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康省：守护西藏的“国之藩篱”，抗战到底的“最后底线”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曾经称雄亚洲的大清帝国日渐衰落，再不复当年之勇，特别是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作为亚洲传统强国的大清帝国被新兴的日本帝国击败，大清国最后的尊严被扒的荡然无存。甲午之后，列强掀起了侵略中国的狂潮，作为列强中“第一搅屎棍”的大英帝国自然不会放过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英国侵略军纠集英属印度的英印军在1888年和1903年，先后发动两次入侵西藏的战争，侵占藏南地区，并在西藏内部大力培植亲英势力，因为当时清军自顾不暇，无力将英国人驱逐出西藏，但自始至终没有承认英国人扶持的傀儡政府。

为有效占据西藏，彻底将西藏地区分裂出去，英国人怂恿策划西藏傀儡政府，三次向西康地区发动军事进攻，妄图夺取这个川西重镇，彻底阻断西藏与内地的联系，已达到“事实独立”的局面，英国人真可谓是狼子野心。面对如此险峻的局面，当时的有识之士就认识到，要想有效经营西藏地区，保有西藏12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必须先治理好西康地区，将其打造为沟通西藏与内地的“桥头堡”。西康地区位于今天四川省的西部，地处四川、云南、青海、西藏四省之间，是青藏高原与内地的过渡地带，扼四川入藏的交通咽喉，所以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更是兵家常争之地。

1904年，四川省建昌道员赵尔丰向四川总督锡良呈上“平康三策”：一为“将腹地三边之倮夷，收入版图，设官治理，……三边既定，则越巂、宁远亦可次第设治，一道同风”；二为改康地为行省，改土归流，设置郡县，以丹达为界，扩充疆宇，以保西陲”；三为“改造康地，广兴教化，开发实业，内固蜀省，外拊西藏，迨势达拉萨，藏卫尽入掌握，然后移川督于巴塘，而于四川、拉萨，各设巡抚，仿东三省之例，设置西三省总督，藉以杜英人之觊觎，兼制达赖之外附”。据称：“锡良嘉其议，据以入奏，廷旨报可。”这是一个较为系统的经营西康的计划，其核心内容是改土归流，西康建省，卫川图藏御英。

光绪皇帝（实际上是慈禧主政）收到锡良的奏报，觉得计划可行，遂下诏从宁夏、青海之例，先置川滇边务大臣，驻扎巴塘练兵，以为西藏声援，整理地方为后盾。川、滇、边、藏声气相通，联为一致，一劳永逸，此西南之计也”。并破格提拔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具体落实川边地区改土归流事宜。赵尔丰到西康后，雷厉风行，迅速平定巴塘之乱，稳定局面，1911年，赵尔丰因功升为四川总督，当年，上奏朝廷在西康改设行省，并拟名“西康省”。后因清王朝垮塌、赵尔丰也被刺杀，导致西康建省被搁置。

辛亥革命后虽然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到晚清以来的衰弱局面并未扭转，窃取辛亥革命果实的北洋政府更是把中国带入了军阀混战的极度混乱局面，内地尚且打的一片糜烂，更没有人会注意那遥远的大西南深处的西康局势，于是这里就成了土匪、军阀们肆虐的天堂。至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成功，基本统一全国，为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治理，在长城以北先后设置了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四省，史称“塞外四省”或“塞北四省”。同年8月，西康及西藏代表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改康藏为三省，但因为西康远离内地，交通不便，况且临近的四川尚且处于军阀割据的状态，国民政府政令连四川都通行不了，更何况遥远的西康，于是建省之议再次被搁置。

抗战爆发后，日军占领中国半壁江山，东南沿海地区几乎全部沦陷，国民政府最后被迫迁都重庆，大西南各个省份，成为抗战最后的基地，随着大量中央军涌入西南地区，国民政府得以有效控制四川，此时的西康战略位置更加重要，它不仅是连通西南，西北的重要枢纽，更是通往印度，缅甸的重要通道。于是，在1939年1月1日，国民政府成立西康省政府，省会康定。西康建省之后，先后开通康青，康滇，康川公路，并开辟了一条川，滇，印的抗战国际运输线，加上西昌的小庙机场，这就是著名的“驼峰航线”。后来又修建了中印公路，接收国际援助物资，为坚持抗战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1942年，日军攻陷缅甸，切断滇缅公路，并攻入滇西，大有从云南攻入重庆的势头，当时重庆人心浮动，外国使节甚至都准备撤侨，国民政府甚至都准备迁都西康的重镇西昌，可见当时的西康对抗战的重要性有多大，毫不夸张的说，它就是抗战最后的底线和堡垒。

1950年3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国民党军于大陆的最后据点西昌，旋即，解放西康，不久后又从西康出发，进军拉萨，解放西藏，120万平方公里雪域高原重归中华版图。

1955年，新中国从新的形势下考虑，撤销西康省，其辖区以金沙江为界，金沙江东划入四川省，金沙江西划入西藏自治区。西康省作为管理川藏地区的前哨，在维护地区稳定和促进民族团结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