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教授游记

编辑|胡教授游记

前言

福州是福建的首府，福州在航海时期的“海丝”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特点是以进贡交易为主要特征。

福州政府的官制进贡交易从东汉开始，到唐朝、五代，福州是郑和下西洋的主要据点，也是中琉朝贡的惟一的官办口岸。

福州是郑和舰队在泊长乐及中琉贸易的起点，为福州对外贸易的发展史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外贸易繁荣推动了口岸的发展，福州的外贸港由福州内陆港发展到了滨江海岸，并相继形成了东冶港、甘裳港、河口港、太平港、马尾港等名港，并形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心港和始发港。

本文笔者将根据福州航海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浅谈一下它的对外贸易。

一、福州地区的官方主导型对外贸易

福州临海滨江，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关键枢纽，其外贸发展依靠历届政府的扶持，与其相关的官商往来，更多地出于怀柔远人的政治意图，将福州做为朝贡港，既方便了政府的调集，又方便了官商之间的联络与交流，使得福州港口在航海年代出现了官商占统治地位的特点。

福州的对外贸易在古代以官制为主，最有代表性的是在东汉时期。

《后汉书•郑弘传》说：

“古交趾七郡，都是由福州的东夷（福州）来的，风雨飘摇，水深火热”，

这说明越南等中南半岛的贡品，都是从福州港口运送到中国的。唐文宗太和八年，朝廷下旨：“委节度使、观察使常在福建、广东、扬州等地来客”。又有明文规定：“除了漕运（下税）、收市（收缴朝廷所需要的货物）、“进贡（也就是上缴贡品）之外，可以自由买卖，不可再增加赋税。”

来福州的外国人很多，所以，福州本地习俗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福建巡抚冯审在唐宪宗元和八年（813）所著的《球场山亭记》在福州冶山所著，其题字“海夷日窟，民风不常”、“货贸实繁”，都足以证明这一点。

根据《渐五代史》卷68，闽王氏第8条，王审知“召来海上的蛮人商人。”唐天佑三年（906)，敕刻《恩赐琅琊王德政碑》，记录了南洋各国纷纷前来修复和贸易，佛国、齐国等，从未与中国有过贸易往来的国家，也纷纷赶来。

王审知在位时，曾设立福州的经销商行，负责贸易，实行税收减免，“取消一切繁琐手续，允许买卖”，委派张睦领漕运，“招揽海上的野蛮商人，不能过分，国家也不能穷。”

那时，闽国的商船向北方航行，与朝鲜的新罗有联系；向东南亚三佛济及中亚细亚等国家，出口丝、瓷、茶、果等特产商品，交换象牙、犀角、珍珠、香料等。

福州的海港在明朝受到高度的关注，比如郑和自1405年起，到宣德5年，共26年，先后七次带领中国的大型舰队出海。

郑和挑选了福州总督的太平港作为下一步的航行之处，他每一次出海，都会在太平港停留两个多月，最多十个多月，再从福州出发，前往东南亚，印度洋诸岛，阿拉伯，甚至非洲东部沿海的各国，进行一场以明朝为首的海上商业。

郑和舰队进驻长乐港，使福州成为海上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船队从政府中调来，福州等地的官兵轮流出海，是郑和军队的主要力量。《闽书》卷六十八《平军》中说，福州的董智等十五人，因功绩而升为百户，从百户升为副官。

《长乐六里志》中，黄参，名“求吾”，在明朝的永乐七年，由宦官郑和赴长乐出使，因出兵打仗立下汗马功劳，被封为忠武统领，后被封为定远大统领、和大统领。

国家对应征者进行了奖励。《重纂福建通志》卷二七一，“郑和，永乐七年春天，由福建远航至东南，于长乐建造一艘巨大的战船，返回闽中，军中军功加封。”

郑和商团的货物是官府采购的。一次运送40余种丝绸，陶瓷，茶叶等，大部分都是福建出产的。

明代初期，福建市舶司负责中琉朝贡的贸易，而海商则是“专门为琉球设立的福建，许有货物，官府开设牙铺，与百姓进行交易”。

明朝成化五年（1469年），琉球到福州的交通要远胜于泉州，入京交通更加方便。福建市舶司由泉州移往福州，使福州成了福建境内中琉朝贡交易的唯一口岸，并在全国范围内排第一。

根据《御志》等史料，琉球所输入的商品有硫磺、马、刀、金银、酒海，还有从东南亚运来的各类香料；主要产品有丝绸，瓷器，茶叶，纸张，漆器，角梳等。

根据赤岭诚纪的《大航海时代的琉球》记载，明代琉球人曾向明朝进贡537次。每过一年，又要进贡三次。

福州的商人也到琉球做生意，每一次到琉球的船只都会被允许在琉球进行一些商品的交易。中国王朝在明、清两代先后派出23次授勋使节前往琉球，其中由谢杰任命的副使，由齐鲲、林鸿年和赵新先担任。

明朝一般允许将货物带入琉球进行交易，并给予适当的报酬。清代多以选民、商船代用，但清廷既不收船资，又以允许将货物运至琉球进行交易，以此来弥补。

中琉朝贡交易在福州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窗口，它是中国和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商贸联系。

二、商贸港口，由内陆河流扩展到江海

福州的平原四面都是高山，滨江面海，有许多避风港，可以让船只随着海浪的涨落而自由出入。福州盆地是一个海进期的港湾，由于海流冲击，淤积形成了陆地，形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水道，方便了港口的建设。

东吴时代，孙吴曾在开元寺东、澳桥以北设立了“舟师”，并“派人在这里建造船只”。据《三山志》所载，晋福州知府严高曾于虎节门（今虎节口）渡江，故称大航桥，以备船只通行。

郭柏苍《葭拊草堂集》中说，汉朝时，船只停靠在还珠门（贤南路入口处），这是福州的必经之地。

由此可见，福建的东冶港是在这一地区。

福州在唐、宋期间，由于土地向南方扩展，福州海港向水部地区扩展，形成了“南锁港”。《三山志》四：“今城东南地势低洼，台城南有一条大河，越王渔龙台，所以得名。东至河口津，东至通仙门，旧乐郊门。从西边到临，从西边到南边，从南边到港口，再到水城。”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福州在宋朝的长江涨落时，从南台渔台的东北方向流进河口津，经宋外城的通仙门，唐罗城在门东，到临河西，人在南关。

《三山志》中，有一篇关于林河的文章，说：“在东南方，有一个港口，在南方，有一个港口，所有的货物，都在这里。所以，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三山志》卷六地理类中也有这样的记录：“伪闽时期，蛮船抵福州，假闽之时，蛮人撒树”。

福建省地方志委员会聘《三山志》评点的学者，将“蛮那”与“蛮舶”的错误联系在一起，而“放椿”则是错误的“放桩法”。

放桩，是指将福州城下码头的桩桩用缆索吊下的船只放行。从这还可以看出，福州的南锁港在唐、宋两代都是非常兴盛的。

在今中亭街一带，在小桥的周围，愣严洲，中洲，以及另外一片沙洲，由于沙合路贯通，南台成陆，土地范围增大，同时，南锁港口也被堵塞了。

明代初，福州的国际贸易港口及造船厂向南迁至南台港口。福州的海防使，位于侯官县，位于西王胜的故居，位于泉州，贡多抵福州河口，成化五年，迁至此处。”

从这里可以看出，福州的入海口是明朝时期正式设立的中琉的国际贸易区。福州的三十六湾水道与福州的东三十六湾水道连通，福州的城东和城内的水道都是一条宽阔的河流，舟楫往来方便。

那时，三军都有军士，都有专门的巡防部队，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故而不会堵塞，街道也不会被冲刷。军部已破，江水更是肆莫之限。

由于水道被毁，船只航行不便，明朝“洪治年间，总督下令修建新的港口，使船只来往，使之成为市集，东边三十六湾亦废。港口开通，船只可以直接进入闽江，出入更为便利，管前街和管后街在琉球馆附近，河口则成为一个繁华的港口城市。

与此同时，南台岛和下杭地区也是闽江沿岸的一个重要港口，它担负着上游和下游的运输任务，工业和商贸活动非常活跃，形成了一个由内、外两个商贸联系起来的网络。

福州沿海地区滨江地区的布局为开展国际商贸提供了有利的港口环境。咸丰三年，清王朝对茶叶海市实行了禁令，英、美等外国商人的专列专列了一艘飞剪船只，将马尾港的茶叶运到了这里。

福州茶场的兴旺，也促成了历史上著名的「飞舟」，从马尾罗星塔开始，到伦敦和纽约码头，最鼎盛的时候，参加的船只超过一百五十条，福州马尾是中国最大的茶市。

三、高超的船舶航行技术

福州人有着深厚而高超的造船厂技术。闽江地区出产大量的木材，如松、杉、藤、棕、铁、漆、桐油、麻、蛎灰等，这些材料在福州很容易得到，具有建造船只的优势。

闽越族祖先生活于福建，在先秦时代就已有了造船的经验，保存到今天的武夷山船椁（用碳-14测量年代为3445±1550）和1975年于连江县鳌江山堂村（经碳-14测定约为2170±95年）的独木舟。

三国时，孙吴曾在今福州设“典船校尉”，并设兵工厂，负责船只的建设。在此期间，在霞浦县设立了“温麻船屯”，招募大批的船工。

那时候，温麻船屯五块木板搭成的“温麻五会”，就是因为“五块木板作舟”，是一种五层甲板的海上小船。建安是孙吴时期重要的造船厂，也是福建船舶工业发展的一个新时期。

明朝初期，郑和驾着一艘“福舟”出海，而福州则是“福舟”的生产基地。例如：“郑和，在永乐七年春天，从福建到东南沿海，建造了一艘巨大的船只于长乐，这艘“福船”是一艘非常好的海上运输船只。”

这是一艘巨大的浮空艇，可以容纳百人，它的底部是尖顶的，它的头部是向上的，它的尾巴是向上的，它的尾巴是向上的。船头有三层，四面都是木板，用竹子固定，有两根船帆。中间是四个楼层，最下面的一楼是用泥土和石头铺成的，以免被风吹走。

第二楼是士兵休息的地方，地面是隐蔽的，要爬楼梯。第三层，左右各有一扇门，中间有一个水槽，是用来做饭的地方。船的船头和船尾都有一根木头，上面绑着一根棕色的绳索，在上面旋转着，在这里使劲；上一楼为平台，必须从三楼的楼梯向上，两边的木板都是栏杆。

这些都是最基础的船体构造和构造，可以看出它和其它的木船有着很大的区别。福船、沙船、广船、鸟船，是中国四大船的主要船种。

福州也曾作为琉球王国建造船只的重要港口。根据惯例，仅限福州地区有封号船，福州的台江河口，明朝的封船生产已经采用了码头。

嘉靖十一年（1532年），陈侃在其《使琉球录》中写道：“二五日离港，码头为建造之所。”河口处的封船强度较高，水密、抗沉性较好。

明朝历代“册封舟”均是头大口大，尾巴大，船头都有“虚艄”两个字。它的底部是尖锐的，底部是深邃的，两边都有标准的水线，这就是所谓的“水蛇”。

福州位于中国的东南海岸，在很久以前就有了很好的海上航行技术，并在海上建立了艰苦奋斗的文化遗产。

闽越族，在秦、汉时代，善于划船。三国时期，吴国的海军，根据福建的《东江》所说，“船与船相连，船与船相连。学乘风流，狎玩灵胥。”

在郑和出海之前，郑和曾招募过外国的水手（包括回回人、西域人、阿拉伯人），作为船员。福州舟师在搜寻中可与世界一流舟师比肩（海师、船师、火长等都是海上职业人士的称谓，因年代而异）。

郑和在太平港驻扎时，征召了具有丰富的航海知识的水手。明巩珍《撒洋之书》中说：“从福建、广、浙一带，挑选出一批出海的人，称之为帮手（火头），作为船师，以针经图式支付给领势，专一烹饪”。

比如林贵和，他曾五次踏上过大洋，精通天文地理，掌管日月星辰，推算天气，都是从福清挑选出来的，而林贵和，则是在福州做过海上的生意。

明朝皇帝陛下赏“闽人有三十六名擅长划船之人，以供来往。“闽洪永封三十六个姓氏为闽之入海口。”

四、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福州人凭借高超的造船技术、高超的航行技术和丰富的海上文化底蕴，将福州的海上商贸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至今保存下来的郑和航海图，是福建舟师、阴阳官根据沿途的地形等方面的丰富阅历所编制而成。

这份地图从南京起，沿着东非，延伸到了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沿海，一共有五百多个地方，上面画着不同的路线，不同的位置，不同的位置。画出了航海途中的山峰、岛屿、浅滩、礁石、险隘等，无不体现出船队对航道的地势和水流的深刻理解。郑和的航海队伍也擅长借助海上的贸易。

到了宋朝，海上航行的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了，宋朱《萍洲可论》中有这样的记录：“船只来时，十一月份就是北风，来的时候是五月和六月的时候。”郑和的舰队多次在太平港口等待着海上的北风。根据长乐的《灵应录》，“我在这里坐镇，为的就是海上的航行。”

明费信在《星槎胜览•占城图》中云：“福建五虎门（永乐七年）12月，张十二帆，乘十天十夜，到达占城国。”

宣德六年，他还率领船队，前往各大国家，封了书信，驻扎在港口，等待海潮的到来。明马欢在《瀛涯胜览•满喇加》一书中说，“待到南风好，于5月中旬启程。”这说明，船员们对于季节变化的把握和应用非常熟练。

参考文献：

唐《太和八年疾愈德音》

明正德《福州府志》

〔明〕王应山：《闽都记》

〔明〕郑若曾：《江南经略》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