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丨玛丽娅：民族寓言的张力与新时期文学的自信力

民族寓言的张力与新时期文学的自信力

——评聂茂的《中国新时期文学自信力》

文/玛丽娅（新西兰）

站在21世纪地平线上，中国新时期文学要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把握世界潮流，增创自身优势，加强文学评论的“中国元素”和精神内涵，唯其如此，中国新时期文学才能更好地繁荣和发展，才能真正融入世界文学大家庭中。中国新时期文学创作群体的共同努力，冲击了第一世界文化霸权的“自在预想”，充实、拓展和丰富了西方话语之本身，使人们更加客观地认识到中国新时期文学在“世界文学”大家庭中有着“不可轻忽”的意义。聂茂的《中国新时期文学自信力》价值重大，针对性强，既有政治高度，又有学术厚度。作者视野宏阔，既有对西方话语体系的深入了解和思考，又有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全面把握和深刻认识，全书逻辑严密，气势雄浑，创新性强，理论基础扎实，学术功底深厚，文本分析颇具特色，能激发中国作家的荣誉感，给人信心和力量。

聂茂在书中反复强调“现代性”对于中国文学的意义，并提醒学界在深刻把握“现代性”这条主线和西方理论的轴线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并运用这些理论对中国新时期文学进行还原性解读时，一定要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和文化本土的具体语境。李欧梵认为，中国的现代性是一种知识性理论附加于其影响之下产生的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然后变成都市文化和对于现代生活的想象，然后变成都市文化和对于现代生活的想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老照片》之类“怀旧病”的流行，它实质上触及了民族记忆与意识形态。这个时期作家作品中的个体叙事与集体叙事，历史真实与心理感应等拓展了后殖民性问题。实际上，对中国具体语境的把握从李泽厚的转变也可以看出，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类本体论”到九十年代的“吃饭哲学”，李泽厚总结了中国二十世纪政治话语和思想文化问题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反省，它也是对西方现代性和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反思。

因此，对西方各种理论我们不是机械的照搬，更不是全盘“克隆”，而是要站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扬弃和发展。比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文坛和文学理论界对“后现代”理论的继续和发扬就是这样的：“后现代”在中国始于改革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外部世界的感知，而终将落实于更多的中国人在当前对自身历史境遇和文化可能性的意识和探测。因此，“中国后现代”的基本问题是把当代中国不但视为世界“后现代”历史阶段及其文化的消费者，而且也视为这种边界和内涵都不确定的历史变动的参与者和新的社会文化形态的生产者。中国文坛和文学理论界谈论“后现代”不是为了满足这套理论话语的内在欲望，而是要对当下中国社会文化做出有效的分析，对自己所处的历史空间进行反思和批判，也就是刘康所说的，“以理论的普遍性话语来透视中国文化的转型期问题，并且反过来再以中国的实践诘问理论的普遍有效性和合理性”。这种“诘问”恰恰说明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对西方权威理论不是盲目屈从，而是审视和怀疑，比方，杰姆逊通过分析鲁迅先生的一二个文本就断定中国甚至所有第三世界文本都是“民族寓言”，那么，中国作家要“诘问”的是：难道卡夫卡、福克纳或詹姆斯·乔伊斯的文本就不能读成是第一世界的“民族寓言”吗？有了这种“诘问”和“审视”，就将中国、乃至第三世界长期以来没有主体性、处于“被审视”的“弱者”臣属地位（杰姆逊语）从第一世界文化霸权的“压迫”中解放出来。

事实上，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创作群体（作家和文学评论家，进而延伸到广大知识分子）在对西方话语体系学习和借鉴的同时，总是结合本土的具体语境，对“输入”的理论进行修正、扩充和丰富。例如，西方启蒙话语的最大弊病是社会解体，即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家庭、社群和国家等的撕裂以及伦理价值崩溃、没有整合社会的润滑剂，中国知识界在借鉴西方启蒙话语时，看到了其中的“弊病”，并自觉运用文化传统中的“和谐精神”进行修补，突出民族主义的“整合力”。但当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被推向极端，成为极权主义的权力工具时，中国知识界又反过来用西方的民主、自由和个性主义对民众进行“启蒙”，使西方话语既“为我所用”，充实本土的理性资源；又取长补短，丰富西方话语本身，也使得第一世界对中华民族特殊的精神品格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尊重及其“借鉴”和“吸收”。 诚如赵毅衡所指出的那样，二十世纪西方思想的主题，是现代性：先是推进深化现代性，后有反思批判现代性，最后试图代之以后现代性。有趣的是，每一步都起关键性作用的文化人“借鉴”了中国文化——当然是外行地借鉴。世纪初在各个文化领域中推进现代意识的人，哲学家如罗素、杜威，文学理论家如瑞恰慈、燕卜森，政治学家如狄金森，美学家如傅莱，诗人如庞德、罗厄尔，都对中国文化给予令人感动的赞美，而且认为中国古代哲学，诗学，美学，具有“惊人的现代意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文化界的主流对现代性作反思批判。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成为他们批判现代性的重要依据。最早是一批人道主义作家，如托尔斯泰、罗曼罗兰、毛姆，以中国文化的受辱，抨击现代性与殖民主义之间的伦理矛盾；二三十年代，马尔罗、斯沫德莱、休斯、伊文思等作家艺术家，则进而寄希望于东方革命；奥尼尔、杰弗斯，以及五十年代出现的“垮掉派”诗人作家，希望在道佛的清虚无为中找到对西方“过分的浮士德精神”的平衡；布莱希特、梅耶霍夫、阿尔陶等人推进的实验戏剧运动，则以中国戏曲为理想舞台，藉以形成对意识形态的批判。西方思想界从六十年代后期，出现剧烈变化。从文化逻辑上，这是上述第二波的自然延伸。一连串的政治事件，主要是越战、中苏对立，以及文化革命，直接推动了新思潮的兴起。存在主义的亲中国精神，在安东尼奥尼、沃霍尔等人手中变成中国图像，在斯奈德、布莱等人的诗中与“深度生态主义”结合；六十年代末，法国结构主义突破进入后结构主义，德里达、索莱尔等人，以中国文字/文化传统颠覆西方的逻各斯中心，阿尔都赛、福柯、克里丝蒂娃等人，以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进行言说权力分析。此后，杰姆逊以中国为分析对象，把后结构主义导向后现代主义。

聂茂围绕杰姆逊的“民族寓言”说，主要分析新时期之初涌现出来的文学主潮，包括伤痕文学、朦胧诗、寻根文学、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并分别用文学引力、文学张力、文学推力、文学锐力和文学韧力五个维度进行统领和概括，指出新时期文学经过伤痕的摸索前行和朦胧诗效应后，终于迎来了寻根作家的突围、先锋小说的革命和新写实的精彩表演。全书每一章都有时代背景的开掘、相关理论的阐发和代表性文本的分析。例如，在分析伤痕文学代表作《伤痕》时，利用克里丝蒂娃的文本互涉理论，不仅把它与鲁迅的《祝福》进行对比，而且对杨沫的《青春之歌》进行历时性解构，突出王晓华和祥林嫂之间存在“讽刺性差距”，彰显女性成长寓言痛苦的心路历程。朦胧诗的出现可以视为第三世界文学现代化之路的镜像，这里既有引路人与成人仪式的戏剧性冲突，又有“受审者”变成“审判者”角色转换的偷窥阴影，朦胧诗创作群体的“反叛精神”催化了“寻根文学”的开展，揿亮了“先锋小说”的前进之灯。寻根文学作家试图从“非典籍化”民间话语的根系里开发出具有第三世界文学独特精神命脉的文学场域，但他们有着“亚文化崇拜”的心灵冲动。在对《爸爸爸》和《女女女》分析时，主要聚焦文化内驱力，显示中国传统文化的整合力。而在先锋小说中，介绍了先锋小说的元理论，对马原活页小说的意思之域和余华人性恶中的小叙述进行阐发，并对残雪《山上的小屋》进行了细致的精神学分析。新写实创作者在审美追求上有着“全息性预设”和“共益性预设”的创作特点，在“共有的经验”的虚构叙事中喜欢“以统摄的、全盘掌握的信息”对原生态生活进行精细描写，代表作《风景》有着独特的批判意识和价值承载，虽然新写实的经典文本隐喻着创作主体的生存“尴尬”，但也寄寓着他们透过文化生产对权力场域进行“反抗”的精神指归。

中国新时期文学创作群体的共同努力，冲击了第一世界文化霸权的“自在预想”，修补、充实、拓展和丰富了西方话语体系之本身，使人们更加客观地认识到中国新时期文学在“世界文学”的大家庭中有着“不可轻忽”的意义，主要表现在：

一、伤痕文学运用全知全能的“隐位叙事”将“文革”留给中国人民“集体记忆”的“伤痕”一层一层剥露出来，为第三世界文学之血脉承续杰姆逊“境遇意识”的家族谱系提供了例证。

二、朦胧诗创作群体中“引路人”与“成人仪式”的戏剧性冲突撞击了第三世界文学心路历程的精神余脉，为第三世界文学被压迫者的声音在苦难的浸泡中赢得“尊严”写下了沉重的一笔。

三、寻根文学作家对民族之根的发掘与暴露，对本土文明的认知与拥抱，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对民俗民风、健康人格和社会新秩序等方面都作出了难能可贵的“创造性努力”，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由此得到加强和巩固。

四、对当下生活的逃离与缝合，对意识形态的反叛与屈从，对权力场域的颠覆与妥协，对政治话语的憎恨与依恋成为先锋小说集体形象的生动写真，先锋作家将新时期文学的现代性追寻推向一个崭新高度，激活了第三世界文学的母语基础，矗起了与第一世界对话的“文学城堡”。

五、新写实作家的原动力是无处不在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结合着实用的恢复力、生存本能以及对理想和信仰的献身精神，形成了独有的“坚韧面”。

六、现实主义冲击波既是对传统儒家文化价值之发挥，又是对激进思潮割裂国家与个人关系之修复。新女性主义作品充满了情欲的尖叫和“红灯区情结”，创作者毫不掩饰自己的欲望和攻击姿态，她们向男性沙文主义提出公开的挑战。

七、“暧昧和多义”是九十年代文学作品中的突出表征，文本中大量的讽谑、反禁忌、游戏化、粗痞化的话语，营造了一个独立于主流话语之外的精神空间。

研究发现，中国新时期文学在实施全球化战略时，不可能一下子站到中心，也不可能不失去一些固有的民族文化特征，但这种失去是为了更多的得到。这种方式不仅仅是“从边缘到中心”的无奈选择，更是为了对世界文学中心的消解并重构新的中心及其影响世界文学之创作策略。

聂茂很好地运用了文学、美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等跨学科研究法，以及文献综述法和个案分析法等相结合，既注重新时期各文学主潮之间的内在联系，又对各个时期的代表性作品进行深度剖析和阐发。全书由一经一纬一主线贯穿始终。经线是各个文学主潮的时代背景、思想基础、理论支撑等精神脉络，纬线是各个文学主潮的代表性作家和作品，而主线就是在追赶第一世界的现代化之路中创作主体的心灵诉求，即把个人“小我”与“国家”大我融为一体，把 “为民代言”与“文以载道”等传统中国文人的家国情怀和情感冲动投射到文本中。本书还结合中国实情和本土文化的具体语境，对新时期文学主潮中的经典文本进行“解码”，并对各个时期创作群体的特征进行“把脉”式“阐释”，实现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学术创新：

首先，全书用文学实力、文学引力、文学张力、文学推力、文学锐力、文学韧力和文学活力共“七种力”组成新时期文学自信力的全新构图，借用引力、张力和推力等物理学上的意义进行文学的深度阐发和分析，颇具雄心。

其次，获得历时的“深度”。如分析伤痕文学，将卢新华的《伤痕》（1978）和鲁迅先生的《祝福》（1928）以及杨沫的《青春之歌》（1958）进行解读。这种解读不是机械地照搬克里丝蒂丝的“文本互涉”理论，而是批判式继承和发挥，既对这个理论中巴赫金“狂欢节”结构进行了拓展，又将杰姆逊的“民族寓言说”进行补充。

再次，具有共时的“广度”。如寻根文学中对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进行并置分析，不仅借鉴杰姆逊的相关理论，又调动了福柯、赖希等人的理论以及后现代、后殖民的有关学说，对同一个作家在同一时期两篇主题相似、而视角不一样的作品进行全方位解码，从中发现寻根文学作家“理念设计”的创作诉求。

第四，彰显立体的“厚度”。如对朦胧诗代表作品进行了跨时空、跨性别的精神学分析，回答了“中华性”与“世界性”、个人“小我”与民族“大我”的内在关系。

总之，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新时期文学也发生了重大转变，由被别人选择变成由自己选择。在这个由“被看”转变成“看者”的过程中，各种声音都有，作家和评论家要有自己的立场和价值判断，认真关注和思考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世界性问题。在世界文学的舞台上，中国不是任何“他者”的文学附庸，中国应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既让西方思想资源为我输血，又不妄自菲薄，唯洋是从。同时运用优秀文化传统和中华美学精神，结合中国特殊国情和本土文化的具体语境，条分缕析，深刻揭示当今中国社会存在一种颠覆与愈合、解构与重建、撕裂与规范、边缘与中心、受制与宰制、商业与政治等隐性结构的深度模式或“文化秩序”。中国作家在输入全球普遍性视野的同时，努力从事本土性或区域性的建构，既思考世界文学可能共有的审美价值尺度，又着力发掘和创造处于世界文学视野中“中国文学”独特的审美与文化个性。这些充满自信心、真诚理性、气韵生动、不卑不亢的学术洞见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注入了新的活力。

（作者系怀卡托大学人文科学学院东亚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聂茂，著名诗人、作家、评论家，东莞理工学院“杰出人才岗位”特聘特授，中南大学湖南红色文化创作与传播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