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食住行,自人类有文明始,便成为维持生存的基本条件。
而“衣”排在第一位。
众所周知,原始的人类并没有衣服的概念。
他们只会用树叶或者兽皮遮挡住身体重要部位,作用是遮羞。
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各种各样的服饰类型层出不穷。
衣服也逐渐从实用意义向象征意义转化。
封建王朝的出现还赋予了衣服阶级意义,不同服饰代表不同阶级,不得混乱和僭越。
不过,到了明朝中后期,服饰等级制度逐渐崩溃。
江南地区出现千姿百态的服饰类型,一度引领全国走向时尚之路。
美国历史学家魏斐德曾说:
“浮华的服饰牵连着政治和社会的颓废。”
洪武时期,中国大地刚摆脱战乱不久,明朝各地州府尽是断壁残垣。
虽然没有了战争,但百姓们依旧面临着生存的难题。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民间服饰的作用趋近于原始文明,以遮羞为主。
与此同时,为了稳固新政权,以震朝纲,朱元璋制定了一套严格的服饰等级制度。
一时间,服饰的样式、材质、纹样与身份等级紧密相联。
人分三六九等,识其服,便能知其人。
例如受“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明初的商人即便富甲一方,也禁止穿戴丝织品。
读书人身着直裰或曳撒,以巾饰头,而平民则大多身着短衣,戴小帽或者网巾。
此外,官员的官服更是有着严格的规定,稍有逾矩便会招致祸端。
洪熙年间,明仁宗朱高炽即位,此时的明朝已经基本度过战后恢复时期。
加之朱高炽废除了其父朱棣制定的一些耗费财力的政策,节省开支,与民休息,国家的经济水平开始有所提升。
明仁宗崩逝之后,明宣宗继承父亲的遗志,体贴百姓,减免赋税。
至此,仁宣之治下的明朝出现了一片繁荣景象。
国家政治清明,皇帝勤于执政,社会风气自然会呈现健康向上的状态。
此时服饰的等级制度已经有所放松,不过大体上还是依照祖制。
只是在明宣宗之后,明英宗朱祁镇大败瓦剌,国家尊严受辱。
军事上的失败牵连着整个国家开始走下坡路。
而后即位的明武宗朱厚照不理朝政,明世宗朱厚熜沉迷丹药。
掌权者一代不如一代,此时的明朝已接近腐坏。
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而皇帝的一言一行直接影响民间。
《荀子·乐论》中有言:
“乱世之征:其服组,其妇容,其俗淫。”
在顾起元编撰的《客座赘语》中,曾经写到明正德年后,因为社会风气改变而影响的服饰变化:
“妇女开始穿着珠翠绮罗,甚至与娼妓的打扮几乎相同,在外抛头露面。”
从中不难看出,正德年间的明朝女子已经有了服饰华丽奢侈的概念,并出现了践行者。
此时的社会对于女性的道德束缚逐渐宽松。
明初期要求的深居简理念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身穿绫罗招摇过市。
除了大环境的影响,服饰时尚的产生也与社会流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明朝初期,社会等级制度森严,阶级区分严格,几乎不会发生社会流动的情况。
《大诰》中曾经写道:“无论何人外出,都需要带上路引,并在路引中写明旅途内容。”
人口流动控制的如此严厉,导致地方相互闭塞,百姓之间几乎没有交流。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即便某个地区出现了时尚服饰,但因为出行限制,无法走出产生地域,难以形成传播。
无法传播的时尚,充其量就是小区域之间的自娱自乐而已。
明中后期,读书人志在四方,游历之风盛行。
他们喜好出游天下,寻找出仕机会,如广为人知的徐霞客。
而上文提到明代科举制度对于籍贯问题的规定,与出游在外的学子之间便产生了矛盾。
直到明中后期,这种矛盾才逐渐消失。
明朝博物学家谢肇淛所著《五杂俎》曾记录在嘉靖年间,浙江一学子参加考试没有回原籍,被人诟病冒籍。
当时嘉靖处理此事的回答是:
“普天之下都是我的秀才,怎么说是冒籍呢?”
由此可见,嘉靖时期对于人口流动和出行的控制已经放松了很多。
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为时尚服饰的流传提供了前提条件,也为后续全国性的服饰革新奠定了基础。
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开始出现萌芽。
而经济水平的提高,是服饰多样化出现的重要原因。
15世纪末期到16世纪以来,江南地区农业经济迅速向商品化发展。
百姓栽种桑树,饲养蚕虫。
纺织业从本来的农副业逐渐取代了作物种植,成为当时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也正是因为江南地区纺织业的发达,最早的服饰革新便出现在这儿。
根据出土古物和古代文人随笔小说记载,当时袄裙种类繁杂,有缎袄、绸袄、绫袄等。
裙也以形制作为分类,流行的有百褶裙,月华裙等。
《金瓶梅》第七十二回西门庆为林太太祝寿,预备了一套时兴衣服,原文是这样描述的:
“紫丁香色通袖缎袄,翠蓝拖泥裙。”
文中所提到的“缎袄”和“拖泥裙”便是明中后期比较流行的服装款式之一。
缎这种材料起源于汉朝,鼎盛于明朝,曾是明代春、秋、冬三季文武官员高级礼服的制作材料。
缎料轻、浮线长,并加以强捻或弱捻,纬线交织点较少,且不连贯,等距离均匀分布。
所以缎料制成的衣物或者织物表面平滑柔软,莹彻光亮,是当时较为珍贵的面料之一。
作为文学作品,成书于万历年间的《金瓶梅》必然能映射出当时社会生活。
书中关于服饰的内容可以作为参考。
但一些墓葬的发现则与之不同,是能够反映明中后期服饰变化的史证。
1958年,黄孟瑄夫妇墓葬在上海被发现,出土了女性缠枝莲缎裙和彩云纹缎袍。
2008年,在江苏泰州发掘了明晚期的森森庄明墓葬,出土了花缎裙两件。
一件以昆虫、花卉以及杂宝纹为主要纹样,裙摆四褶为一组。
另一件以缠枝花卉纹为主,裙摆也为四褶一组。
类似这样的墓葬还有很多。
像同在江苏泰州发现的徐藩夫妇墓葬,出土了素缎麒麟纹样和八宝花缎仙鹤图样的两件补服以及多件花缎裙。
南京吏部尚书朱恩家族墓葬也出土了两件缎裙。
实际上,黄孟瑄夫妇、森森庄明墓葬以及徐藩夫妇墓葬的墓主人都是当时的平民。
因为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他们成为了一方富户,才有实力能够穿得起高级布料所制成的衣服。
从这些考古研究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明中后期服饰的变化。
而出现这种转变的原因,客观上是因为经济发展带来了奢靡的概念,改变了人们精神上的追求,进而影响了审美。
而主观上来说,却是当时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由固守传统转变为了开放包容。
明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衍生出一众新的社会阶层。
他们反抗固有阶级文化,倡导众生平等,并格外看重所得利益,对私欲的追求也被摆上了台面。
这也就带来了新的社会风气,打破陈旧的思想束缚,追求真正解放和自由的言论甚嚣尘上。
这种前卫的思想在民间迅速掀起汹涌思潮运动,人们被压迫许久的情绪终于找到了宣泄的方法。
提到思想解放,便不得不说王阳明和他的“心学。”
王阳明年轻时期程朱理学盛行。
他也曾经试图感悟其中真理,但是最后却毫无收获,这让其对理学大失所望。
之后,王阳明开始研究自己的思想。
在朱熹学说权威的时期,他敢于发出不同的声音,否定孔孟,提出无论是求学还是求道都应独立思考,不应该以圣贤之道为自己之道。
王阳明提出“心”为天地万物之主,认为一切事物都产生于心,人们应该随心而行。
“心”学在当时的明朝无疑会被正统学派视为异端,不过却十分符合时代的气息。
新思想的出现,让普罗大众有了敢于突破传统的底气和依据。
人们开始追求人格自由,注重表现自己,大多数人们将这种想法付诸到服饰方面。
明中后期流行一种名为“丁香”的耳饰,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流行起来的。
李渔的《闲情偶寄》中描写道:“饰耳之环,愈小愈佳,或珠一粒,或金银一点,此家常佩戴之物,俗名丁香,肖其形也。”
除“丁香”这种家常配饰之外,还有一种名为“卧兔儿”的头饰,一般用于冬季。
它由海獭皮或者貂鼠皮制成,价格昂贵,可以说是明朝的奢侈品了。
“丁香”和“卧兔儿”作为配饰在明后期被女性所喜爱。
其装饰意义后,隐藏的便是当时女性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开始注重装扮外表。
这是一种关注自身价值,及价值体现的问题。
综上所述,明朝中后期女性服饰之所以会向时尚和潮流转变,主要是因为传统服饰制度的逐渐崩溃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思想的开放。
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开始出现变革,人们逐渐提高对自由的追求。
其主要表现也体现在服饰的改变中。
无论如何,明朝的服饰革新都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也启示我们不管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囿于传统,要大胆创新!
参考文献
《客座赘语》
《荀子·乐论》
《五杂俎》
《大诰》
《闲情偶寄》
页面更新:2024-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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