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五年，福建汀漳龙道张集馨奉旨被调任为陕西督粮道。按例，道员级别的官员调任，需要回京履职接受皇帝的召见。

张集馨很清楚，陕西督粮道是公认的“天下道府第一肥缺”，心中不免欢喜。同时他也意识到，此次回京将有一笔巨大的开销，于是在回京的前几日，便列下了一份长长的送礼清单，并让家人东拼西凑借了16000两银子。

说起送礼，绝对是一门技术活，张集馨久在官场混迹如此简单的道理不会不懂。在回京的路上，他把送礼的清单看了又看，生怕有遗漏的地方。

所幸，张集馨办事谨慎，此次入京礼送得很到位，而且也得到了京官们的一致认可。所以他才能在陕西督粮道的位置上顺利干满三年，之后升任陕西按察使。

那么，清代官场送礼需要讲究哪些技巧呢？这里头的花样恐怕是读者们难以想象的。

送给京官的礼统称“敬”。

清初的时候，地方官的法定收入还不是那么富裕，至少在法律层面上仅有那点微薄的俸禄。雍正朝以前，地方官入京也要送礼，但仅仅局限于一些直接上司或是同年、同乡等京官。

雍正即位后，实行养廉银制度，其目的是为了改善地方官的经济收入，使他们能够在地方上安心工作。

不料雍正的步子迈得太大，养廉银的标准定的过高，本来地方官作为重点的扶贫对象一下子成了富翁。如此一来，原来被认为是高收入的京官群体又变成了贫困阶层。

雍正似乎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是又提高京官的待遇，实行双俸制。即便如此，京官们还是心有不满，认为俸禄的基数太少，就是拿了双俸也远远不及养廉银数额之高。

所谓“不患贫而患不均”，地方官的收入一下子高出京官十余倍甚至上百倍，这必然会导致财富的再分配。

“敬”就是在这种前提下引申出来的一种陋规收入。通常情况下，“敬”的类别主要有三：冰敬、炭敬、别敬。

“冰敬”通俗地理解就是降温费，每年夏天外省官员需要按时给京官送冰敬；“炭敬”是保暖费，每年冬天要准时献上。

理论上说，京官再不济也不至于买不起冰炭，但以这种名目从外官那拿钱，总是显得理直气壮一些。

“别敬”理解难度稍微要高些，主要是指外官因迁调而进京述职，或京官外放为地方官临时向相关官员馈赠的财礼。冰敬、炭敬、别敬就是清代官场上的经常提及的“三敬”。

乾隆时期，官场送礼的套路被固定下来，文献中因此也有了“京信常通，炭敬常丰”的说法。

“敬”要送给哪些京官？具体数额又是多少？

官场送礼上不了台面，纯属暗箱操作，当官的都明白其中的道理。以督抚为例，他们级别高送的人也就多。

京官中必不可少的部门，主要是军机处、内阁、六部、都察院等几个要害部门。此外像一些级别不高但权力很大的司官，也得孝敬一番。

比如户部、刑部分管天下钱粮、刑名，与各省督抚打交道的地方也最多，所以户、刑二部的郎中、员外郎也是重点“帮抚”对象，少烧一炷香搞不好就要吃大亏。

级别低一点的布、按、道等，因为与京城各衙门在业务上的联系不太广泛，故而只送京堂等官。

除了打点上级，在京的同乡、同年则是官场上的政治利益集团，这些人多少有些情谊在里头，关键的时候用得上他们，这笔钱也是一两都不能少。

此外，地方官任职省份的京官老爷们，多少也得破费一番，毕竟在人家地盘上当官，需要这些人来帮衬。比如一个浙江籍官员出任广东巡抚，那么他就必须要给在京的广东籍主要官员送礼。

至于其他的非要害部门，也要看情况打点。像翰林院那帮舞文龙墨的翰林们，别看眼下地位不高，可他们的仕途不可限量，搞不好若干年以后就能入阁拜相，所以也得提前做好铺垫。

而像鸿胪寺、太常寺、钦天监、太医院等衙门，只需要打点长官便可，用不着挨个都送。

三敬的数额也是相沿成习的，根据野史笔记的记载，不同的级别的官员从八两至四百两不等，其标准是按官阶大小而定的。

正常情况为：首席军机大臣400两，其他军机大臣300两、军机章京50至100两不等；协办大学士、各部尚书、左都御史200两，侍郎150两；郎中100两，员外郎80两；翰林、各部主事8两至30两不等。

有读者或许会说，8两或者是10几两未必也太寒酸了吧。实则不然，看起来送的不多，可架不住人数太多，如果全部送到没有上万两银子肯定是下不来的。就如张集馨那样，他调任陕西粮道，就足足花了一万七千多两。

和现在一样，送礼也得写明是谁送的、送了多少，否则就容易对不上号。可是在礼单上注明数额显然又不是那么体面，为此官僚们便想出了一个办法。

如果是送8两10两的，便在礼单上写上一首八韵十韵的梅花诗，若是几十两就写数十韵的梅花诗，要是大几十两，就写贤人诗，到了三百两则写毛诗。

有了这个办法，便可以将原本充满铜臭味的送礼变成了儒雅无比的台面活，双方既体面又隐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