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西山朝时期，越南使臣构建的中国外交形象，为何具有矛盾性？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对于岳飞这个传奇抗金人物，越南使臣的构建的形象也非常正面，阮偍说他“背携四字古今希，可怜十二金牌日，孤负黄龙痛饮期”，记载了他背后刺字，战功无双的抗金事迹，另一方面，阮偍大骂秦桧“奸邪”，说若是当时能将其杀之，那么宋朝和金谁强谁弱还不一定。

岳飞最后被陷害致死，阮偍表示十分惋惜，说可惜了岳飞“十二金牌”的千古军功。武辉瑨则提到他前往岳王庙祭拜的经历，并作诗一首以纪念岳飞：“中兴建节正英年，雄精忠万古传，造化厚公身后爵，复土念深无了日，孤忠易挫秦三字，铁背难扶宋久偏。节义长留今想见，百年如在十年前”。

武辉瑨说，岳飞的精忠的名声万年传颂，岳飞的武功盖世无双，但是秦桧得逞了，宋金两国皇帝就很发愁，但因为秦桧的奸邪无道，才使得岳飞被害，宋朝因此丧失“复土”的机会。在武辉瑨看来，岳飞是“义节”的代表。

潘辉益也说：“天教南宋愚和字，人为中原惜战功”，岳飞精忠孤勇，可惜南宋愚蠢，一味求和。越南使臣在构建这些人物形象的时候，受到儒家纲常伦理很大的影响。

越南使臣塑造的形象

越南使臣塑造的此类形象中，还有不少关于三国典故的人物形象，比如诸葛亮，比如关羽，比如曹操。对于诸葛亮，阮偍在拜访伏龙寺的时候写道：“忠义足令千古友，英雄岂止一流人。三分不必吞吴魏，二表犹能泣鬼神。景仰仙踪何处是，锦屏山下草如茵”，他提到，诸葛亮的忠义令人佩服，作为英雄人物，岂止是一流的人。

三分天下的千古奇谋，出师二表的言真意切，简直惊天地泣鬼神。如此功绩岂是常人所及，江山变换，唯独不见诸葛的“仙迹”。在阮偍眼中，诸葛亮的功绩无可比拟，并且是儒家“忠义”的代表人物。

吴时任在诸葛武侯庙也写下诗句：“人龙化去现神龙，峭石临流盼汉中，松柏依稀倾盖日，衡阳秋月照孤忠”，在他眼中，诸葛亮是一位“龙”似的人物，生前是人龙，死后化为神龙，这是很高的评价。

在儒家纲常伦理观上，诸葛亮体现的是“忠义”的精神。说到关羽，吴时任曾在关帝庙写下诗句，称赞关公的义节而将曹操称为“贼曹”。

对这些人物形象进行塑造的过程中，在传统儒家纲常视域下，越南使臣始终无法脱离这种传统文化视野对他们的影响。对于刘关张三兄弟，阮偍在任邱城的刘关张桃园结义处写下这样的诗句：“情为兄弟义君臣。始终志气悬天日，夷险肝胆对鬼神”。

阮偍表示，三兄弟情谊上是兄弟关系，义节上却是君臣，兄弟三人肝胆相照，体现了“君臣之义”的伟大纲常。潘辉益在涿洲城拜访“三义庙”时也写到：“天留汉统合英雄，兄弟君臣契遇中”，称三人又是兄弟，又是君臣，一同“扶汉”，功绩非凡。

可见潘辉益对刘关张三人“扶汉”的行为是十分认同的。相对的，对于曹操，越南使臣多有贬低，例如潘辉益在许昌曾写道：“墓御虚托汉将军，奸雄鬼术污青简，铜雀旧游堙没书，荒原谁复访疑坟”，他在诗中历数了曹操做的“不义”事迹，评价他是虚假的“汉将军”，是“奸雄”，并称曹操的事迹污浊了史书，做了破坏纲常之事。

正因如此，如今曹操埋身荒原，荒草丛生。对此吴时任也持相同意见，他说曹操为“奸雄”，假称“扶汉”却干着“铜雀台锁二乔”之事。这也进一步印证了上面所说的，越南使臣在构建文化现象时受制于传统文化视域的事实。

其他纲常人物形象，如虞姬，阮偍曾在虞姬墓评价道：“纲常一命答英雄”，说虞姬以性命报答英雄，是重纲常的行为。又在望夫岗说“义烈长流不朽，岩岩劲骨寄孤贞”。

在阮偍看来，女子望夫归来的故事正好：“借此重纲常”，说明越南士大夫，实在是把“纲常伦理”看得比什么都重，就连过“鬼门关（前面段浚所写的烟瘴之地，喻意危险）”之地时，阮偍说自己“仗吾忠信无夷险，两袖清风任去还”。

是因为内心保持忠信，所以没有遇到危险，其纲常伦理观之重可见一斑，深刻影响了他构建中国文化形象的过程。越南使臣塑造的中国文化形象，主要包含符合儒家纲常伦理的传统人物、与清朝科举相关的人物地点，以及朝贡体系下的中国儒家文化三种形象。

其中符合儒家纲常伦理的人物形象，是由于中越两国传统儒学价值观方面的同质性，以及儒学在越南的传播和推广，使越南士大夫普遍接受了儒家的纲常伦理，并将之内化为人生观和价值观，成为他们构建这类形象的思想框架。

同样的，这种同质性也体现在与科举有关的人物和地点形象的构建上，由于科举是儒家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环，对于中越两国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越南使臣很多都是科举考试考场中走出的人才，得益于儒家对教育重视的传统，越南使臣在旅途中会特别注意中国的文教现状。

儒家文化的形象

与朝贡体系下儒家文化有关的形象，则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朝贡思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已经深入越南知识分子的内心，他们自然而然觉得这是合理的国际关系体系，越南知识分子将之内化为世界观并表示深刻认同。

另一方面，越南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对于自身文化有着独特的认知，将自身视为“文献之邦”，在对“中华文化”的继承上一直自认“中华正统”，拥有丝毫不输清朝的文化实力，在文化上具有高度自信。

在文学上偏爱诗歌并作为自己的文化旨趣，这种独特的精神完美的整合在越南的民族独立意识当中，作为千百年来在越南民族在同质文化中突出自身独特性的习性而保留。而对于朝贡思想的某些方面，在内化并认同朝贡思想的基础上，越南使臣对朝贡思想中夷夏观和天下观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

对于中国，越南尊之为“上国”，但这并不意味着，越南可以接受自己被视为“夷国”，越南要求自身拥有合理的文化地位，希望中国承认自己与朝鲜一道作为“文献之邦”，尊重自己对中华文化的贡献。

越南使臣独特的夷夏观还体现在，他们认为一个民族在文化上吸收了中华文化就可成为“夏”，而满清统治者们虽然占有了中国的土地，但对中华文化并不完全接受，一定程度上他们仍然是“夷”而不是“夏”，因而越南认为自身才是“中华正统”，是“小中华”。越南使臣正是从这些角度出发，构建了充满矛盾的中国文化形象。

1789年西山朝与清朝发生战争以后，西山朝出于维系自身安全，避免战争、从而获得清朝政治承认的目的，积极的与清朝建立朝贡外交关系，频繁的派出使节前往中国朝贡。

对中国形象的描写

使臣们构建的中国形象时，会着重对自然人文、社会经济、官僚政治、文化这四个方面的内容进行描写。通过对四个方面的分析，可以得知，越南使臣构建了充满文化典故的自然地理形象，繁华与贫瘠共存的社会经济形象，基本理想化的官僚政治形象与多元构成的中国文化形象四种类型的形象。

首先，自然地理形象方面，越南士大夫自小学习各种中国文化典籍，接受儒家的传统教育，对中国文化典故非常熟悉，越南使臣作为士大夫群体之精英，他们能够熟练的运用传统文化典故构建中国自然人文景观形象，但是在某些特殊的地点，如铜柱、伏波祠、受降城等地，越南使臣构建的形象却充满矛盾性。

一方面表现出对历史人物的钦佩，一方面又对自身民族历史经历感到不满，这其体现出越南对中国集体想象物中民族独立意识的活跃，使臣构建的中国形象也受到这种集体想象物的影响。

其次，越南使臣构建的中国社会经济形象，既有繁华的，也有贫瘠的，也有独特的，繁华与贫瘠共存，是因为乾隆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存在地域，使臣从南到北所见的中国经济情景，江南地区就远比中原地区富庶繁盛。

使臣于途中见到一些独特的社会图景，则是由于中越民间文化的差异、使臣作为外国人而从自身好奇与旨趣进行观察所致。对于官僚政治，越南使臣构建了气度恢宏的乾隆、温朴谦厚的官员，柔怀远仁的中国外交三种形象。

结语

总的来说，西山朝时期，中国方面给予越南使团许多的优待和照顾，越南使臣花费很大笔墨构建了赞扬、感谢皇帝、官员的官僚形象，但越南使臣构建的中国外交形象具有矛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