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亚洲经济还处于一度腾飞的状态。

此时的日本，正处于战后经济的制高点，曾扬言用东京的地产买下整个美国，其凭借着汽车高端制造产业，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实现的经济繁荣，还带飞了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和亚洲四小虎（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

与日本相似的是，韩国经济在1953年至1996年期间通过快速的工业化、现代化也实现了快速的增长。短短四十年间，首尔从一片废墟发展为一个世界大都会。这样的增长奇迹，被称之为“汉江奇迹”。

日本的经济，曾经繁荣

然而，进入二十世纪以来，日韩乃至整个亚洲都遇到了经济发展上的困境。

日本在广场协议之后，货币升值，出口降低，叠加各项加息政策，戳破了房地产泡沫，经济增长陷入停滞，至今未摆脱泥潭。此外，整个亚洲在经历了1997年的经济危机后，各国货币大幅贬值，只得依靠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四小龙、四小虎风光不再。

日本不同概念下的基尼系数（衡量财富分化的指数）

就像韩国电影《国家破产之日》所描述的那样，IMF向韩国提出的条件大概可分为三种：1、财政金融紧缩；2、实行经济金融自由化和市场开放；3、整顿国内金融体系，让不良金融机构破产，反对国家援助。事实上，这项协定更相当于一项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签订协议后，韩国的经济整顿和政治改革必须受到IMF的指导；任何重大经济、政治举措必须得到IMF的首肯；资本市场大幅放开，外资大量收购破产企业，甚至占有了国有银行的大部分股份；企业对员工要求更加严格，可以随意解雇员工，员工地位下降。

韩国首尔公寓平均价格走势

总体来看，进入二十世纪后，日韩青年们的压力大幅上升，例如韩国房价连年上涨，日本终身雇佣制导致青年人上升通道狭窄。

在这样高企的社会压力下，韩国和日本青年中不约而同的出现崇尚“躺平”的群体。在韩国，他们被称之为“五抛世代”；在日本，他们被称之为“平成废宅”。

所谓“五抛世代”，是指韩国社会中那些放弃恋爱、结婚、生育、人际关系和购房的年轻人。

据韩国统计厅的数据，在2018年，韩国30~39岁的未婚率为36.3%，而20~29岁的青年人，未婚率更是达到了91.3%。在对韩国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44.4%的大学生认为结婚可有可无，有结婚意向的仅占33.2%。

据韩国官方统计，2021年韩国总人口较前一年减少9.1万，是自1949年开始统计以来的首次负增长。而作为其背景的，确是很好的生育政策，例如长时间的产假，和高达四万元的生育补贴。

韩国的出生率不断降低

另外，即使是疫情出现前的2017年，韩国青年失业率就达到了9.9%，如果计入零工和备考求职人员在内，体感失业率高达22.7%。

虽然韩国的最低时薪不断上涨，但是面对增长更快的房价，韩国青年依然是选择了躺平。

相比于韩国，日本青年更是不相上下。

同样是在疫情前的2017年，日本新出生人口仅为94.1万人，死亡134.4万人，自然减少40.3万人。

令日本政府感到难上加难的是，日本同时还是一个深度老龄化的国家。根据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龄化及其经济社会后果》，如果一个国家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比超过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处于老龄化社会了。

然而在老龄化社会之上还有更进一步的标准，也即65岁人口占比超过14%，便被称之为深度老龄化社会；占比超过20%，便被称之为超老龄化社会。

日本就处于老龄化最为严重的超老龄化社会阶段。早在2016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的占比就达到了27.3%，老年抚养比达到了45.2%，这就意味着，平均每个劳动人口要赡养0.45个65岁以上的老人。

老龄化的社会

在经济凝滞不前、就业率下降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为了促进青年人就业，实行了“终身雇佣制”。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制度的出现，直接导致了企业在录用员工方面变得极为谨慎。一名毕业的日本大学生，要想进入三棱、日本钢铁之类的大企业，需要经历6~10轮的笔试、面试、测试，这更加降低了年轻人进入企业工作的欲望，使得更多年轻人选择了打零工混日子这一选项。此外即使成功被企业录用，由于不会轻易被辞退，所以也出现了很多磨洋工的员工，进一步加大了企业的负担。

总的来看，韩日青年之所以选择低欲望的生活，抛弃结婚、买房等生活概念，并不全是他们自身的原因。

更多的还是经济恶化导致的就业率下降，房地产价格虚高导致的社会活力的丧失，以及经济政策对青年人的忽视、对青年人承压能力的误判。

所有因素叠加而成的生活压力，裹挟韩日青年人和社会经济一起，走入了下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