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90年代的一天，台湾非常有影响的《中国时报》大篇幅刊登了一篇题为《专访谷正文谈筹划谋杀周恩来始末》的文章。

谷正文心狠手辣，善于钻营，曾担任华北特种工作组组长，专门执行破坏中共地下组织和暗杀中共干部的任务。

国民党兵败大陆后，谷正文随军统局的后身保密局迁往台湾，仍旧干自己的老本行，先是出任防侦组组长，后升任保密局督察室主任。在国民党保密局里，谷正文可说是一名元老了。

1955年4月11日，中国赴万隆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的部分代表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从香港起飞后发生爆炸。

尽管种种证据表明，这起针对周恩来总理的恶性案件是由国民党保密局一手策划的。然而，40年来，国民党当局一直矢口否认，台湾的媒体对此也采取了低调。

这次由国民党保密局资深的特工公开站出来披露真相，立即在全岛以至整个世界引起轰动，人们的思绪也被重新带回到那个充满腥风血雨的年代。

中共中央决定：派出周恩来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举世瞩目的第一次亚非会议

1955年初，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和锡兰(现称斯里兰卡)5国总理联合发出倡议：在万隆召开一次亚非会议。

除5个发起国的首脑外，应邀出席的还有其他20几个亚非国家的首脑。新中国也在被邀请之列。

此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5年多，外交工作刚刚起步，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了解和认识中国。

像这样一次重要的会议，中国当然要出席。经研究，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任团长，陈毅任副团长，率代表团出席会议。

周恩来要亲赴万隆参加亚非会议，无孔不入的国民党保密局特工很快探听到了风声。

这一日，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把自己手下的得力干将周赋成召至自己的官邸共进晚餐。受宠若惊的周赋成心里明白，毛人凤又有什么“要事”交给他办。

果不其然，酒过三巡，毛人凤把一份电文递给他：“赋成，你看看这个。”

周赋成从毛人凤手中接过电文，只见上面写着：中共已正式决定由周恩来率代表团参加在万隆召开的第一次亚非首脑会议。

“我叫你来，就是为这个。我已经考虑了很久，觉得这次任务难度很大，只有你才能胜任。”毛人凤一边说，眼睛紧盯着周赋成。

周赋成表面没什么反应，可是心里“格登”了一下。要除掉周恩来，谈何容易？然而，在毛人凤面前，他不敢说半个不字。否则，杀人不眨眼的毛人凤会怎么对待他，他心里清楚得很。

“我该怎么行动？有人配合我吗？”周赋成问。

“人你可以自己物色。听说周恩来去万隆要途经香港，所以你最好是在香港采取行动！”

周赋成小心翼翼地说：“我觉得，如果我们能把炸弹放到周恩来乘坐的飞机上，事情就成功了一半，而且不容易让共产党抓住把柄。”

“噢，那你详细地说说看！”毛人凤对周赋成的计划产生了兴趣。

接着，周赋成一五一十地把自己的打算和盘托出。

第二夭，毛人凤把保密局的几个高级领导叫到他的办公室，对周赋成提出的方案又进行了一番密谋。

几天后，身负“重任”的周赋成飞赴香港，保密局香港情报站站长严世全亲自设宴款待周赋成。

酒足饭饱之际，周赋成拍着严世全的肩膀问：“我这次来是要干件大事，你认识启德机场的工作人员吗？我们准备在中共代表团乘坐的飞机上安放定时炸弹。你现在的任务是，尽快物色一个能接近飞机的机场工作人员。”

“我尽力吧。”

没出两天，严世全手下的特务们还真物色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此人名叫周驹，是启德机场的一名地勤人员，家住九龙太子道。周驹家境贫寒，却五毒俱全。为了钱，他连命都可以豁出去。

这一日，严世全把周驹带到了周赋成的住处。稍事寒暄后，周赋成单刀直入：“我们这有一颗定时炸弹，你要想办法藏到飞机上。”

说到这里，周赋成从皮包中掏出一张支票，在周驹面前摇了摇：“这是30万港币，事成之后，还有30万。怎么样？”

周驹再也经受不住这样的诱惑，接过支票，说：“行，我干。你说，我该怎么行动？”

4月11日，香港。

这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阳光明媚，万里无云。

上午，周驹与其他机场工作人员一样，“平安无事”地通过了安检人员的例行检查。不过从进入机场的那一刻起，周驹的心就一直提到了嗓子眼。因为，在他随身携带的包中，有一颗伪装成一包西药的定时炸弹。炸弹是昨天从海路偷运到香港的。

同往常一样，周驹还是做自己的清扫工作，但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他那拿着吸尘器的手，总有些不由自主地抖动。

周驹尽力控制住有些发抖的双腿。走出房门，他装作不经意地向机场外的铁丝网看了一眼。

在那里，有一辆高级轿车停着。那是周赋成为他准备的，只要他一完成任务，立即把他接走，隐藏起来，然后再转送到台湾。

看到轿车，周驹的心有些平静下来。他拿起工具袋向外场走去。

11时30分，“克什米尔公主号”庞大的机身从远处天际闪出。稍顷，带着巨大的轰鸣声，飞机降落到机场上。

由于在此之前，中国方面已经通知英国和香港，说台湾当局可能在香港采取行动，破坏中国代表团的出访，因此，飞机刚一停稳，香港警方立即加强了机场的警卫，严禁外人靠近“克什米尔公主号”，然而，对于机场工作人员则没有任何防范措施。

为了保证专机能按时起飞，地勤人员迅速地忙碌开了，有的检查引擎，有的给飞机加油……

周驹把伪装好的炸弹带在身上，拿着清洁工具，极力控制住自己紧张的心情，向“克什米尔公主号”走去。

周驹顺利地登上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他开始了例行的飞机清洁工作。他一边干，一边向四下窥视，看有没有人注意自己。待确信没有人注意后，周驹以最快的速度，把定时炸弹放在了飞机右翼轮舱附近的一个不容易发现的角落里。

放好炸弹后，周驹匆匆离开飞机。还没等到下班时间，他就悄悄地溜到铁丝网边，从事先已经剪开的铁丝网出口爬出启德机场，钻进那辆专门等着接他的轿车。

不久之后，在国民党保密局的安排下，这个亲手制造了炸毁“克什米尔公主号”的罪犯逃到台湾。香港警方在弄清事件真相后，曾发出拘捕令，要求台湾当局将周驹引渡回香港受审，但遭到了台湾当局拒绝，这是后话。

周恩来临时改变行程，闯过生死劫

国民党保密局紧锣密鼓，准备破坏中国代表团出访万隆，中国情报部门通过各种渠道有所察觉。

4月3日，公安部发出特别通知，要求各有关部门要密切注意美国和台湾方面的动静，以保证出席亚非会议的代表的安全。

4月5日，有关部门从香港获悉：美国和台湾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已获悉代表团的行踪，他们正在策划乘新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之机，谋害周恩来及代表团成员，并已分头行动。

周恩来得悉这个情报后，立即召见了公安部负责同志，要他们迅速核实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

按预先的安排，中国方面已经包下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大型客机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专机，准备取道香港直飞印度尼西亚。

为了保证安全，中国方面多次提醒印度航空公司负责人：“飞机要绝对保证飞行安全，中国代表团此行的意义重大，我们的领导人也将随机前往印尼赴会，请务必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安全。”

印度航空公司的经理当即保证：将配备最强的机组人员，采取严密的措施来保证“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安全。

周恩来原定与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由香港去印尼赴会。正当代表团全力以赴进行准备之际，周恩来总理接到了缅甸总理吴努发来的电报。电报邀请周总理在去万隆参加亚非会议之前，先去仰光，俩人先碰一下头，研究一下会议的有关问题。

吴努总理对中国领导人如此尊重，周恩来自然欣从。经报请毛主席同意后，周恩来决定代表团兵分两路：一路由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主要成员，先去昆明，从昆明乘机去仰光，之后由仰光飞赴万隆。

另一路，由代表团其他成员组成，于4月11日按原定计划由香港乘“克什米尔公主号”直飞印尼。为保证安全，中央临时决定，由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随周恩来一同去仰光，负责安全保卫工作。

4月8日，周恩来一行乘机飞抵昆明。就在这时，一份重要的情报送到了周恩来的手中。情报说，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准备破坏代表团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并已经准备好了定时炸弹。

周恩来一看，脸色顿时严峻起来，他当即打电话给外交部，指示：“外交部要将这一情况火速转告新华社香港分社和中国赴万隆会议代表团，要他们立即向港英当局提出交涉，请香港方面一定要保证我有关人员的安全。”

电话中，周恩来还指示外交部立即召见英国驻华临时代办，向印航经理通报情况，请他们务必采取措施。

4月10日上午，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张越紧急约见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向他通报了有关情况。

艾惕思思考了一会，答应马上与香港方面联系，让他们加强保安措施。

新华社香港分社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意识到问题严重，容不得半点马虎。当晚他们就把有关情况通报给了香港当局，香港当局答应在机场附近加强戒备措施。

第二天，新华社香港分社怕不落实，又派专人驱车前往印航驻港经理住宅，向印航经理通报了上述情况。

印航经理有些紧张起来，他答应将派人对飞机进行检查，自己也将亲自去机场进行监督。

11日上午，新华社香港分社再次派人会见印航经理，请他务必严加防范。印航经理保证：“克什米尔公主号”留港之际，绝不允许非印航人员接近飞机，就连食品、加油也派专人负责。

中国方面为保证“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安全已经尽了最大努力，然而还是让国民党保密局特务钻了空子。

4月11日下午1时，“克什米尔公主号”带着巨大的轰鸣声，驶离香港启德机场。

此时，机上除机组人员外，共有11名乘客，他们是：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记者沈建图、黄作梅、杜宏、李平、郝风格；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王明芳；波兰记者斯塔列茨；奥地利记者严裴德。

负责这次专机任务的是由印度航空公司一位名叫杰塔的机长率领的7人机组。杰塔是一位有着20多年驾龄、技术高超的驾驶员，世界上许多要人都曾乘坐过他驾驶的飞机，杰塔因此在印度航空公司里享有很高的声誉。

两个小时过去了，“克什米尔公主号”安然无恙。

又两个小时过去了，地面指挥塔台得到的消息仍旧是：“飞机一切正常，正按预定方向飞行。”

地面指挥塔台的人放心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上的人放心了，所有关注这次飞行的人放心了。

从上机那一刻起，机上的人都被一种死亡阴影所笼罩，每个人的心都绷得紧紧的。几个小时过去了，飞机安然无恙，大家稍稍松了口气，心里也坦然了许多。机舱里出现了说笑声。

突然，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从机舱后部传来，紧接着，飞机开始剧烈地抖动起来。

机舱里充满了烟雾，杰塔机长一边冷静地驾驶着飞机，一边命人察看情况。

只见飞机右翼上的发动机冒起浓烈的烟火，“克什米尔公主号”像只受伤的山鹰，剧烈地颤抖着向前飞行。

杰塔想尽力控制住飞机，然而飞机操纵系统开始不听使唤。凭经验，杰塔知道，要飞到印尼已经不可能了。于是，他命人给大家发救生衣，自己则做好了迫降的准备。

飞机离海面越来越近了，杰塔尽力想把飞机拉平，然而飞机此时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一头栽进大海……

飞机发生险情后，杰塔接连向印尼发出了3次求救信号。

印尼的机场值班人员收到“克什米尔公主号”求救信号后，立即向上报告。

很快，载着“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消息的电波飞往北京，飞往香港……

周恩来虽然没有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然而他的心却无时不刻在挂念着机上的代表团成员。

4月11日下午，周恩来从昆明打电话到北京，询问“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情况，当听到“克什米尔公主号”已经平安驶离香港启德机场时，周总理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因为“克什米尔公主号”终于安全地离开了香港。

下午6时许，北京打来第二次电话，报告说与“克什米尔公主号”失去了联系。听完报告，大家刚放下的心重新提了起来。周总理当即指示外交部，要立即与有关方面取得联系，查明情况，如飞机确系失事，立即组织救援。

晚上，北京打来第三次电话，证实“克什米尔公主号”确已失事。

听到此讯，周恩来陡然变色，拍案而起：“马上向全世界披露，揭露国民党当局的丑行！”

4月12日凌晨，世界各大通讯社几乎同时刊登一条通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就美蒋特务破坏我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人员座机一事发表声明：我山席亚非会议代表团人员座机“克什米尔公主号”11日失事，乘坐该机的我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和随同前往采访新闻的中外记者共11人殉难。这决非一般的飞机失事，而是美蒋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

“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的消息传开后，不仅给中国代表团的每一个成员的心头笼罩上了一片乌云，也使出席这次会议的其他亚非国家的代表感到惴惴不安。东道主印度尼西亚更是如临大敌，出动了大批军警，严加防范，生怕再出现什么闪失，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亚非会议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它像一副凝固剂，将使亚非人民更加团结一致；它像一线曙光，使亚非人民看到了和平的希望。

一些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当然不希望看到出现这样的局面，早在会议发起之时，他们就想方设法进行阻挠。

会议决定召开后，他们又千方百计进行破坏，企图使会议流产。美国虽不参加会议，却派出了一个由70多人组成的庞大的“记者团”，其中不乏经验丰富的大间谍。其他一些西方国家也是闻风而动，派出了人员。

亚非会议尚未召开，就蒙上了一层阴影。

“空中霸王号”月夜起飞，周恩来飞抵万隆

“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证实了国民党当局确要破坏中国代表团出访万隆。连日来，代表团的每一个成员的心头都笼罩上了一片乌云。

为了防止再出意外，周恩来总理召集代表团全体成员开会，要求大家提高警惕，加强组织纪律性。

按计划，代表团将乘印度的“空中霸王号”飞机先出访缅甸，然后再飞赴万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使机组人员忧心忡忡，担心悲剧会降临到“空中霸王号”的头上。

为了消除机组人员的疑虑，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代表团秘书长王悼如和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率人分头找机组人员，进行说服工作。

功夫不负有心人，机长阿里为中国代表团的真挚感情所感动：“请转告总理先生，你们冒生命危险去参加亚非会议，使我很受感动。中国应该去万隆，我们印度也派出了代表团。请放心，我会尽力把你们安全地送到万隆。”

4月14日，周恩来总理不顾个人安危，率代表团毅然登上了“空中霸王号”，迎着习习的晨风，向缅甸飞去。

中午12时许，“空中霸王号”飞抵仰光，代表团住进了吴努总理特意安排的一幢别墅。

下午，周恩来和陈毅应邀前去拜会吴努总理。为保证安全，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福坤随同前往。

吴努总理把周恩来和陈毅迎进了客厅，成元功和李福坤则在外面等候。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一个服务员端着一个盘子走到他们面前，成元功和李福坤定睛一看，是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衣服，不由大吃一惊。

服务员打着手势，意思是要把衣服交给他们。然而，成元功和李福坤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他们示意服务员把衣服送到车上，然后快步冲进客厅。

成元功和李福坤刚一进门，就见周恩来、陈毅，在吴努总理的陪同下正往外走，他们身上都已换上缅甸的民族服装。等工作人员一解释，俩人才弄明白，原来吴努总理要请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去参加泼水节。俩人这才松了一口气，仿佛一块石头落了地。

4月14日是缅甸一年一度的泼水节。每到这一天，整个缅甸的大街小巷都披上节日的盛装。人们手拿盛水工具，相互泼水、戏闹。据说，这样可以洗掉身上的晦气。

在吴努总理的盛情邀请下，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也加入了泼水大军。成元功和李福坤唯恐周恩来和陈毅有闪失，紧紧跟在身边，形影不离。等活动结束，俩人也被浇成了“落汤鸡”。

15日，代表团又在仰光活动了一天，周总理与吴努总理进行了重要的会谈。

按预定计划，代表团要于16日早晨离开仰光，直飞雅加达。因此，15日晚，代表团便开始忙碌起来，准备第二天的行程。

代表团秘书长王倬如正在自己的房间收拾着。突然，机长阿里敲门走了进来。王倬如知道，他这个时候来访定有什么要事。

得知要临时改变行程，王倬如决定不了。他立即向周恩来请示。

听完汇报，周恩来思忖片刻，一扬剑眉：“好，我们接受阿里机长的建议，马上准备起飞，你赶快通知缅方。”

为确保安全，周恩来总理指示：无关人员一律不得接近飞机；乘机人员所带行李要严格检查，并由专人负责押送到机场，经机组人员检查后再上飞机；送行人员一律站在离飞机50米以外。

尽管已是深夜，但吴努总理还是为代表团举行了一个简短、热烈的送行仪式。

月夜中，“空中霸王号”发出一阵雷鸣般的吼声，然后一扬机头，风驰电掣般消失在夜幕之中。

“空中霸王号”在云层上平稳地飞行着，代表团成员心里悬着的石头总算落了地。但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杨奇清的心里并不轻松，他知道更大的危险还在后面。

8个小时过去了，“空中霸王号”安然无恙。

为防止再发生第二个“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王倬如找到杨奇清，俩人紧急商议了一番，决定：一、在飞机加油的过程中，周恩来等代表团主要成员不离开机舱；二、在机舱内做好周总理的贴身保卫；三、严格控制无关人员接近飞机。

新加坡方面听说周恩来乘坐的飞机要停降加油，表现了极大的热情。

“空中霸王号”着陆后，新加坡机场老板亲自登上飞机，邀请周恩来等中国代表团成员到机场贵宾候机室休息。

为安全起见，周恩来、陈毅只带了廖承志、李福坤等少数几个人去机场贵宾候机室。代表团其他成员，除两名下机看守飞机外，其余人员一律留在飞机上。

英国驻新加坡高级官员麦克唐纳得悉后，也赶到机场。他是英国工党首任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儿子。对周恩来，他闻之已久，早就想见见中国这位杰出的总理。

周恩来一行，在机场老板的陪同下向贵宾候机室走去。在候机室门口，两个中国人长相的人向他们招手致意。成元功和李福坤以为是候机室的工作人员，也没在意。

一行人刚一进门，廖承志就把他们叫到一边，低声说道：“刚才冲我们招手的那两个人是国民党特务，我认识，你们要特别小心。”

李福坤和成元功知道，廖承志当时主管侨务工作，在香港时常被国民党特务跟踪，认识一些国民党特务。所以一听这话，立即着急起来。

2个小时过去了，扬声器中传出飞机可以起飞的声音。两个国民党特务见已经被注意，又找不到什么机会，便匆匆离开了，李福坤和成元功这才把心放下。

下午2时45分，“空中霸王号”重新腾空而起。

3个小时后，“空中霸王号”顺利地完成了它的使命，徐徐降落到雅加达机场。

机场上，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密密麻麻的欢迎人群被挡在警戒线以外。看到欢迎的人群，代表团成员不由想起已经牺牲了的11位同志。他们本该先一步到达这里，也应该加入到这欢迎的人群里面。然而，现在却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一想到这，每个人的心里都沉甸甸的。

周恩来总理率先走下舷梯，与前来迎接的印度尼西亚外长苏纳约和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握手、拥抱。

在机场上，周恩来总理对欢迎的人群和中外记者，发表了热情扬溢的讲话。随后乘车赴代表团住地。

为迎接代表团，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准备了7部车。从安全方面考虑，为转移视线，大使馆还准备了3辆车型一模一样的车。

按惯例，领队官员应乘坐1号车。然而，为确保周总理的安全，在安排乘车顺序时，黄镇大使建议，让自己的夫人乘坐第一辆车先行，周恩来乘坐第二辆，陈毅乘第三辆。

还好，路上再没发生什么问题，代表团顺利地抵达住地。

陈毅大手一挥：“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

16日当晚，代表团在雅加达休息一夜。第二天上午，周恩来一行乘机飞抵印度尼西亚的避暑胜地——万隆。

万隆位于印尼爪哇岛西部海拔700多米的万隆盆地之中，四面群山环绕，植物繁茂，环境优美。她虽地近赤道，但因地势较高，气候凉爽，空气清新。市内绿草如茵，繁花似锦。万隆古称“勃良安”，意为“仙之国”。早在17世纪，这里就是著名的旅游和避暑胜地，素有“爪哇的巴黎”之称。

如今第一次亚非会议将要在这里举行，万隆更是披上了节日的盛装。

18日，亚非会议在一派热烈、友好的气氛中正式开幕。

第二天，吃罢午饭，杨奇清、黄镇等几个人正在聊天，突然，大使馆的一位工作人员匆匆走进来把一封信交给黄镇。黄镇拆开一看，脸色陡然严肃起来。

杨奇清接过一看，也是吃了一惊。原来这是一封自称为国民党暗杀队成员写给大使馆的检举信。信中称：国民党保密局奉蒋介石之命，在印尼组织了一个由28人组成的敢死暗杀队，准备到万隆刺杀周恩来。

暗杀队成员均系国民党逃亡在印尼的中下级军官，他们每人领到了一支装有剧毒子弹的无声手枪和一把匕首。保密局允诺，如破坏一辆中共代表团乘坐的车辆，赏20万印尼盾。如刺中周恩来，再赏40万盾。

其实早在代表团抵达雅加达时，就曾得到过这样的消息，说国民党保密局正在与印度尼西亚的恐怖组织“铁血团”和武装匪徒进行勾结，准备在亚非会议期间进行暗杀和破坏活动。

另有消息说，毛人凤已经率一批保密局特工抵达印尼，亲自指挥这次破坏活动。眼前这封来信，证明上述消息并非子虚乌有。

有了“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教训，这次当然不能掉以轻心。代表团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杨奇清介绍了检举信的情况，提议写一个备忘录，递交印度尼西亚政府，请他们进一步加强保安措施，保证中国代表团的安全。

周恩来在地上踱了几步，然后语气坚定地说：“奇清同志，我同意你们的意见，先通过外交途径向印尼政府递交一个备忘录，要他们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大会的顺利进行！”

陈毅也要求代表团的每一个成员，要人人对总理的安全负责。最后，他把自己的大手用力一挥：“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

中国代表团的备忘录引起了印度尼西亚政府的高度重视，他们不但给军方下令，要求万隆所在地的第3军区加强对万隆的外围警戒，还从外地紧急抽调了3个步兵营来万隆，以对付蓄意在亚非会议期间进行捣乱破坏的反动武装。

在万隆市内，印尼政府则集中了2000多名警察，并从爪哇省调来不少便衣警察。此外，还采取了从民间收缴枪支、划定会议期间戒严区等措施。

对于中国代表团，印尼政府还给予了特别关照。他们专门派一名陆军上尉作为周恩来的安全副官，另配5名警察作为随身警卫。

周恩来外出，除有两辆摩托车开道外，还加派了宪兵吉普车随卫。在中国代表团驻地，印尼政府特地派了8名宪兵、8名机动警察和3名便衣进行警卫。周恩来的司机也是印尼政府派专人从运输公司挑选出来的。

对于印尼派来的军警，代表团除给予热情的接待外，在生活上也给予了格外的关照，以使他们切实负起责任来。杨奇清副部长还代表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请印尼军警吃饭，赠送纪念品。

对于警卫工作，杨奇清则代表中国代表团向负责警卫的印尼军警明确了几条：随身副官和司机可随代表团工作人员一起用餐；周恩来乘坐的汽车，用完后不得离开代表团住地。

中国人的热情、好客，使印尼军警深受感动。

为保证中国代表团的安全，中国和印尼的安全保卫机器全速运转起来。

然而，国民党保密局并没有因此而收敛他们的罪恶活动。

在万隆一家大饭店豪华的套间里，几个人正在阴险地密谋着。为首者正是亲自部署炸毁“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国民党保密局大特务周赋成。

当得知“克什米尔公主号”被炸坠海后，周赋成高兴得差点没背过气去。他忙不迭地向毛人凤报告，坐等蒋介石亲自为他加官晋级。

哪知，不久又传来消息，说周恩来并没有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上，而是乘“空中霸王号”去了仰光。结果，周赋成不仅没有得到什么奖赏，反而被毛人凤骂了个狗血喷头。眼下，他又受毛人凤的派遣来万隆，准备再度行刺周恩来。

第二天一早，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正在做出席会议的准备工作，突然，代表团住处四周传来一阵吵闹声。原来，是一群不明身份的人组织的所谓的“华侨代表团”。他们一边高呼反动口号，一边大声嚷嚷着，要见周恩来总理

在这些人之外，有几个头戴凉帽，鼻梁上架着深色墨镜的旁观者。他们不时地东张西望，神色有点紧张，像是在等待什么人的出现。其中一人的手里还牵着一条带金属项圈的德国纯种狼狗。离他们不远，还停着一辆高级轿车。

这几个人的举动引起了杨奇清的注意。因为他早就听说，国民党保密局曾制定了一个代号为“凯达”的暗杀周恩来的计划，企图用狗携带炸药，刺杀周恩来。据说，毛人凤对这个计划非常欣赏，还专门拨出1万美金，用来训练这条狗。

情况紧急，杨奇清立即打电话向印尼警方报警。

没过多久，几辆警车一路鸣着警笛开到中国代表团的住处。示威的人群见警察来了，立即骚动起来。警察们挥舞着警棒驱赶着捣乱分子。

这时，有个警察发现了来历不明的警犬，便走过去，准备盘问。那几个戴凉帽的人见势不妙，带着警犬立即钻进轿车，一溜烟地开走了。

国民党保密局精心策划的暗杀计划又泡了汤。

周恩来挥笔题词，祭奠英灵

不管一些人愿意不愿意，第一次亚非会议还是顺利地进行着。

就在全体会议即将结束的紧要关头，周恩来登场了。周恩来健步走上讲台，刚才还吵吵闹闹的会场立刻鸦雀无声，全场都在屏息倾听。

周恩来的发言在会场上引起的了强烈反响。主持会议的印尼总理，还有印度总理、缅甸总理等一些代表纷纷离席，去和周总理握手。

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求同存异”，也成了万隆会议的象征。通过这次会议，长期被隔绝和分离的亚非国家第一次进行了接触，打开了正式建交和互助合作的道路。许多人来时素昧平生，去时已成知交；许多人带着误解而来，带着友谊回去。

中国代表团在万隆会议上风云一时，中国代表团的安全保卫工作也做得滴水不漏。根据会议的日程安排，杨奇清精心策划确定每天的保卫方案。

成元功和李福坤专门负责保卫周恩来，俩人所带的手枪都是子弹上了膛的。每逢周恩来离开住地去会场或拜会其他代表团，成元功和李福坤总是不离其左右。遇到复杂情况时，俩人干脆把周恩来夹在中间。

历时7天的万隆会议在悠扬的乐曲声中落下了帷幕，中国代表团也安全顺利地返回国内。然而，周恩来的心却一直在关注着“克什米尔公主号”一案，关注着牺牲了的烈士们。

5月9日和5月15日，周恩来先后两次召见英国驻华代表艾惕思先生。

在谈话中，周恩来表现出了坦荡的政治胸怀和高超的外交艺术。他首先请艾惕思先生就中国代表团途经新加坡受到英国高级官员盛情款待一事向英国首相转达谢意。

对于“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问题，周恩来说：“鉴于不幸已经发生，再加指责也无济于事。”

接着，周总理希望英国政府指示香港当局同我方通力合作，尽快侦破此案，使真相大白于天下。

5月15日，艾惕思向周总理转达了英国首相艾登的答复：英国愿意与中方通力合作。

在那片不幸的海区上，海面早已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然而，在香港，一场紧张激烈的侦破斗争又拉开了帷幕。鉴于“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被炸是国民党特务分子在香港作的案，飞机又是离开香港后，在印尼领空爆炸失事的，罹难者来自中国、越南、印度、波兰、奥地利等5个国家，因此，对侦破这一重大的国际性案件，港英当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时间，“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再度成为香港市民的头号话题。

5月18日，中国政府代表和印度政府代表抵达香港，协助香港警方侦破此案。当天下午，中国政府代表将一份绝密资料当面交给香港总督。

港督看完材料后，他提笔签署了命令，缉拿所有罪犯。

从5月18日到6月1日，半个月内，香港警方共传讯了88个涉嫌者，被拘留的有19人之多。尔后，香港警方又逮捕了8名与国民党特务机关有直接联系的人。

经过连续的审讯、取证、核实，终于彻底揭开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内幕。

这一举世震惊的暗杀计划，均系国民党保密局一手策划，其目的是暗杀周恩来。该案主使者是周赋成，实施者是周驹，保密局香港情报站参与了策划。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香港当局不顾我国政府的一再交涉，最终竟以“证据不足”为由，先后将拘留的人犯包括证据确凿的要犯予以释放。如此严重的国际性案件，最终竟不了了之。

“克什米尔公主号”遇难人员的遗体最后汇集到新加坡。由于难以辨认，在征得各方面的同意后，在新加坡统一进行火化，将骨灰运回北京。

中国政府决定：以“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的名义，将包括3名国际友人在内的殉难者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并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公葬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