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华侨的历史，那是带泪的

古巴街头及美女

在中国普通读者的印象里，古巴就是一个坚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任凭超级大国的美国怎样制裁、封锁，都屹立不倒。特别是其前任领导人卡斯特罗身着军装对美国从不妥协的硬汉形象，更是深入人心。但除此之外，就对其知之甚少了。当然，可能还有些人听说过古巴的雪茄烟很出名，但也多是听说而已，尝试过的恐怕少之又少。

《远在古巴》一书 作者雷竞璇曾在香港做教师，他与这个仿如远在天尽头的岛国古巴渊源不浅，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在古巴谋生。曾有很长的一个时段他们的家庭开销，以及全家从广东台山移民香港和在香港的置业，都是靠着在古巴赚取的银两。但滋润的生活在古巴革命成功之后的1959年便戛然而止。那一年，他祖父及父亲回港探亲，因祖父年近七旬，就留下了。而父亲返古巴六年后，还需家里汇钱去买机票回港。他父亲回港之前的几个月，祖父病逝，一年后父亲也忧郁而终。古巴也就成了他们家的一块伤心之地。

但在古巴伤心的哪又何止他们一家呢？作者前后三次到访古巴，最初的目的是寻访当年他祖父及父亲在古巴生活的足迹，后来转而对古巴的社会、民情、风俗产生兴趣，尤其是对古巴的老华侨接触后，期待能记录他们的经历，因此也间接揭示了古巴华侨血泪斑斑的历史。

据作者从相关资料查证，华人到达古巴，最早在1847年，也就是道光27年。当时是被以“卖猪仔”的方式贩卖到古巴的。替代非洲黑奴，被称作华工，多在矿山、甘蔗地、烟叶田从事低下的苦力劳动。在长约三十年的时间里，累计人数达十四万之多。以来自广东四邑为主，都是青壮年。其中又大部分都是从澳门离岸登船的。因为鸦片战争后，澳门就取代了厦门成为中国苦力贩卖的中心。

运载华工的船只，经印度洋，再绕过好望角，横渡大西洋到达古巴。航程一般为期四个月。就是在这四个月的时间里，由于船上卫生、饮食诸条件的恶劣，也有十分之一的人员死亡。即便活着到达古巴的，还要经受水土不服、繁重劳作的难关。有半数人在抵埠五年内死去。清政府在同治末年派人前往调查，之后才停止这种人口贩卖。到清政府开始在古巴设立领事馆保护侨民时，存活下来的华工仅剩四万余人。

在厦湾拿（老华侨对古巴首都哈瓦那的习惯叫法）有片中华总义山坟地，由第一任驻古巴总领事刘亮沅筹设，于1893年启用。作者前去凭吊时，看到的墓位倒不多，而在寒冷、潮湿、幽暗的地下室里，却是密密麻麻一层层垒起的装有骨殖的铁皮箱。铁皮箱的表面有墨书，写着死者的名字和比较详细的籍贯，他们生前期待有朝一日能够归葬故土，但大多数人的愿望都落空了。特别是在1959年古巴革命之后，连生者都难以回归故土，何况死者乎？就如作者的父亲，要绕道瑞士又经曼谷才回到香港，然后又要过澳门，再从澳门偷渡回港。亦如作者所感叹：（早期的华工）“能够活着回到家乡的，千中无一。”

在厦湾拿的一个半岛上，还有另一片华人的墓地，就是在作者访问古巴期间刚刚被发现的。据相关资料证实，那片墓地是华工刚抵达古巴时，接受检疫时死去的埋葬之地。后来也有华人葬在那里，还有民国时立的碑石。因为经费的原因，古巴有关部门的发掘进展不太。至今仍杂草丛生，与乱坟岗无异。

古巴革命之后，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华侨店铺被充公，生活越发困难，能走的都走。厦湾拿的唐人街，曾是拉美最繁华的，但作者所见，却满是残破颓败，华侨都垂垂老矣，只剩三百余人。

现今整个古巴，有华裔血统的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大约有十万人。但大部分都不会讲华语，也没有到过中国。虽然他们身上流淌着中国人的血液，但中国于他们而言，是既陌生又遥远。在前苏联解体之前，古巴依赖苏联，现在的古巴，更多的依靠中国，也学中国进行改革、开放。据作者观察，中国人到古巴留学、投资、经商，有越发增长之势。当一拔又一拔的中国人踏上那片远在天边岛国的土地时，可曾想到早期华工的斑斑血泪？对他们漂洋过海的艰幸困苦是否能理解、同情？对他们葬身他乡的无奈、无助，可否有悲悯、缅怀的一面？

古巴华侨悲惨的一页，其实只是早期海外谋生的众多华侨、华人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