然他积蓄那么强大的力量用来做什么？可是只要他一日不行动，就没人有资格说他造反。

再有利的推测都不能在时间发生前就被当做事实。

可惜晁错是一个酷吏，秉承法家思想的人都喜欢有罪推论，因为他们要保证专制者的权力绝对稳固，所以晁错说话难免要夸大事实吓唬刘启，顺便提高自身的政治价值。

然而新的问题也应运而生，晁错说刘濞铸钱煮盐、招收亡命徒，这是不假，但是刘濞为什要这么做呢，有什么理由能为他辩护吗？仔细想想，刘濞已经满头白发了，要是想造反早就揭竿而起了，犯不着推迟到这么晚。

但是，他内心是愤怒的，刘恒对他满腹猜忌，刘启又杀死了他的儿子，刘濞的心里只有愤怒和无奈。他做出想造反的样子，发展自己领土的经济，只是想摆出一种跟中央皇权对抗的姿态，更像是一种赌气。

他针对的是皇位上的人，却并不觊觎着皇位，对于这些，晁错心里应该是十分清楚的，那么，晁错为什么要说错？首先，晁错做为一个法家思想的继承者，政治斗争的意识是十分强烈的。在他看来，只有铤而走险做出一番事业，才能够博取到足够的政治资本。第二，他需要向刘启表忠心。最后，他确实认为，诸侯王制度阻碍了中央集权。实际上，贾谊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则显得更适合现实情况。“削蕃策”则过于强硬和蛮横。

晁错之错是有意的错，而历史终将证明，这将铸成他人生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