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觉醒年代》之思考

2021年，《觉醒年代》登上荧幕，将人们带回到百余年前，追忆峥嵘岁月，重温建党精神，让人们再一次了解了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近日，笔者再次观看了这部电视剧，产生了一些想法，在这里写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一、新文化、新思想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陈独秀先生和李大钊先生曾旗帜鲜明的表示：我们弘扬新思想新文化，不是全盘否定中华文化，也不是全盘肯定西方文化，而是要让新思想，新文化，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生根发芽。这一思想在今天看来仍是正确的。

陈独秀先生曾说：

“我以为当代青年应该有六个标准，一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是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是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是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是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是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这六条标准，体现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伟大奋斗精神，体现了“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伟大创造精神，体现了“众人拾柴火焰高”的伟大团结精神，体现了“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的伟大梦想精神，这四个伟大精神，正是今天伟大的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正是在仲甫先生这六条标准的指引下，当时的青年砥砺奋进，寻找到了救国救民的道路；而伟大的奋斗精神、创造精神、团结精神、梦想精神则是几千年来支撑中华民族不断前进的精神支柱。由此可见，新文化新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华传统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应该辩证地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思想新文化发展壮大所需要的肥沃土壤，而新思想新文化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累累硕果，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生机活力。

二、陈李蔡与辜刘黄之争的本质

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代表的是新文化，而辜鸿铭、刘诗培、黄侃代表的则是旧文化的阵营，此六人本质上是文人，因此，他们的争论也是文化上的争论，其本质都是为了找到一条能够救国救民的道路。

在电视剧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国会议员和代理教育部总长想要扳倒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于是想要寻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的帮助来达成目的。但辜刘黄三人均表示：我们是文人，不是政客，文化之争，要堂堂正正。这正体现了文人与政客最本质的区别：文人风骨不可磨灭，士可杀不可辱。

“君去也，还斗否”“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这是辜鸿铭与黄侃送别陈独秀时的情景，体现了新旧文化争论不休，但是新文化终究会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战胜腐朽落后的文化。文人的本质在这一刻体现了出来。

因为文人风骨的存在，新思想新文化的代表人物不会去刻意地扳倒旧文化的代表人物，旧文化的代表人物也不会刻意扳倒新思想新文化的代表人物，他们会让新旧文化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让人民来选择，让大众来选择，这才是文化发展的应有之义。

人民选择了新文化，历史选择了新文化，时代选择了新文化，但旧文化的影响终究不可磨灭，旧文化之中先进健康的部分被吸收进新思想、新文化之中，成了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

三、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商人运动与救亡图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无暇东顾，日本趁机加强对中国的侵略，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日渐增长。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引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学校三千多名学生是上街游行示威，学生的爱国运动得到了全国各地的支持，不久上海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以此来支持北京的学生运动，此后，五四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在全国乃至全球华人的共同努力下，五四运动取得最终胜利。

学生、工人、商人的“三罢”运动是以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知识分子为先锋、以满腔热血为报国的青年学生为先锋、以广大具有爱国主义热情的群众为主力军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它除了波及中国思想文化、政治发展方向、社会经济潮流、教育等，还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思想基础、组织基础，为最终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后来中华民族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五四”时期的学运领袖和工运领袖都将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献给了共产主义，最终迎来了社会主义在华夏大地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正是在三大运动精神的感召下，一批批青年才俊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为国家和民族献出了宝贵的青春乃至生命。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应该对革命先烈说一声：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没有辜负社会主义，今日之盛世，如您们所愿。

他们，是时代的觉醒者，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他们想要相会于中华腾飞于世界时，盛世已至，但斯人已逝，我们唯有不忘历史、砥砺奋进，才能更好的实现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