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指的是文治与教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文化政策则是文化在政治上的运作，是统治阶级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意志的具体体现，是统治阶级在文化领域所采取的一系列制度性规定、原则与要求的总称。

曹魏政权是一个短命王朝，只存在了四十多年，但是曹魏政权上承两汉，下启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重要转型期，在文化领域，一方面，曹魏政权继承了两汉以来的儒学传统，使儒学思想得以继续传承。另一方面，由于从大一统走向分裂、佛教的传入、玄学的兴起以及儒学本身出现的变化。

为了社会的稳定和文化的恢复，曹魏政权对文化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一些新的制度孕育而生，这些制度对两晋南北朝甚至隋唐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儒学政策

自两汉以来，儒学逐渐成为官方主流学说，特别是在东汉时期，统治者极其重视儒学，儒学成为封建统治伦理的基础，当时的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经明行修”，儒学与出仕从政紧密结合，使得社会上出现了一批世代为官的儒学大族。

东汉末年，朝政黑暗，统治者信任宦官，宦官一旦把握权柄，无不结党营私，祸乱朝政，引起儒学出身的正直士大夫群体的不满，他们激烈反对宦官擅权，宦官集团诬蔑这批士大夫为“党人”，为了打击士大夫集团，先后实行了两次党锢，儒学及儒士集团受到了沉重打击。党锢之祸使得东汉王朝的统治更加腐朽，随后的黄巾大起义则加剧了东汉政权的衰亡。

虽然在地主武装的联合绞杀下，黄巾大起义最终被平息，但东汉政权从此名存实亡，东汉中央政权从此丧失了对地方的控制力，那些依附中央政府的儒学官方机构，也不复存在，儒学在形式上式微。不过掌握地方政权的割据势力及其统治集团，毕竟还都是在儒学盛行的东汉王朝浸淫成长。

魏初，北方的政治、经济形势已经基本稳定，军事斗争也趋于缓和，三国鼎立的局面确立。基于这样的背景。魏文帝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维护和巩固曹魏政权，其中在文化上最重要的措施就是重新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他的一系列政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尊孔和重儒。

（一）尊孔

首先是对孔子的尊崇。孔子作为儒学思想的开创人物，被尊为先圣，历来信奉儒学的封建统治者都对孔子尊崇备至。魏文帝为了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也采取了一系列尊奉孔子的政策。他充分肯定了孔子尊崇的圣人地位，并分封孔子后人，给予显耀的荣誉地位。

紧接着又命令当地的官员修复在转乱中受到破坏的孔庙，派遣士兵戍卫孔庙，又在孔庙外修建房屋，委任当时著名的学者在那里研究儒学经典。一系列尊奉孔子的诏书和官令提高了儒学的地位，扩大了儒学的影响力，于汉末丧乱之际衰落的儒学逐渐回归到官方统治思想的地位上来。

（二）重儒

其次是对儒学的重视。早在延康元年，曹魏代汉之前，曹丕就任命学识渊博的儒学大师郑称教授世子曹睿，并要求郑称以儒家经典教导曹睿，可见曹对儒学的重视和其正统性的认可。

曹魏政权正式建立的第二年，曹就按照儒家礼仪郊祀天地、建立明堂。在回复儒家礼仪的同时，曹魏政权还积极地起用儒士。

景初中魏明帝时期，当时的宿儒苏林和秦静已经年老，魏明帝恐怕他们的学业后继无人，于是一方面强调儒学重要的教育教化作用，认为儒学经典的传承不可或缺，另一方面鼓励学者去继承苏林等人的学业，并许以髙官厚爵。不遗余力地去推广儒学，确保儒学的传承。

曹魏政权不仅对小皇帝的教育内容完全取于儒学经籍，依然坚持着曹氏三祖重儒的传统，而且制度化了《礼记》中记载的释奠礼。突出体现了重儒和德治已经成为曹魏的主流统治思想。

曹魏统治集团的构成决定了曹魏政权重儒的文化政策。最高统治者一般受儒学教育的培养。魏文帝亲自任命的曹睿师傅郑称是当时的大儒。三少帝中，齐王芳系统地接受了经学教育，曹髦可以与太学博士讨论经义。可见曹魏的最高统治者，都是在儒学浸淫下长大，自然在政策上倾向于重儒。此外，曹魏统治集团内部的汝颖集团大都出身于世代儒学的世家大族，儒学是他们入仕的主要途径，他们利用自身的政治地位，积极为振兴儒学献言献策。

二、教育政策

（一）重建太学，恢复儒学传承

三国时期，各割据政权为恢复正常的统治秩序，比较注意学校教育。其中曹魏政权在这方面起步较早。曹操于建安二十二年（公元年）建洋宫于邨城南。这时候建立的泮宫虽然不同于东汉时期的太学，但实际上是当时的最高学府。曹不继位不久，出于培养人才和笼络世族集团的需要，即于黄初五年（公元年）创立太学于洛阳。

魏承汉制，太学仍归太常掌管，太学置经学博士，博士隶属于太常，因此也称为太常博士，以儒学为主要教学内容，命令地方政府输送那些愿意学习的知识分子到太学接受儒学教育。

魏承汉制，在教学管理和教学形式上基本沿袭东汉时期的太学制度，太学教授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设博士十九人。但由于汉末董卓之乱后，东汉的太学博士失去了官职，他们教授的今文经学逐渐衰落，与此同时，民间学者的古文经学日益兴盛。曹魏时期的太学，古文经学已经取代了东汉时代今文经学的正统地位，太学教授内容己经以古文经为主，博士数量上古文博士也占优，儒学已经有了极大程度发展。

（二）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

曹魏政权重视地方官学教育，早在建安八年，曹操击败袁绍后就下令：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者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益于天下。曹操身处战乱，能认识到兴办教育、传承儒学和儒学伦理的重要性，实在难能可贵。

地方官员对教育的重视往往又能对国家层面的教育提供积极影响。当时一个县的官学学员都已经达到四百人之众，而且还有来自远方的游学之士。

（三）繁荣的私学教育

东汉时期，由于察举制和统治者对儒学的重视，儒学和做官结合起来，一些儒学大族由累世经学而致累世公卿，儒学上升为士人进入政治的钢匙，东汉的太学因而盛极一时，学生最多的时候达到三万人。在官办太学兴盛的同时，地方的经学世家为保持其政治地位的延续，也极为重视对子弟的培养，而一些有志之士，为了进入仕途，也不辞辛苦，投到名儒门下受教，东汉时期的私学盛极一时。

曹魏统治者在稳定了政局之后，为了得到门阀地主的支持，恢复了察举制度，重新将儒学和做官结合起来，知识分子又可以通过儒学进入仕途。再加上后汉吋期的私学传统犹在，曹魏时期的私学教学出现复苏的局面。

三、图书管理与史官制度

（一）重视图书与典籍的搜集工作

东汉末年，由于董卓之乱引起的动荡，东汉首都洛阳城几乎成为废墟，东汉的官府藏书受到了几乎毁灭性的破坏。

曹魏的官藏图书的搜集工作就是在这样的大丧乱后逐渐恢复的，成就也是三国中最为卓著的。

《后汉书》记载曹操本人还曾向大文学家蔡皇的女儿蔡琰索要图书，曹操的重要谋臣袁换在魏国建立后也向曹操提了搜集建议。

（二）设立官府藏书机构秘书监

为了储藏收集的图书典籍，曹魏设立秘书监一职，职掌官府藏书。

秘书监一职，早在东汉就已经出现，但曹魏时期的秘书监和东汉又有所不同。秘书监一职的设置最早出现于东汉桓帝延熹二年。东汉时期的图书典籍藏在东观，汉桓帝时期，开始任命著名学者任秘书监一职，负责图书典籍的收集校订工作，这时候的秘书监隶属于太常，因为东观储藏负责图书典籍不对外开放，具有国家机密的性质，所以称为秘书。

而曹魏时期的秘书监则有很大不同。曹操时期为了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进而控制朝政的目的，设置了秘书令一职，职掌尚书奏事。也就是通过秘书令操纵中央政府的尚书，把尚书的权力转移到秘书，也就是把机要决策的权利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这一时期的秘书令，主要职能相当于后世的中书决策机构，图书的典藏校订工作反而成为其附带职能了。

除了职掌艺文图籍，秘书监还负责其他图书及诏敕等副本的收藏保管等事宜。秘书监的设立为曹魏时期的图书编撰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最显著的成就是《皇览》的成书以及四分法的创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