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积弱”，缺马是重要原因之一

趣说宋朝十八帝 之 宋神宗：心比天高却抱憾而终的改革者

宋神宗

四、大动刀兵

（一）底气

2.“军改”见效

（4）战马多了

①宁变法之前的“马政”

人们对宋朝的评价，一向有“积贫积弱”之说，说宋朝弱，始于南宋人自承，南宋高宗至理宗时人、著名学者叶适（1150-1223）曾说，“天下之弱势，历数古人之为国，无甚于本朝者”，其后清初人王夫之说，“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解散天下而休息之，国既以是弱矣”，“仁宗之过于驰而而积弱也”；

近代著名史学家钱穆则称宋朝为“贫弱的中央”，“宋代对外积弱之不振”、“宋室内部积贫之难疗”，“始终摆脱不掉贫弱的命运”，著名史学家翦伯赞认为，“宋神宗将王安石召入政府，用为参知政事，要倚靠他来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钱穆、翦伯赞是近当代著有大名的史学家，说出以上观点的钱著《国史大纲》、翦著《中国史纲要》出版后“作为很有权威的教科书，影响极大，不仅为学者所宗，也深深扎根于学生的脑海中”，尽管有学者认为这种说法导致人们“对宋史产生极大的误解”，宋朝“积贫积弱”之说，却由之广为流布，甚至成为“定论”。

而“宋代对外积弱之不振”，主要原因之一，是战马的缺乏，和因之导致的骑兵的不足。

冷兵器时代，战马、骑兵在战争中的作用，略似于现代战争中的坦克及坦克部队，起于西夏、被金朝发扬光大的重装骑兵“铁鹞子”、“铁浮屠”，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更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的重型坦克非常相似，正是战马、骑兵的缺乏，宋朝在与西夏、金朝的长期战争中，屡显弱势。

宋朝缺乏战马，源于唐末、五代时期养马地的丢失。

“唐之牧地，西起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内则岐、豳、泾、宁，东接银、夏，又东至于楼烦，以今考之，或陷没蕃戎，或已为民田，皆不可复得。”

五代后唐末期，被逼举兵反叛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求得契丹亦即后来的辽国支持，灭后唐建新朝，将“燕云十六州”献给契丹。“冀北燕、代，马之所生”，中原王朝失去了另一处主要养马地。

从此，五代时期的中原王朝、继五代而兴的宋朝再没有建立起如汉代霍去病、唐代李靖等所率领、能够对长城以北游牧民族予以致命打击的骑兵。

然而，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以职业军人身份建立主要王朝、屡经战阵的宋太祖，对战马、骑兵在战争中的作用，有着清楚的认识，因此，自登上帝位之始，就对养马一事高度重视。

“国马之牧，历五代浸废，至宋而规制备具。”

“自建隆而后，其官司之规，厩牧之政，与夫收市之利，牧地之数，支配之等，曰券马，曰省马，曰马社，曰括买，沿革盛衰，皆可得而考焉。”

“其厩牧之政，则自太祖置养马务一，葺旧务四，以为牧放之地始。”

“太祖承前代之制，初置左、右飞龙二院，以左、右飞龙二使领之。”

宋太祖

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太宗观兵于幽，得汾晋燕蓟之马四万二千余疋，内皂充牣，始分置诸州牧养之”，“又诏择丰旷地置牧龙坊八，以便牧养。”

“太平兴国五年，改飞龙为天厩坊。”

“雍熙四年（987），改天厩为左、右骐骥院，左右天驷监四、左右天厩坊二皆隶焉。”

“淳化二年（991）十二月，诏圉人取善马数十疋，于便殿设皂栈，教以秣饲，且以其法谕宰执，仍颁于诸军。复以医马良方赐近臣。”

“尝从（宦官）赵守伦之请，于诸州牧龙坊畜牝马万五千疋，逐水草牧放，不费刍秣，生驹蕃息，足资军用。至是，守伦复言：‘诸坊牧马万疋，岁当生驹四千，今岁止二千五百，典司失职，当严责罚。若马百疋岁得驹七十，则加迁擢。诸坊产驹，即籍以闻。牧放军人，当募少壮充役。’并从之。”

宋真宗即位之初，对养马一事也很重视，即位的第四年即咸平三年（1000），“置群牧使，以内臣（宦官）勾当制置群牧司，京朝官为判官。”

“景德二年（1005），改诸州牧龙坊悉为监，赐名，铸印以给之。在外之监十有四：大名曰大名（在今河北大名），洺州曰广平（在今河北广平），卫州曰淇水（在今河南卫辉），并分第一、第二。河南曰洛阳（在今河南洛阳），郑州曰原武（在今河南郑州），同州曰沙苑（在今陕西大荔），相州曰安阳（在今河南安阳），澶州曰镇宁（在今河南濮阳），邢州曰安国（在今河北邢台），中牟曰淳泽（在今河南中牟），许州曰单镇（在今河南许昌）。

四年，以知枢密院陈尧叟为群牧制置使，又别置群牧使副、都监，增判官为二员。

凡厩牧之政，皆出于群牧司，自骐骥院而下，皆听命焉。

诸州有牧监，知州、通判兼领之，诸监各置勾当官二员。

又置左右厢提点，又置牧养上下监，以养疗京城诸坊、监病马。

又诏左右骐骥院诸坊、监官，并以三年为满，如习知马事愿留者，群牧司以闻，而徙莅他监焉。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立牧监赏罚之令，外监息马，一岁终以十分为率，死一分以上勾当官罚一月奉，余等第决杖。牧倍多而死少者，给赏缗有差。凡生驹一疋，兵校而下赏绢一疋。

当是时，凡内外坊、监及诸军马凡二十余万疋，饲马兵校一万六千三十八人。”

“大名、洺、卫、相州凡七监，多择善马为种，牝牡为群，岁遣判官一人巡行点印，二岁已上者岁约八千余匹。凡京城诸州饲马兵校一万六千三十八人，坊监及诸军马二十余万匹。”

“每岁京城草六十六万六千围，麸料六万二千二百四石，盐、油、药、糖九万五千余斤、石，诸州军不预焉。

左右骐骥六坊、监止留马二千余疋，皆春季出就牧，孟冬则别其羸病，就栈皂养饲。

其尚乘之马，唯备用者在焉。”

然而，宋辽两国在景德元年十二月签订和平条约《澶渊之盟》，从此进入120年的和平，《澶渊之盟》订立13年后的天禧初年（1017），宰相向敏中向宋真宗上言：“国马之数，方先朝倍多，广费刍粟，若令群牧司度数出卖，散于民间，缓急取之，犹外厩耳。”

“是秋，乃诏十三岁以上配军马估直出卖。”

自此，宋朝的战马养殖开始走上下坡路。

向敏中

“估直出卖”军马的当年，“凡牧监之在河南、北，天禧后，灵昌监为河决所冲。”

“至（宋真宗）乾兴、（宋仁宗）天圣间（1022-1031），兵久不试，言者多以为牧马费广而亡补，乃废东平监，以其地赋民。

五年，废单镇监。

六年，废洛阳监。

于是河南诸监皆废，悉以马送河北。

既而诏取原武监马赴京师，移河北孳生马牧于原武。

八年，群牧司上言：原武地广而马少，请增牧数。诏以淇水第二监四岁马属原武，岁取河北孳生四岁马分属淇水第二并原武监，移原武下等马牧于灵昌镇废监（在今河南省滑县东），仍隶原武。

九年，诏诸监孳生驳马，四时游牧，勿复登厩。”

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更大面积裁撤养马机构和相关人员，仅出于京城汴梁的需求，而在河南等地留有少量牧监，使养马一事形同虚设。”

“天圣六年，诏月以都监、判官一人提举。”

“天圣七年，群牧司言：‘旧制，知州军、通判领同群牧事，岁终较马死数及分已上，并生驹不及四分，并罚奉。死数少，生驹多，即奏第赏。三岁都比，以该赏者闻。今请申明旧制，通判始到官，书所辖马数，岁一考之，官满，较总数为赏罚。’诏从之。”

“八年，言者谓上监去京城远，送病马非便。诏废之，以病浅马分属左右骐骥院六坊、监，季较抛死数，岁终第赏罚。更以骐骥院官迭往提举。”

“明道元年（1032），议者谓：‘自河南六监废，京师须马，取之河北，道远非便。’诏遣左厢提点王舜臣往度利害。

舜臣言：‘镇宁、灵昌、东平、淳泽四监虽废，然其地犹牧本监并骐骥院马，洛阳、单镇去京师近，罢之非便。’

乃诏复二监，以牧河北孳生马。”

“明道二年（1033），复置上监，易名天垧，养无病马，病马并属下监。”

景祐二年（1035），拣河北诸监马一千九百牧于赵州界，隶安阳监。

既而诏广平废监留其一，以赵州（治今河北赵县）界牧马复隶焉，所余一监，毋毁厩舍。”

“景祐二年，诏以牧养监马团群牧于陈、许州界凤凰陂，免耗刍菽，岁以为常。”

“三年，诏院坊、监马岁留备用外，余为两群，牧于咸丰门外牟驼冈。”

“四年，复以原武第二监为单镇，移于长葛县，以县令、都监兼领之。”

“凡收养病马，估马司、骐骥院取病浅者送上监，深者送下监，分十槽医疗之。”

“嘉祐八年（1063），群牧司言：‘孳生七监，每监岁定牝马二千，牡马四百，岁约生驹四百，以为定数。’”

宋仁宗

宋英宗“治平二年，诏院坊、监马之病不堪估卖者，送淇水第一监，别为一群以牧养之。

凡马之孳生，则大名府、洺、卫、相州七监多择善种，合牝牡为群，判官岁以十二月巡行坊、监，阅二岁驹点印，第赏牧兵。诸军收驹及二岁，即送官。”

“治平二年，诏：‘诸监生驹满三十月已上，每岁点印，选牡之良者送淇水第二监，余杂大马悉送河南三监，其淇水第二监马，候满六十月，给配诸监。诸监牝马满三十月，本监别立群牧放，候满五十月，乃拨配他监。’”

“凡牧地，自畿甸及近郡，使择水草善地而标占之。”

“（宋太宗）淳化、（宋真宗）景德间（990-1007），内外坊、监总六万八千顷，诸军班又三万九百顷不预焉。岁久，官失其籍，界堠不明，废置不常，而沦于侵冒者多矣。

淳化二年十二月，通利军（治今河南浚县东北）上《十牧草地图》，上虑侵民田，遣中使检视疆理。

嘉祐中，韩琦请括诸监牧地，留牧外，听下户耕佃。

遣都官员外郎高访等括河北，得闲田三千三百五十顷募佃，岁约得谷十一万七千八百石，绢三千二百五十疋，草十六万一千二百束。

群牧司言：‘诸监牧地间有水旱，每监牧放外，岁刈白草数万束，以备冬饲。今悉赋民，异时监马增多，及有水旱，无以转徙牧放。’诏遣左右厢提点官相度，除先被侵冒已根括出地权给租佃，余委群牧司审度存留，有闲土即募耕佃。

五年，群牧司言：‘凡牧一马，往来践食，占地五十亩。诸监既无余地，难以募耕，请存留如故。广平废监先赋民者，亦乞取还。’乃诏：‘河北、京东牧监帐管草地，自今毋得纵人请射，犯者论以违制。’

群牧使欧阳修言：‘……河东岚、石之间，山荒甚多，汾河之侧，草地亦广，其间水草最宜牧养，此唐楼烦监地。迹此推之，则楼烦、元池、天池三监旧地，尚冀可得。臣往年出使，尝行威胜以东及辽州、平定军，其地率多闲旷。河东一路，水草甚佳，地势高寒，必宜马性。又京西唐、汝之间，荒地亦广。请下河东、京西转运司遣官审度，若可兴置监牧，则河北诸监，寻可废罢。’”

宋英宗治平末年（1067），“牧地总五万五千，河南六监三万二千，而河北六监则二万三千。”

在政府设“监”养马的同时，宋朝廷也要求、鼓励民间养马。

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亲征北汉、幽州前，曾派“中使赵守伦”“优给价和市在京及诸州民间私马，于是得十七万三千五百七十九匹。”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点检京东东路刑狱霍翔”向宋神宗上言：“齐、淄等州民号多马，禹城一县养马三千，牝马（牝音pìn；牝马，母马）居三之一。臣近因巡历，密视按民马，虽土产，亦骨格高大，可备驰突之用。兼齐州第六将骑兵多是东马，与西马无异。”

宋真宗咸平元年（998），“陕西广锐、劲勇等军，相与为社，每市马，官给直外，社众复裒金益之，曰马社。

军兴，籍民马而市之以给军，曰括买。先是，市马以三岁已上、十三岁已下为率。”

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群牧司奏河北诸军阙马，请制等杖六，付天雄军、真定府定、瀛、贝、沧州，市上生马十二岁以下，视等第给直。

马自四尺七寸至四尺二寸，凡六等，其直自二万五千四百五十至万六千五百五十，课自万三千四百五十至八千九百五十九，六等，取备边兵户绝钱充直。以第一等送京师，余就配诸军。

康定初年（1040），“陕西用兵，马不足。诏京畿、京东西、淮南、陕西路括市战马，马四尺六寸至四尺二寸，其直自五十千至二十千，凡五等。

宰臣、枢密使听畜马七，参知政事、枢密副使五，尚书、学士至知杂、合门使已上三，升朝官合门祗候已上一，余命官至诸司职员、寺观主首皆一。节度使至刺史，殿前马步军都指挥至军头司散员、副兵马使皆勿括。并边七州军免。”

“出内库珠偿民马直。”

“二年，诏：‘河北州军置场市马，虽除等样，如闻所得不广，宜加增直。第一等二万八千，第二等二万六千，第三等二万四千，第四等以下及牝马即依旧直。仍自第二等以下递减一寸。’

四年，诏：‘河北点印民间马，凡收市外，见余二万七百，除坊郭户三等、乡村三等已上养饲如旧，余点印者悉集拣市。’”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诏河东陕西广锐、蕃落阙马，复置社买，一马官给钱三十千。

久之，马不至，乃增直如庆历诏书，第三等三十五千，第四等二十八千。”

民间马匹长期成为宋军战马的重要后备来源。

宋朝战马

但宋朝官民养马终是不足，不得不长期从境外买马。

“太祖时，岁遣中使诣边州市马。先是，两河之民入蕃界盗马入中国。官给其直。时方留意抚绥，诏禁之。”

“宋初，市马唯河东、陕西、川峡三路，招马唯吐蕃、回纥、党项、藏牙族、白马、鼻家、保家、名市族诸蕃。”

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诏内属戎人驱马诣阙下者，首领县次续食，且禁富民无得私市。十二月，诏：‘蕃部鬻马，官取良而弃弩，又禁其私市，岁入数既不充，且无以怀远人。自今委长吏谨视马之良驽，驽即印识之，许民私市焉。’先是，以铜钱给诸蕃马直。

八年，有司言戎人得钱，销铸为器，乃以布帛茶及他物易之。”

“至雍熙、端拱间（984-989），河东则麟府丰岚州、岢岚火山军、唐龙镇、浊轮砦，陕西则秦渭泾原仪延环庆阶州、镇戎保安军、制胜关、浩亹府，河西则灵、绥、银、夏州，川峡则益文黎雅戎茂夔州、永康军，京东则登州。

自赵德明据有河南，其收市唯麟、府泾原仪渭秦阶环州、岢岚火山保安保德军。其后置场，则又止环庆延渭原秦阶文州、镇戎军而已。”

“真宗咸平元年（998），创置估马司。凡市马，掌辨其良驽，平其直，以分给诸监。

凡收市马，戎人驱马至边，总数十百为一券，一马预给钱千，官给刍粟，续食至京师，有司售之，分隶诸监，曰券马。边州置场，市蕃汉马团纲，遣殿侍部送赴阙，或就配诸军，曰省马。”

宋仁宗“天圣中（1023-1031），诏市四岁已上、十岁已下。既而所市不足，群牧司以为言，乃诏入券并省马市三岁已上、十二岁已下。

明年，诏府州、岢岚军自今省马三岁、四岁者不以等第，五岁已上十二岁已下、骨格良善行者，悉许纲送估马司，余非上京省马并送并州拣马司。

景祐元年（1034），御史中丞韩亿言：‘蕃部以马抵永康军中卖，所得至少，徒使羌人知蜀山川道路，非计之得。’乃诏罢之。”

庆历五年（1045），“出内藏库绢二十万，市马于府州、岢岚军。”

至和二年（1055），“修陕西蕃马驿，群牧司每季檄沿路郡县察视之。边州巡检兵校，听自市马，官偿其直。又诏陕西转运使司以银十万两市马于秦州，岁以为常。

嘉佑祐年（1056），诏三司出绢三万，市马于秦州以给河东军。

五年，薛向言：‘秦州券马至京师，给直并路费，一马计钱数万。请于原、渭州、德顺军置场收市，给以解盐交引，即不耗度支缣钱。其券马姑存，以来远人。岁可别得良马八千，以三千给沿边军骑，五千入群牧司。’

七年，陕西提举买马监牧司奏：‘旧制，秦州蕃汉人月募得良马二百至京师，给彩绢、银碗、腰带、锦袄子，蕃官、回纥隐藏不引至者，并以汉法论罪。岁募及二千，给赏物外，蕃部补蕃官，蕃官转资，回纥百姓加等给赏。今原、渭、德顺军置场市马，请如秦州例施行。’诏从之。

先是，诏议买马利害。吴奎等议于秦州古渭、永宁砦及原州、德顺军各令置场，京师岁支银四万两、紬绢七万五千疋充马直，不足，以解盐钞并杂支钱给之。诏行之。

八年，宰臣韩琦言：‘秦州永宁砦旧以钞市马，自修古渭砦，在永宁之西，而蕃汉多互市其间，因置买马场，凡岁用缗钱十余万，荡然流入虏中，实耗国用。’诏复置场永宁，罢古渭砦中场。蕃部马至，径鬻于秦州。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薛向请原渭州、德顺军买马官，永兴军养马务，如原州、德顺军并渭州同判，三年为任，悉以所市马多少为殿最。又言：‘秦州山外蕃部至原渭州、德顺军、镇戎军鬻马，充豪商钱，至秦州，所偿止得六百。今请于原渭州、德顺军，官以盐钞博易，使得轻赍至秦州，易蜀货以归。蜀商以所博盐引至岐、雍，换监银入蜀，两获其便。’群牧司请如向言施行。

是岁，诏河东陕西广锐、蕃落阙马，复置社买，一马官给钱三十千。

久之，马不至，乃增直如庆历诏书，第三等三十五千，第四等二十八千。

四年，以成都府路岁输紬绢三万给陕西监牧司。

自是蕃部马至者众，官军仰给焉。

先是，以陕西转运使兼本路监牧买马事，后又以制置陕西解盐官同主之。

大抵国初市马，岁仅得五千余疋。

天圣中，蕃部省马至三万四千九百余疋。

嘉祐以前，原、渭、德顺凡三岁市马至万七千一百疋，秦州券马岁至万五千疋。”

不断购入的西北战马，是支撑北宋前期骑兵的中坚力量。

辽国战马

北宋前期，东北的女真、西北的党项、吐蕃等少数族曾向宋朝进贡战马，成为宋朝战马的补充，而宋廷也往往对其报以厚礼，作以鼓励。

“女直（真）在宋初屡贡名马。”

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六谷首领潘啰支遣使来贡马五千匹，诏厚给其直。”

战马既为珍贵之物，为宋朝廷对马的分配、使用，也有明确的管理规定。

“毛物之种九十有二，叱拨之别八，青之别二，白之别一，乌之别五，赤之别五，紫之别六，骏之别十一，赭白之别六，骝之别八，騧之别六，骆之别五，骓之别五，騟之别八，驳胯之别六，驳之别三，骠之别七”；“群号之字十有七，曰‘左’，曰‘右’，曰‘千’，曰‘立’，曰‘水’，曰‘官’，曰‘吉’，曰‘天’，曰‘主’，曰‘王’，曰‘方’，曰‘与’，曰‘来’，曰‘万’，曰‘小’，曰‘官’，曰‘退’。”

“凡御马之等三，入殿祗候十五匹，引驾十四匹，从驾二十匹。给用之等十有五，曰拣中，曰不得支使，曰添价，曰明信，曰臣僚，曰诸班，曰御龙直，曰捧日、龙卫，曰拱圣，曰骁骑，曰云、武骑，曰天武、龙猛，曰配军，曰杂使，曰马铺。”

“凡支配，骐骥院、估马司以当配军及新收马阅于便殿，数毋过一百。

凡配军，视其奉钱之数，马自四尺六寸至四尺三寸，奉钱自一千至三百，为四等，差次给之，至五月权止。

外州军士阙马，先奏禀乃给。

荆湖路归远、雄武军士，配以在所土产马。

凡阙马军士，以分数配填。”

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诏陕西、河北、河东填五分，余路填四分。

他州军、府界巡检兵校听自市，官偿其直，毋过三十千。

是岁，诏诸路以马给军士，比试武技，优者先给，比试两给；阙马十疋以下全给，十匹以上如旧数支。

至和元年（1054），诏军士戍陕西、河东、河北填七分，余路填六分。

凡主兵官当借马者，至罢兵权。

殿前马步军都指挥使赐所借马三，都虞候、捧日、天武、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二，军都指挥使一。外州在官当借马者，经略使三，总管、钤辖二，路分都监、承受、极边砦至监押、都巡检、把截、保丁指挥一，毋得乘之他州并以假人，犯者论以违制。

宝元元年，诏群臣例赐马者，宰相至枢密直学士，使相至正任刺史，并皇族缘姻事当赐者，如旧制；余给以马直，少卿监已上三十五千，内殿承制已下二十三千。

凡群臣假官马进奉者，置籍报左藏库，偿直四十千，其后多负不偿。乃诏借马者先输直，久逋不偿者克其奉料。”

宋朝骑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