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三年，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尽管多年来许多国际组织和专业人士一直在警告可能会发生一场全球大流行，但新冠疫情的爆发还是让全世界猝不及防。世界卫生组织前任总干事曾表示，“疫情总有开始，也终将结束”。然而从社会学和心理学层面来看，大流行并不会很快消失。

我们生活在疫情时代，面对的不只是一场疫情危机，这次疫情还会带来许多重大而持久的变化，许多影响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逐步消除。

疫情危机放大了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的重大变化，有些变化早在疫情爆发之前就已经出现，随着疫情到来而加速发展。

这些变化包括不断加速的自动化创新、不断加剧的社会不平等、不断强化的科技监管，也包括局部倒退的全球化进程、经济范式变迁和日益分裂的地缘政治格局。还有一些即将到来的变化，它们绝不只是原有趋势的加速发展，而是在疫情之前完全无法想象的变化。

人类社会正在面临哪些变化？如何应对？

针对这些问题，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第四次工业革命》作者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在其新作《大叙事》中，广泛借鉴全球学术界、商界、政界、社会组织等领域的深度观察，从经济、环境、地缘政治、社会和技术这五大领域，阐明了他对即将到来的变化和人类对策的理解。

今天带来他的观点选读，希望能给组织和个人带来参考和启发。

作者 | 克劳斯·施瓦布

来源 |《大叙事》

本文摘编自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书籍《大叙事》。长江商学院获中信授权发布，文章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学院观点。

未来世界的五大变局

第一，世界经济增长态势转变

当前，全球公共债务达到了“二战”以来的峰值，在通货膨胀可能卷土重来的背景下，这一问题显得尤为严重。当利息开始上升，债务的可持续性会立刻面临风险：政府的偿债成本会大幅攀升。

在增长放缓、债务上升的背景下，世界将走向何方？

在诸多影响中，有四个方面最为突出：

第一，国家之间的趋同性终止；

第二，通货膨胀卷土重来；

第三，生产效率再次提升；

第四，加密货币强势出现。

前两个将产生很大的问题，第三个将为我们带来希望，第四个则揭示了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未知和不确定性。

在可预见的未来，全球经济增速将低于以往。虽然经济学家和决策者承认各国亟需经济增长来摆脱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但他们也希望在确保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同时，实现人类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健康。

因此，各国都渴望用一种新的衡量工具来评估人类生产和消费决策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从而代替GDP指标。

比如不丹提出的“国民幸福指数”，马来西亚提出的“生活质量指数”、“真实发展指数”，经合组织认可的“美好生活指数”和“同一个地球资产负债表项目”等。

所有这些提议都旨在采取不同的方法，用社会、环境因素补充甚至取代GDP指标。

未来数年，不管上述潜在的替代性指标进展如何，许多领导者仍然会痴迷于追求GDP的最大增长，因此GDP仍将左右大多数经济决策。

然而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是，各国将日益注重用不同的视角来衡量进步，并且会更加重视保护GDP衡量范围之外的要素（比如生物多样性和社会凝聚力等）。

第二，气候行动步履维艰

专家和科学家从未如此清晰地分析和评估人类社会面临的生存威胁，截止目前我们每个人都能明显感受到气候变化。极端天气在世界各地频繁发生甚至已经快速成为一种常态。

世界气象组织近期报告称，气候变化引发的灾害数量在过去50年中增加了500%，造成了价值3.64万亿美元的损失，夺走了200万人的生命，尤其给贫困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气候行动目前可谓是步履维艰，这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缺乏对碳排放的定价；

第二，推广低碳技术的工作成效不足；

第三，国际气候协定实施架构失灵。

一个全面的国际气候政策必须解决上述三大相互依存的问题，既要制定普遍性碳定价机制，构建有效的低碳技术公共支持体系，又要为国际气候协定打造全新的架构。

大多数专家和市场参与者认为，如果不能施行系统性甚至是“激进的”改革措施，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进步，而只有政府才有能力也有合法的理由来推进这些改革。

第三，地缘政治断层加剧

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原已明显的地缘政治断层。21世纪很可能是一个没有绝对霸权的时期，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多边主义终结、全球责任真空、不同形式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政权崛起，使国际社会在危机爆发时更难找到共同点。

中美之间不断加剧且似乎难以调和的竞争是这个时代备受关注的地缘政治问题，原因有两点：

一是这种竞争有可能在多个领域产生规模空前的全球影响；

二是如果这两个竞争对手之间没有适度的合作，任何全球问题都无法得到实质性解决。

许多国家原先依赖美国凭借霸主地位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以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维护海路安全并解决其他全球问题），现在却不得不自行管理自己的地盘。

因此，地缘政治格局将受到“全球治理赤字”的影响，最近中等规模国家更加强硬并实施自己的行动计划就是这一问题的具体表现。

未来，除非个别国家和国际组织成功找到解决方案，在全球范围内改善合作，否则我们就有可能进入“熵时代”：紧缩、怨恨、分裂、愤怒和狭隘日益决定世界的面貌，使之更难理解，缺失秩序。

第四，社会不平等加剧

在我们共同面对的众多社会挑战中，最具危害性、最深层次的莫过于不平等。新冠疫情加剧了此前一直存在的不平等状况，使其在几个方面严重恶化。

首先是疫情暴露了不同社会阶层遭受的不同风险，凸显了阶层之间的惊人差异。

其次是疫情揭示了工作的绝对重要性、天然的价值属性与其带来的经济报酬之间深度脱节的问题。疫情让我们明白在危机来临时，社会最需要的人（包括护士、快递员、清洁工）获得的经济价值却最低。

再者是一些国家追求的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抬高了资产价格，从而扩大了财富差距。

《鱿鱼游戏》在全球范围内大受欢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一系列游戏引起了世界各地观众的共鸣。富裕国家的繁荣似乎变得越发难以企及，而相互攀比带来的过度负债让许多人的生活陷入悲惨的境地。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与过去相比，那些出身贫寒、缺乏社会关系的人越来越难以突破社会阶层。整个社会体系似乎对弱势群体有了深度偏见。对不平等的日益担忧及其引发的深层次不满情绪将促使许多国家重新界定社会契约。

构建更公平的新型社会契约是一个具体而又迫切的需要，其中有三点最为突出的原则：

1. 提供更加广泛的社会援助、社会保险、医疗和基本的优质服务。

2. 加强对劳动者的保护，为其提供强制性的福利、最低的体面工资，并帮助他们适应创新及其带来的颠覆性影响。

3. 倾听年青一代的声音，因为他们是否遵从社会契约至关重要。

第五，技术乐观主义 or 技术悲观主义

关于技术对人类的贡献，人们的看法总是针锋相对。但无论如何，技术变革不可避免的会到来，与社会、经济或者地缘政治等复杂适应系统的变革相反，技术的变革更显而易见。

某些技术变革使我们成为技术乐观主义者，另一些则使我们倾向于技术悲观主义。但技术是一种现实，不依赖于价值判断。在一定程度上，是叙事方式塑造了我们对技术进步中包含的机遇和风险的看法。

要解决看似令人畏惧的问题，可以从实用角度开始。我们应当建立一种信念：基于对美好未来的无限向往而心怀希望，我们就能改善现状，如果随之采取关键行动，就有可能取得成功。

我们仍有理由对未来保持乐观

当前，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是打造更有韧性、更加协作、更可持续和更为公平的世界。

一切都在快速重塑之中，我们需要重新确立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各项规则，通过消除思想观念和政策实践之间的差距，推动未来前行之路。

协作与合作

在全球和国际层面合作能力的下降导致全球治理水平出现了衰退。然而，我们面临的所有问题都是全球性问题。

大流行、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贸易和投资、经济增长、网络安全和技术治理等，所有这些问题以及其他全球问题要想得以成功解决，就离不开相关各方的协作。

新冠肺炎疫情更加凸显了全球合作的迫切，然而极化、地缘政治对抗、种族分歧和社会分裂使合作日渐困难。

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认为：

“从长远来看，这需要一种目标高远的务实精神。我们需要认清下列现实：我们同处一个星球，我们与彼此深度互联，不管我们多么不喜欢彼此，合作也不可避免。我们要做的就是确定并内化我们的共同利益。”

首要的一步是推翻主流叙事。数个世纪以来，大多数社会的运行逻辑是这样：“人之于人，无异于狼。”17世纪，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宣扬了下述理念：从本性来讲，“人各为己”。

这一理念在西方社会尤为盛行，因为它们拥有悠久的个人主义传统，但为自己而战、忽略他人需求的叙事在世界各地都很普遍。

然而，此类叙事是错误的，真实情况与此大相径庭：我们“本性上”属于社会动物，科学证据也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不仅天生具有社会性，而且“和那些自私、具有侵略性、强暴的动物相比，我们偏好合作、温暖、非暴力的人际关系”。

大多数人能够关心别人，也关注社会福利。这种新的叙事方式最具价值的地方在于，它显示了以关爱为合作前提将取决于人的情绪、品质和情感，而这些特点是可以鼓励、提升甚至教化的。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能够大规模实施促进社会交往的政策，将能培育公众开展合作的能力，并且在若干年后惠及整个社会。

但是，“若干年”对我们来说过于奢侈。我们面临的问题要求我们立即采取行动，从现在开始切实改善全球合作。

人类的燃眉之急是确定和实施一个最低限度的合作框架，来应对迫在眉睫的各项挑战，尤其是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问题。

为此，关键的相关各方必须展开深度合作，首要的就是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大国理应协同一致，展开切实可行的合作，共同保护我们的全球公域。

许多具体的建议也已经浮出水面，这些建议大多围绕下列理念展开，即集中式、分层式的解决方案在当前四分五裂的地缘政治格局中行不通。

拉古拉姆·拉扬（Raghuram Rajan）建议倡导“包容性地方主义”，其主要内容是“加强和赋能地方社区”。

如果没有公民社会和本地相关方的广泛参与，支撑全球治理的合作意愿就不会产生。也就是说全球治理要和地方力量共存，要能够包容各类群体。

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政策

政策必须可持续，因为没有其他有益于社会、经济和环境福祉的可行方式。可持续发展是唯一可行之道。

严重恶化的环境生态将会拖累全球经济增长，并进一步破坏政治和社会稳定。

同样地，没有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没有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社会和环境两者紧密交织，必须齐头并进。

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关键取决于自然资本（生态系统包括水、空气、土地、森林、生物多样性和海洋）、人力资本（健康和教育）和社会资本（公众信任、可靠的制度和社会凝聚力）的质量。

但这些资本往往被认为并非同样重要或相关。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意义就在于此。环境可持续发展有助于保全自然资本，社会可持续发展则有利于保持人力和社会资本的质量。

在环境可持续方面，我们可以描绘一种宽泛的绿色增长愿景：在实际利率仍然低迷的经济世界中，通过绿色转型所需的多种重大投资刺激就业和需求。人类凭借智慧、探索和投资激励创新，让社会经济更加强大。

有四个同时存在的原因表明，现在正是快速开展大规模行动的良机。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表明政府有足够能力在面对重大冲击时果断行动。此外，实际利率的低位有利于实施重大投资计划（但在新兴市场更有难度）。

第二，空前的重大技术革新将催生新型可持续发展方案，同时降低转型成本。

第三，时代潮流已经改变，国际社会认同不能一拖再拖，现在必须行动。

第四，青年激进主义愈演愈烈，因为年青一代希望改变事件，渴望更可持续的环境和社会。

在社会可持续方面，后疫情时代的一切促使我们反思政府的角色。展望未来，改革部分游戏规则和永久性强化政府的作用，最符合社会的利益。

政府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提供多种服务以支持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促进可持续发展：

1. 社会保障、健康和失业保险将得到加强，甚至最“市场化”的国家也会考虑乃至实施改善失业福利、延长病假等各种社会保障措施，来缓解冲击带来的影响，并加强社会资本；

2. 许多问题的监管都会加强，比如工人安全等问题；

3. 政府会要求企业参与并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

4. 政府会鼓励开展公私部门合作，推动企业更多地参与减缓全球风险。

提升社会韧性

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韧性的重要性。随着我们逐渐进入后疫情时代，韧性已成为一个流行术语和一种“不可或缺”的品质。

社会韧性和个人韧性一样重要。利益相关者经济、绿色投资和循环经济等原则弥合了个人韧性和社会韧性之间的鸿沟，使之成为相互促进的整体。

一个社会如果能将提高韧性置于首要位置，就能更好地抵御全球性风险。

提高系统和社会韧性的解决方案并不缺乏，其政策影响也可以清晰界定。

对系统来说，增加备份和缓冲配置显然是一个提高韧性的解决方案。供应链备份和金融市场缓冲配置（比如针对商业银行的资本要求或针对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要求）具有突出的意义。

对于社会和国家来说，保护弱势群体是提高韧性的一种途径，它不仅可以避免社会负面效应，也可以证明韧性这一概念可以“用来指导制定惠及万民的社会契约”。

认识到商业的作用

商业在经济和社会中的作用向来都是一个热点话题。如果我们认同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推动社会进步，那么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商业。

企业是在经济中运行的，但它也植根于自然生态系统，是围绕员工、客户、股东和当地社区构建起来的。

商业作用的问题核心围绕“股东和利益相关者价值”这一概念展开：一个企业的最终目的只是为了企业所有人创造价值（股东价值）吗？还是在为企业所有人创造价值的同时，也为社区、客户、员工和供应商创造价值（利益相关者价值）呢？

几十年来，“股东至上”的原则一直占据上风。到了21世纪，随着环境退化日益引发人们的关注，经济不平等的问题日趋恶化，越来越多的商业领袖认识到狭隘的股东价值观念具有误导性。

社会观点发生了变化，企业高管越来越相信他们必须参与解决人类面临的环境和社会问题。

一种逻辑开始深入人心，在一个痛苦不堪的社区或破败不堪的环境中，企业不可能实现长久的繁荣发展。

经过近50年的发展，“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逐渐获得认可，即承认发展经济的目标是服务社会，如果不能为员工和社区服务，任何企业都不能获得长久的成功。

对于今天的商业领袖来说，提高利益相关者价值不再只是一个选项，他们深知未来没有替代性方案。

因此在未来数年，ESG绩效将成为评估企业遵守利益相关者价值情况的黄金标准。

有充分的证据显示，消费者在选择产品和服务时，也越来越青睐在ESG合规方面表现更好的企业。

在利益相关者概念的背后，还需要具备一个基本认知：在相互依存的当今世界，全球挑战不可能依靠任何单一的组织来解决。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必须展开协作，必须从微观层面（企业层面）和宏观层面（全球层面）同时履行利益相关者责任。

国际商业领袖必须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参与解决重要的全球挑战，包括气候变化、提供公共卫生服务、能源保护和资源管理等，扮演“全球企业公民”的角色。这已经远远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绝对具有必要性。

技术的飞跃

要想有效解决我们面临的一些最为重大的挑战，最大的希望在于当前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日新月异。

希望，或者说乐观的理由，源于下列观察：我们正处于紧要的历史关头，各种新的发现和技术不是延续线性增长速度而是呈指数增长，这大大加快了创新的步伐。

科技型企业家、投资人和奇点大学联合创始人彼得·戴曼迪斯（Peter Diamandis）认为，“未来10年，我们将重塑每一个行业”和“我们将经历比过去一百年还大的进步”。

我们总是容易低估技术进步的速度，这一事实会深刻影响我们缓解全球风险和制定相关政策的方式。

以低碳排放技术为例。多年来，我们获得的信息是，从成本角度看，代替化石燃料不具可行性。

出现这一经济反常现象是因为和化石燃料相比，绿色能源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过于昂贵。实践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

过去20年，随着技术加速进步，绿色能源的发展速度远超此前想象，结果产生了广泛的低碳技术，这些技术在没有补贴或碳价机制的前提下，与基于化石燃料的各项技术展开竞争。

简而言之，几乎在每个关键节点，绿色技术的发展步伐以及相应的成本降幅都要远超专家和决策者的预期。

在技术的推动下，新的企业、创业项目、大型制造业和工业发明快速涌现，正从根本上改变游戏规则。关键在于：如果一直低估可再生技术的进步，我们就会持续高估向净零碳转型的经济成本。

鉴于技术进步没有停滞，而是不断稳步推进，这将引发技术发现和生产领域的强大规模效应，因此未来转型的成本效益出现任何惊喜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许多此类创新正处于不同的研发阶段——有的还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而有些则已经比较成熟——但是，随着它们不断取得进展，各项技术就会不断“融合”、相互强化。

除了各领域和次级领域发生的快速而广泛的变革，真正让第四次工业革命不同于以往的是诸多学科和发现之间的统一和融合。

随着物理、数字和生物世界的不断融合，在探索各项技术相互依存性的过程中产生具体的创新成果就不再只是科学幻想。

众多科学进步、发现和创新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不断融合，并在商业领域催生了大量切实可行的应用，这预示着未来更多的进步，也为我们带来了希望。

技术似乎确实能够减少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的风险，也蕴藏着改善人类健康甚至社会福祉的潜力。

我们必须想清楚，我们想要什么样的未来。我们确信，技术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帮助我们解决困扰人类的很多问题。我们现在需要克服重重挑战，实施这些技术解决方案。

文中图片来自图虫创意，转载需获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