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网上把清朝说得一无是处，但是为什么能统治268年？

若我们能回答四个问题，就将理解清朝能够长期统治中国的深层逻辑。

第一，以汉族的绝对人口优势、文化优势，为何古代历经两千多年也未能在文化上同化蒙古草原、青藏高原、西域绿洲、西南边陲的居民？

第二，为何汉族人建立的大一统王朝从未能有效统治草原，但辽、金、元、清等少数民族王朝却可以同时统治草原和中原？

第三，为何能够长期统治中原的辽、金、清三个少数民族王朝，均来自东北地区？

第四，为何最终摆脱殖民侵略、建立新中国，并且带领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是思想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推崇传统儒家思想的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却一败涂地，并且险些亡国、亡华夏？

对这四个问题稍加思考，理智的人将立即意识到：想要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并不简单。我们来冷静探讨下上述四个问题。

一．汉族的儒家文明，是植根于农耕经济和大规模定居社群生活的文明。

从汉代起，汉族建立的王朝，曾无数次击败北方的游牧民族、西北东北的半游牧民族、西南和青藏高原的山民。但在新中国以前，汉族军队无一例外无法长期戍守当地，最终必然是采用“羁縻”政策，不得不依靠当地精英维持自治局面。从未能够像在中原一样，采用郡县制建立直接统治。一旦中原发生变故，表面上恭敬的当地精英大概率谋求自立为王，强大者甚至攻入中原。

原因可以归结为一句凝练了高度政治智慧的中国名言：“马上可得天下，马上不可治天下”。真正长期统治一个地区，是不可能永远依靠军事镇压的。军事统治成本过高，通常高过能够从当地获得的经济收益，赔钱买卖必然不可持续。必须在文化上取得当地居民认可，获得被居民内心接受的统治合法性。只有两个途径可以做到：一是同化当地居民，二是融入当地居民。

然而，冷静思考你会发现：儒家文化在同化外族方面并不出色。我们能够同化日本、韩国、北越，是因为韩国、北越建国者本来就是中原移民。日本被茫茫大海隔离，接触不到中国以外的文化，一旦他们接触西方后，立即就抛弃了儒家文化，“脱亚入欧”。

在东南亚，儒家文化竞争不过印度文化，东南半岛深受印度的“小乘佛教”影响。

请注意，这不是军事力量的问题，印度从未依靠军事征服来推广佛教，完全是文化软实力的竞争结果。

在北部草原，儒家文化从未能够替代当地的萨满文化，最终草原皈依了源自印度的藏传佛教。在西域，儒家文化先后在竞争中输给了印度来的佛教、中东来的伊斯兰教。

如果我们能够注意到非洲的案例，就会明白这不完全是军事问题。穆斯林并未征服过东非，然而伊斯兰教仍然在东非广泛传播，并且在西方殖民者入侵后仍然能够顽强地与基督教竞争。阿拉伯人也从未征服印尼，然而印尼88%的居民自觉皈依了伊斯兰教。实际上，儒家文化传入印尼比伊斯兰教更早，但却仅限于华人移民之中，无法被当地人接受。

在青藏高原，儒家思想从未有机会立足，大唐时期**公主引入汉传佛教，然而，**干布却同时娶了尼泊尔的尺尊公主引入印度佛教，最终吐蕃人选择了印度佛教。在西南边陲的大山中，儒家文化也从未能扎根，占主流地位的是形形色色的萨满文化。

由上述历史事实，我们将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汉族的主流思想儒家文化，其精神内核追求超越中原的“大一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其外在的礼法体系，与汉族生活的中原地区生产、生活方式密不可分，一旦离开了中原就水土不服。因此，汉族征服者无法依靠儒家文化去同化草原、高原、绿洲、热带海岛的居民，因此无法维持在这些地区的有效统治。

其原因主要在于经济基础。儒家文明能够统治的区域，恰好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重合，基本也与长城重合。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以内的地区，是适宜农耕定居生活的区域；以外的地区，是无法维持农耕生产的地区。

儒家文化的礼法秩序，首先是适应农耕生产、定居生活的文化。它为这种生产、生活方式提供了稳定的秩序。但草原是游牧生产，中亚是依赖贸易往来的商业+半游牧生产。商业和游牧的流动性，是儒家礼法无法适应的。

中国还有一个全世界古文明绝无仅有的地理特点，就是中国的中原地区拥有大片大片核心农耕区，大规模的人口定在社区之中。欧洲、中东古文明都缺乏像中原这么大面积、连在一起的核心农耕区。经济上高度集中的核心区域，形成了政治上基础坚实的中央集权制，在文化上体现为大一统、尊重中央权威的传统。

中国耕地图

而地理上破碎的欧洲、中东、青藏高原、西南山区，在文化上就体现为对高度自治的追求。他们无法在政治上大一统，因此尊重的权威不是统治者，而是天神。破碎地理导致破碎经济，破碎经济导致破碎政治，破碎政治导致破碎文化。唯一可行的大一统方式就是政教合一。但因为其宗教也是五花八门的各种教派共存，所以政教合一又必须清除异教徒，因此形成了文化战争、文明冲突的传统。

讲究君子“和而不同”、尊重世俗统治的儒家文化，自然无法适应破碎经济基础下的社会生活。也因此无法帮助统治者建立低成本的统治秩序，汉族在古代也就无法维持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以外区域的统治。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原地理条件孕育的儒家文化体系，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换个结论，就是儒家文化的普世内核，与其高度适应中原的礼法形式存在矛盾，它不能适应流动性、竞争性的生产生活方式。

上述分析解答了第一个问题：以汉族的绝对人口优势、文化优势，为何古代历经两千多年也未能在文化上同化蒙古草原、青藏高原、西域绿洲、西南边陲的居民。

二．汉族的文化优越感，使统治者很难融入边疆文化。

汉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中，只有大唐帝国能够同时统治中原、草原、中亚，原因在于大唐是唯一能够融入当地文化的汉人政权。李世民在草原上是“天可汗”，在中原是皇帝。“天可汗”并非拿来忽悠牧民的，它代表着对草原文化、草原秩序的认可。

因此，大唐能够调遣突厥、回纥、沙陀等游牧部落为其南征北战、戍守边疆。也因此，大唐的统治根基并不稳固。草原、中亚是高度竞争、高度流动性的世界，尊崇的是强者为王、魅力型领袖，只会服从李世民这样的英雄，而不会服从“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小皇帝。番将安禄山叛乱的发生，可以说是大唐帝国的宿命。同时，大唐对游牧民族的重用，也为后续五代十国、宋代期间的游牧民族频繁入主中原埋下伏笔。

安史之乱后大唐地图

唐代以后，中原的汉族统治者领悟了一个沉痛的真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于是，汉人与蛮夷势不两立的思潮兴起。

美国总统即便对其普世价值的局限性心知肚明，也不得不高举自由民主大旗，否则就将被选民抛弃。中国的汉人皇帝们也是如此，一方面其很难意识到儒家文化的局限性。即便意识到了，也很难自由切换思想，必须优先照顾国内的民意，否则其统治基础就会崩溃。

至汉、宋，乃至民国，因为对儒家文化的过度自信，以及强烈的汉民族主义，导致统治者不屑于融入游牧民族粗陋但接地气的文化。到明代，甚至妥协和谈行为都是罪大恶极、千夫所指。其结果，必然是激烈的边疆——中原对抗。大明军队无数次胜仗的背后，是永无休止、完全没有性价比的赔钱战争，是深不见底的财政黑洞。最终，沉重的军费开支压垮了最后一个汉人王朝。

但游牧民族并没有汉族的文化优越感，他们不会有汉人那样“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矫情，残酷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法则，使得其更能够做到“马基雅维利”式的狡诈。他们为了统治中原，可以假装融入中原文化，雇佣儒生做官收税，担任中原的好皇帝。与此同时，他们仍然是草原上的可汗。

北魏的鲜卑人首先发现了这个统治窍门。他们使用草原游牧民作为军事力量，使用中原的农民做为经济力量，二者的结合形成了强大的帝国，统治中国北部148年。而北魏孝文帝试图彻底汉化的后果，就是失去军事力量的支持，叛乱不息。

实际上，儒家对农耕经济稳定秩序的追求，会导致王朝失去激情和动力。比较明显的，就是大一统秩序压制了中华边疆地区的能量。扩张性太强的边疆猛将、总督，其下场往往“莫须有”。

海洋边疆更为明显。明清两代均采用残酷的“禁海”手段压制东南沿海居民的远洋贸易冲动。其动机并非国防安全，实际上，禁海恶化了国防安全，比如明代的倭寇、清代的走私。真正的动机，是将不符合农耕大一统秩序的海洋文明扼杀在摇篮。

在明代，即便缺乏朝廷支持，王直、郑芝龙两个海商先后成为东亚海洋的霸主，控制了东亚的区域海权。由福建、广东移民至东南亚的华人，即便没有武力后盾，也长期居于经济主导地位。

以欧洲大航海时代的经验来看，若朝廷不加干涉，浙江、福建、广东中任意一省，都足以完成对东南亚、澳洲的殖民，因为任意一省的人口和财富，都远远超过欧洲的大航海初期的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

但农耕大一统压制的结果，是中华民族错失大航海时代的人类种族大洗牌。海商绝大部分被消灭，极少数被豢养为十三行这样的“官商”。东南亚的华人移民不仅没有如欧洲移民般得到政府的保护、支持，反而遭到打压，在朝廷、土著的夹缝中求生。至西方殖民者第三股力量到来，华人移民便沦为“存钱罐”。自近代至现代，东南亚华人周期性遭到屠杀和抢掠。至今，在印尼这样的国家，经济富裕的华人群体，却仍然是不具备完整公民权的“二等民”，比如不能参军、当公务员等限制。

结论是：单纯的儒家文明不足以统治构建中华民族所必须的广阔疆域。因为无法有效统治在地缘安全上至关重要的边疆地区，中原基本盘的安全始终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上述分析，解释了第二个问题：为何汉族人建立的大一统王朝从未能有效统治草原，但辽、金、元、清等少数民族王朝却可以同时统治草原和中原。

三．东北民族兼有游牧、农耕两种生产方式，能够同时融入中原和边疆。

契丹人建立的大辽统治了218年，女真人建立的大金统治了119年，满族人建立的大清统治了275年。这几个长寿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均来自东北，而98年的元帝国来自蒙古草原。很显然，这不是偶然。

东北处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的分割点，既有呼伦贝尔大草原，又有肥沃的黑土地。因此，能够统治东北的少数民族，必然首先在东北实现对游牧、农耕两种生产生活方式的统合。也因此，只有东北的少数民族，能够在入主中原后，毫无违和地继续采用“二元帝国”的模式统治中原与草原。

如果说鲜卑人是发明者的话，契丹人就是继承发扬者，而满族人建立的大清则是多元帝国的集大成者。

以康熙、乾隆为代表的清朝皇帝，在中原实行儒家礼法，是符合儒家标准的“明君”，自幼熟读儒家经典，采用科举制选拔官吏治理中原。在草原是符合草原标准的部落联盟领袖，采用八旗制度建立军事秩序，并且用中原的财富“赎买”草原部落首领的忠诚。在青藏高原则是政教合一的世俗领袖，通过貌似虔诚的大建寺庙和祈福，笼络住宗教领袖，用武力支持其宗教统治。

儒家文明因其局限性，无法真正将对中国十分重要的边疆地区纳入统治，也因此无法扩大为中华文明。而来自东北地区的清王朝，则弥补了儒家文明的不足，使得中国四方各不同文化与中原整合在一起，奠定了中国至今的版图基础。

清朝疆域图

清朝坚持数百年封关，人为将东北抛荒。有人认为是给自己留后路，但更合理的解释，是高明的满清统治者在预防东北产生新的游牧—农耕二元强力部落。

清朝二元统治的代价，是对汉民族的不平等待遇及残酷剥削。汉族农民作为“铁杆庄稼”，需要供养满族统治者，还要“赎买”草原游牧民、高原活佛，以及维持在中亚的军事威慑，背负着养活帝国的重担。“反清复明”运动伴随清王朝始终，最后终于被国民革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以现在的标准看，满清统治十分反动。除了经济剥削、屠城等罪行外，还大肆破坏华夏文化、华夏精神，为打断儒家传统的“风骨”、正义感、“天下”使命感，以及培养中国人的奴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若真能穿越历史对满清统治者排队枪毙，必是大快人心。

不过，真正导致清王朝覆灭的，或许民族矛盾、阶级矛盾还不是最直接的原因，毕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一直都存在。

更关键的，是清王朝源自东北的政治艺术，固然解决了古代中原民族一直未能解决的游牧民、农民冲突，草原与中原冲突问题，但它却没有整合海洋文明的经验，最终输在了海洋文明崛起上。

上述分析，解释了第三个问题：为何能够长期统治中原的辽、金、清四个少数民族王朝，均来自东北地区。

四．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最终能够整合中华民族的最大公约数。

进入20世纪，中国地缘的最大变化是什么？有两个剧变。

第一，困扰中国数千年的游牧民族被沙俄、苏联整合。俄国成为整合了游牧与工业文明的新型帝国，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中原—草原关系，被中苏关系取代。

苏联疆域图

第二，平静了数千年的沿海边缘地带，突然出现了强大的海洋全球帝国，中国首次需要面对陆权文明、海权文明双重威胁。

清末形势图

如果我们能够理解清朝建立大一统帝国的逻辑，必然能够理解：新一代的中华大一统国家，必然将需要同时吸收苏联、欧美、中华三个文明成果，融合欧亚内陆、中原、海洋三个至关重要的文明地带。

1.清王朝的瓦解。

清王朝崩溃的核心因素并非满汉民族矛盾，而是其统治基础瓦解。

清王朝统治的基础，是以整合草原游牧部落形成的八旗军事力量威慑中原精英，以中原的农业财富“赎买”草原游牧部落的忠诚。

八里桥之战，成为游牧骑兵最后一幕悲壮的演出。蒙古王公僧格林沁率领3万清王朝最精锐的满蒙骑兵，使用了伏击、诱敌深入、侧翼攻击等等高明战术，至少3000名勇敢的骑兵阵亡，却只造成英法联军5人死亡。火器时代开启，草原牧民对中原农民的军事优势从此荡然无存。

八里桥之战

加上沙俄对中国从西北到东北漫长边疆地区的鲸吞，清王朝已经不仅不能以草原部落威慑中原、守护边境，反而要依靠中原的步兵去保护草原、中亚边疆。左宗棠收复新疆时，不仅粮饷主要来自东南五省，特别是两江总督曾国藩不计前嫌的大力支持，主要将领也来自曾国藩培养的湘军宿将刘锦棠等。

左宗棠收复新疆

结果，是东南沿海政治崛起。广东洪秀全的“拜上帝教”起义令清王朝吐血三升。八国联军入侵时，东南五省互保，公然宣布与西方列强互不侵犯。实际上已经是清王朝即将覆灭的明显征兆。

辛亥革命只不过是个导火索，最终压垮清王朝的，是东南之地的封疆大吏纷纷倒戈。清朝的二元统治宣告终结。

2.民国无力整合中华民族。

鸦片战争后，中国军队的实力，取决于是否能够从沿海获取西方国家的武器，是否有足够财力购买军火，是否能够获得西方的军事培训。

过去处于蛮荒之地的广东，因为最先承接欧洲海洋文明发展成果，成为近代革命的策源地。

甚至西南边陲的滇军，也因为最早开办讲武学堂，以及从西南边境进口武器的便利，一度成为中国数一数二的强军，使得蔡锷敢于起兵对抗袁世凯。

因此，继清王朝不能依靠游牧骑兵统治中原后，北洋政府也不能再重复“得中原者得天下”的历史规律。

袁世凯称帝，与其说是野心使然，不如说是在军事、经济实力不足以统一中国的情况下，不得不向儒家传统寻求权威。正如宋襄公面对楚庄王时，食古不化遵守春秋礼仪，被后世嘲讽。这不是他愚蠢，而是他悲哀，因为他实力不足，唯有依靠“礼”的合法性。袁世凯的食古不化，是同样的逻辑。

袁世凯祭天

然而，民国时期的中国，儒家农耕文明已然被海洋文明冲击，皇帝的称号不仅没有像古代一样获得权威，反而成了东南沿海新阶层眼中的过街老鼠。讽刺的是，人们却能接受以总统虚名伪装的独裁者，可见西方思想对社会的改变是何等剧烈。

民国后，中国出现经济碎片化、政治碎片化、文化碎片化，如果按照欧洲以及世界其他文明的规律，中国将进入永久分裂。

但是，儒家文明大一统的强大文化基因渗透在中国人的灵魂中，驱动着中国再次山河混一。文化对政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在中国近代体现得淋漓尽致，不论是精英还是大众，对割据都是深恶痛绝，人民向往再次大一统。

然而，在破碎的经济、政治基础上，重建大一统，需要极为强力的精神纽带。袁世凯诉诸精神纽带的思路是对的，但这个在其他文明看起来“不可能的任务”，不是温情的儒家可以做到的。儒家的内在理想，与儒家的体系，从古代起就存在内在矛盾，至近代更为明显。

3.蒋介石的国民党不代表最大公约数。

蒋介石抛弃了孙中山引入苏联社会主义的尝试。一边皈依基督教、与宋氏代表的东南沿海工商集团联姻；一边推崇曾国藩，向古老的儒家思想寻求精神力量。

可以看出蒋介石统治的基础，是海洋文明的代表东南沿海商业阶层，但支持其统治的文化力量，却不是欧美的“普世价值”，而是儒家传统思想。经济原因在于蒋介石必须争取中原传统地主士绅的支持。他尝试建立的，是中原农耕+海洋商贸二元帝国。

悲剧的是，二者的思想内核是完全矛盾的。儒家崇尚权威，为蒋介石以“亲亲”师生关系建立威权统治提供理论支持。但源自欧美的海洋文明崇尚民主自由，导致蒋介石不得不迁就新兴资本家以及美国爸爸的自由主义偏好，不能建立真正的威权统治，首鼠两端。被嘲讽为“独裁无胆，民主无量”。

因为工业化尚未完成，沿海商业阶层过于弱小，无法依靠其形成稳定的秩序。特别是工业化连起步都谈不上，可以说是有商无工，一小撮瘸腿资产阶级。东南商业阶层，实际上是中原农业经济与西方殖民者之间的买办力量。

对商业买办资本家的偏袒，导致蒋氏政权对工人阶级的苦难视而不见，令工人阶级怒火中烧，成为推翻蒋氏的骨干力量。对代表儒家宗法力量的地主阶级的维护，导致渴望土地的广大贫苦农民站到了蒋氏的对立面，成为推翻蒋氏的主力军。真正利国利民的民族资本家以及爱国知识分子，又反感蒋介石政权的腐败。很显然，蒋氏国民政府，不代表中国的最大公约数，无法承担整合中华民族力量的重任。

日本这个新兴海洋国家又大肆入侵，对国民党统治核心区域——东南沿海的秩序造成巨大破坏。最终使得国民党无法建立农耕+海洋二元文明。

4.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国迎来了马列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对工业文明的解决方案。解决中国未来的前途问题。

列宁主义最令人瞩目的，是列宁型政党、举国体制。俄国的这种体制发明，令人联想到草原游牧部落的全民皆兵传统。实际上，俄罗斯的首个王朝——基辅罗斯公国，正处于游牧民族的迁徙通道上，俄国深受游牧民族影响。同时，苏联体制又适应大型工业化生产方式，特别是大型重工业生产方式需求，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计划性特点。

于是，学习苏联的中国，得以动员最广大的人民，形成了爆发力强悍的举国动员体制。人口庞大的中华民族，因为缺乏对人民的组织能力，3000年来面对外敌入侵时，一直无法有效发挥人口优势。如今，中国千年来第一次不再依赖少数精英去对抗外敌。

世界第一的庞大人口资源第一次被军事化组织起来，即便在武器、工业严重落后于敌人的情况下，依靠强有力的组织力、坚决果断的轻步兵战术，以及无穷无尽的轻步兵海，先后击败日本、美国军队，震慑苏联军队。战场之外，更有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强力组织，形成动员力极强的举国保障体制，民众可以视为后勤部队。简单来说，就是全民皆兵。

人民战争

在本次疫情防控中，举国体制再一次向世界昭示其应对重大危机时无与伦比的制度优势。令中国风景独好，在国际竞争中弯道超车。

但马列主义一开始并不能适应农耕立国的中国现实，直至深深理解中国农村的教员同志提出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中国的动员范围，才从占人口比例过低的工人阶级，扩大到占人口9成以上的农民阶级。

土地革命

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成果是邓小平理论，它解决了举国军事体制+大工业计划体制不能有效解决的经济发展驱动力、创造力问题。改革开放可以看作是对海洋商贸文明成果的吸纳。正如辽、清二元体系的成功，中国也可以同时从内陆文明与海洋文明中获取力量。

由此可见，适合中国的思想，必须拥有足够广阔的精神空间，容纳农耕、工业，陆地、海洋，边疆、中原，军事、民生，历史、现实，当下、未来，等种种复杂而矛盾的精神需求。又必须具有灵活性，能够不断调整定位以应对高速发展、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

这要求中国思想必须具有普世性、发展性，高度适应农耕文明、固化的单一儒家思想，仅仅能够作为支撑中国宏大文明的文化内核之一。

历史事实证明了中国新精神内核的成功，中西合璧、海洋与内陆合璧、历史与现实合璧的新精神，几千年来第一次在精神上实质性整合了中国广阔疆域上的不同民族、地区、阶层，中华民族的新生在烈火与鲜血中铸就。

并且，新精神适应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现实，激发出沿海、内陆、边疆等不同文明地带的能量，取得全世界最亮眼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

上述分析解释了第四个问题：为何最终摆脱殖民侵略、建立新中国，并且带领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是思想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推崇传统儒家思想的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却一败涂地，并且险些亡国、亡华夏。

五．中华民族需要国际视野、国际胸襟。

近代中国在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下，迸发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由此产生出巨大的民族凝聚力，以及令世人震惊的牺牲精神。

志愿军

在抗击日寇的中华大地上，在阻遏美帝建立桥头堡的朝鲜冰原上、越南雨林中，无数中华儿女明知九死一生，却奋不顾身、自蹈死地。因为他们视自己和后方的人民、现在的我们是一家人、一个生命共同体。

正是面对生死存亡时激发出的强烈民族主义精神，令中国人民打退了日本、美国侵略者，吓退了苏联侵略者。

正是举国体制，让中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完成“两弹一星”核威慑体系。从此，中华民族“站起来”的问题解决了。

中国得以大幅缩减国防开支，国防支出长期维持在GDP的1%左右，近几年才提升到1.8%。而美国则长期维持3%以上，俄罗斯约4%，朝鲜30%左右。中国得以腾出资源，全力进行经济建设。

中国国防开支占GDP比重

中国与世界强国国防开支对比

虽经改革开放40年，然而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遏制中国崛起的意图几乎不加掩饰，第一岛链的封锁网仍在，宝岛也因美国干涉而未能收复。因此，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虽不比过去的生死时刻，但依然余波激荡。

美国航母编队不定期巡航南海

在民族主义思潮浸润下，网络上很多人开始反思历史上亡国的教训。很自然会对投降异族的宋、明古人“怒其不争”，并痛恨古代的侵略者。

大量网络穿越小说都是描写现代人穿越到宋朝、明朝末年改变历史，杀鞑子、救华夏。其中，明穿题材最为流行，如《窃明》、《晚明》等。清穿题材也颇受欢迎，如《伐清》所谓“清穿不造反，菊花套电钻”，对满清入关可谓恨之入骨。因此，清朝在网络文学中的形象，堪比抗日神剧中的日本鬼子。

民族主义不仅是中华救亡图存时期凝心聚力的精神支柱，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路上不可缺少的举国精神纽带。必须予以发扬和保护。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大国崛起，世界正在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主导了数百年的世界秩序正在发生改变。经济上，以美元霸权为中心的、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世界经济体系开始动摇，伊朗在内的越来越多国家开始用人民币结算，未来的趋势是中国将形成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另一个核心，打破美国的中央国地位。

其实在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变局。“天下”不再是汉族与游牧民族的打打杀杀，而是中华民族与西方殖民者的博弈。到如今，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单极霸权的博弈。

作为山西人，当我去了省会太原时，我感知的最主要身份是运城人。当我去了北京上学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山西人。当我有机会出国时，我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如果以后有机会见到外星人，那么我就会意识到自己是地球人。

随着视野的开阔，我们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共同体身份也更加宏大。在西方殖民者入侵以前，中国人的视野局限于汉人、满人、蒙人、回人、藏人等。当西方人、日本人入侵后，大家才突然意识到自己是中华民族。

民族主义感情必须予以珍视。不过，明清的汉民族主义，已被中华民族主义替代。进入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后，世界更呼唤西方垄断之外，真正普世的文化。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当代中国具备更宏大的视野，需要精神扩容。中国已经解决生存威胁，现在需要解决的是发展空间。中国需要更加普世的精神来整合依赖中国经济的弱小国家，形成超越国界的经济共同体。

中国的经济、科技硬实力追赶美国指日可待。但在文化软实力这方面，中国依然任重道远。比如说，我们就没有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这种自带干粮为美国火中取栗的马前卒。中国与世界伙伴的合作基本是基于利益交换，而非文化纽带。这会令中国突破美国主导世界经济体系天花板、整合外部力量的成本大大增加。

美国盟友地图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民族主义是双刃剑，过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反而是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障碍。作为与美国在全球竞争的世界级大国，可以预见，中国因苦难而强化的民族主义情绪将逐步降低烈度，拥抱越来越大的中国经济圈，整合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

世界文明竞争最后的王者，必然是在精神上能够理解、整合全人类最大公约数的那个文明。

儒家，是全世界古文明中唯一以伦理学为基础的精神体系，它的终极追求是全世界文明中独一无二的“仁政”，即人民的现世幸福。它试图建设的秩序，是温情的“礼”，即不依赖暴力的和谐秩序，而不是优势劣汰、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

它的立足点是作为“社会人”的“人”之本质属性，即忠于内心的“忠”（中+心，正中本心），以及推己及人的“恕”（如+心，待他人之心如己心），是比西方的极端个人主义更为强调“人的解放”之精神。

它以定居熟人社会的法则，推而广之形成普天之下的“大同”。从内核上，儒家思想与社会主义一脉相承，这或许是社会主义传入中国这片土壤后，立即便生根发芽、枝繁叶茂的精神基础。

在历史上，对伦理正当性的坚持，令儒家在认知和应对世界时灵活性不足，儒家统治者和官僚总是带有浓浓的道德情感色彩，忽视了客观世界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实际上，习惯道德判断的思维模式至今犹存。比如因为满清入侵中原的非正义性，很多中国网民在情感上无法接受满清统治中国276年的客观事实。

另外，不仅自然科学是客观的，实际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军事学等社会科学都存在儒家思想不能解释、甚至有悖于“仁”的客观规律。

这导致儒家的“仁政”理想，更多依靠的是“克己复礼”，即精神力量对人之需求的压抑，缺乏足以推动其实现的技术手段。莫说在“蛮夷之地”，即便在中原，儒家理想也从未实现过。

即便所谓“盛世”，农民生活也十分困苦，个人幸福更是想都不敢想的“造化。加上腐败横行，农民的人身安全和赖以为生的土地缺乏保障。到王朝末期，农民更是悲惨。在耕地因人口增长达到负载极限后，历朝历代的末世都会迎来一轮“礼崩乐坏”。贫苦农民总是首先被牺牲的弱势群体，他们会被抢走生死线上的最后存粮，被迫卖儿鬻女，乃至成为路边饿殍。每到乱世，动辄80%的农民死于战乱以及随之而来的饥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伦理学上继承儒家的精神内核，抛弃其僵化的外在形式体系。社会主义强调“为人民谋幸福”，但对唯物主义的坚持，使得“仁政”能够按照客观规律予以实现。比如，工业化的规律，城市化的规律，商贸合作的规律，国际政治的规律，战争的规律等等。

同时，“仁政”、“礼”的内涵过于深奥，并不是国际社会能轻易理解的，甚至缺乏儒家文化熏陶的四方边疆地区都不容易理解。“社会主义”就容易理解多了。

社会主义比共产主义又更为务实，在社会主义精神下，中国的国际合作手段非常多元，几乎与当今世界所有类型的政体和文化都能够合作交流，都不存在精神上无解的矛盾。

中华民族的未来，正如《中华世纪坛序》的展望：

大风泱泱，大潮滂滂。洪水图腾蛟龙，烈火涅槃凤凰。文明圣火，千古未绝者，唯我无双；和天地并存，与日月同光。

前有古人，星光灿烂；后有来者，群英堂堂。……继往开来，浩浩荡荡。立民主，兴文明，求统一，图富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定将舒天昭晖，磅礴东方。

（推荐阅读书籍：《枢纽：3000年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