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就业将总体稳定：专家称GDP增速5%有利于失业率降至5.5%以内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峰北京报道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关系千家万户冷暖。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晓萍近日接受新华社采访时介绍，2022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206万人，提前超额完成1100万人的全年目标任务。

王晓萍介绍，2023年就业局势将继续保持总体稳定。但也要看到，就业总量压力依然存在，结构性就业矛盾更加凸显，稳就业仍面临不少挑战。

近日，在劳动经济学会就业促进专业委员会2022年年会暨第六届中国就业促进理论与政策论坛上，与会专家就“健全就业促进机制”进行了讨论。

论坛由劳动经济学会就业促进专业委员会联合西南财经大学北京研究院、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举办。

“稳增长”是“稳就业”的根本前提

与会学者指出，当前我国总体就业形势基本稳定，但稳中有忧、局部复杂严峻，就业总量问题重新成为就业市场的突出矛盾。

2022年1-11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6%，较《“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所设的控制目标高0.1个百分点。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燕斌认为，经济下行对就业形成较大压力。2022年前三个季度，GDP增速为3%，如果全年增速比年初目标低2-2.5个百分点，有可能导致减少创造数以百万计的就业岗位。

刘燕斌认为，2023年，需要在城镇就业的新成长劳动力有可能达到1500万人，从稳就业需要的角度看，GDP增速达到5%，更有利于实现将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的目标。

“稳增长”“稳就业”首先要“促消费”。劳动经济学会就业促进专业委员会会长甘犁认为，通过共同富裕促进消费增长实现高质量就业，既要提高居民家庭收入份额，又要提高居民家庭边际消费倾向。

他建议在初次分配中减少各种机制造成的市场扭曲，增加居民财产收入和劳动报酬收入；在再次分配中，继续保持较低的所得税率，适当降低社保缴费率，加大社保福利转移支付力度；适当减少实物转移支付力度，提高现金转移支付力度。

与此同时，要着力稳定居民预期，降低收入和支出风险，减少预防性储蓄；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缓解居民消费面临的流动性约束。除此之外，还应进一步推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适当提前布局鼓励医疗保健行业发展。

“稳增长”“稳就业”还需要“稳企业”。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唐代盛认为，促进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就业的基本途径。

唐代盛认为，要进一步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推动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有机结合，稳定中小企业市场预期和信心，全力稳住就业“主力军”。

在传统工作岗位数量无法满足劳动者就业需求的情况下，可考虑做好中小企业专利发明的成果转让和转化，鼓励支持有条件有能力的劳动者创新创业。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欧阳俊教授认为，在当前周期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问题较为突出的特殊时期，国有企业应进一步发挥劳动力蓄水池作用。

大学毕业生就业是“稳就业”核心

据测算，2023年，约有1000万高校应届毕业生需要进入就业市场，占同期城镇新成长劳动力供给的三分之二左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副部长卓贤认为，当前我国青年失业率处于高位，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

数据显示，2020年末，大学毕业生在16-24岁城镇青年劳动力中的比重为46%，但在失业青年中所占比重却高达三分之二。2022年6月末，应届高校毕业生毕业前就业率同比下降了15个百分点。受此影响，7月份青年失业率一度攀升至19.9%，较同期美德日韩等国高12-16个百分点。

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题，长期来看，需要鼓励大学生积极学习STEM专业，从事STEM工作。

中央党校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赖德胜认为，高校毕业生就业难是长期存在的现象，其根源在于高等教育培养结构调整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变化不同步。

一方面，我国高校理工农医专业毕业生比重持续下降。2020年，本科阶段理工科毕业生占比为48%，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累计下降了18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制造强国战略实施对STEM专业人才需求持续增加。据有关部门测算，到2025年，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需求缺口接近3000万人。

为此，赖德胜建议增加高等教育对于劳动力市场的适应性，通过加强顶层设计、调整拨款系数、优化激励环境，吸引更多青年人学习STEM学科/专业的同时，要求非STEM学科/专业的学生完成一定量的STEM课程学习。

卓贤建议，将考研、考公时间提前至8-10月，打破对招聘对象的应届身份限制，努力消除造成高校毕业生摩擦性失业的“灰犀牛”。

提高灵活就业质量是高质量就业的关键

与会学者指出，灵活就业准入门槛低，对困难群体和新毕业大学生起到了明显的就业托底作用。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调查结果显示，2021年，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超过2亿人。其中，初中及以下占比高达60.5%，比本科及以上占比高54.5个百分点，而同期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初中及以下占比与本科及以上占比差异只有27.9个百分点；25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的年轻人选择灵活就业的占25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的就业人口的五分之一以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民生指数电话调查数据显示，2020年没有工作而2021年实现了就业的跟踪样本中，有25.2%的受访者从事的是灵活就业，在所有就业类型中占比最高。

但与个体工商户及农村自营业者雇主、民营/私营企业业主、个体工商户雇员、民营/私营企业员工、国有/集体企业员工、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职工等其他就业类型相比，自由职业和零工类这类灵活就业者的就业质量明显偏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张冰子认为，灵活就业者特别是被动性灵活就业人员不仅劳动时间长，而且还面临高风险和低收益的双重挑战。没有就业保护，在经济下行期收入减少的概率更高。资源有限且风险抵御能力不足，在市场上获得高收益的机会更少。

中国民生指数电话调查显示，灵活就业人员超时工作占比仅次于个体工商户及农村自营业者雇主，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参保比例显著低于其他就业类型，过去一年收入明显下降、对工作不满意、对生活不满意、对未来缺乏信心的受访者占比也偏高。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与人力资源学院院长闻效仪指出，人社部等八部委印发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对新就业形态总体上采取分类管理，但对于什么是“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并没有明确说明，建议考虑将累计劳动时间作为判定劳动关系的重要依据。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院长冯喜良提出，要通过加强劳动标准来不断提高灵活就业质量。面对劳动分工精细化提出的精细化管理要求，要基于劳动关系碎片化理念，本着权责对等、度量精准的原则，从最长劳动时间、最低劳动报酬和最高劳动强度等三方面确立灵活雇佣的劳动管理标准。

更多内容请下载21财经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