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关员自己的故事 - 一次“满头大汗”的设备维修

2020年2月26日，我国通报首例新冠肺炎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疫情外防输入的压力陡然上升，首都机场口岸防疫一线的氛围也越来越紧张，关员们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我和同事们都知道，一场与疫情正面交锋的大考即将来临。

首都机场海关关员使用移动隔离单元将高风险旅客转送至救护车

2月28日深夜，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宁静。正在首都机场海关监控指挥中心值班的我接到北京市通报涉疫风险信息，首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的3名密切接触者即将乘坐某航班于29日清晨8点左右抵达首都机场2号航站楼。放下电话后，我的心跳得很快，我知道外防输入第一场“遭遇战”到了。墙上的挂钟指向23点30分，距离战斗正式打响，只剩8个多小时。

虽然已是午夜，整个首都机场海关迅速被调动起来，旅检、航监现场集中优势兵力和具有医学背景的骨干力量组成了一个30人的处置团队。我被编入设备保障组，负责现场测温设备的调试和使用。为了实现高风险航班与同时段到达的其他航班分区隔离验放，T2航站楼214机位被划定为临时处置专区。排兵布阵、细化流程、桌面推演……那天晚上，监控指挥中心会议室的灯彻夜未熄。

首都机场海关关员正在对入境旅客进行体温检测

带队关领导向我们提出的要求是，既要以最严标准对风险航班及人员实施检疫监管，又要以最科学流程降低同机旅客以及同时段抵达航班交叉感染的可能性。“务必科学做好防护，保护好我们每一位同志。”这是领导最后反复叮嘱的一句话。站在集结完毕的队伍中，我内心升腾出一股豪情。

2月29日8点55分，载有390名旅客和15名机组人员的某航班停靠在T2航站楼214廊桥。我和同事们早已身着防护服严阵以待，8辆转运救护车、18辆大巴车也已经在机坪就位。很快，登临检疫的同事便锁定了3名密接人员，并将他们引导到了流调岗。因为穿着严密的防护用品又没有辅助流调的电子系统，听力和说话音量都有影响，同事们只能通过扯着嗓子喊的方式开展流调，几十项问题问完后，大家的嗓子都已经哑了、身上也湿透了。

首都机场海关关员在对入境航班开展登临检疫

密接旅客转移至隔离救护车后，工作人员对环境进行消杀。此后，剩余旅客和机组开始下机。为了将航班风险外溢的可能性降低到最小，我们在廊桥内设置了移动式红外测温仪，并配套设置了流行病学调查和医学排查区域，打造了针对该航班的临时处置专区。现场工作按照预案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意外却发生了。由于作业现场环境温度不稳定，测温仪突然出现了异常，我马上向指挥员请示。指挥员命令我们立即暂停人员下机，由我加紧维修测温仪，排除故障。那一刻我感觉自己仿佛是一名拆弹员。虽然身在嘈杂的廊桥上，我努力屏蔽外界的一切声音，咚咚的心跳声催促我争分夺秒地调试各个参数设置。三分钟后，测温仪恢复正常，防护服里的我已经满头大汗。当我比出“OK”的手势后，同事和领导们都松了一口气。经过体温筛查，我们发现了两名体温异常旅客并转移至隔离救护车。其余无异常旅客通过临时卫生检疫通道后登上了前往地方隔离点的大巴车。

经过了6个多小时身着防护服的高强度工作，航班终于验放完毕。我和同事们就像充满气的气球突然被放空，瞬间感觉又累又饿，都瘫坐在地上。最终，经我们排查发现并向指定医院转送的5名高风险旅客中，有2名新冠肺炎核酸检测呈阳性。第一次大考，我们顶住了。（作者为北京海关关员邵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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