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北怀柔山地古道述略

图文/王海

2014年，新京报有一篇《汤河口史上曾是茶马古道 清朝获封“胭脂营”》的文章。文章在概述汤河口镇历史时写道：

“汤河口素有‘茶马古道’之称。从汤河口一直往北可达丰宁、多伦和锡林郭勒大草原；往西可以到达兴盛了百年的皮货贸易集散地察哈尔，也就是今天的张家口市；往东可直达滦平和避暑胜地承德；往南100公里，就是京城了。清朝时，曾把汤河口封为“胭脂营”，主要负责开垦农田，为皇宫提供胭脂费用”。

近十几年里，有关汤河川“胭脂营”、“茶马古道”的说法在地域文化宣传中时有出现。但查涉及汤河口一带的历史文献，却毫无踪迹。而那些涉及怀柔区山地的文稿中在叙述“胭脂营”、“茶马古道”时，并没说明那些所谓的古道或胭脂营说法的出处。谈到“胭脂营”，只标明了“皇封”、“传说”；说到“茶马古道”，仅称“素有”。

其实，关于汤河口一带的古道文化在《北京通志》、《北京交通志》、《北京公路志》、《怀柔公路志》、《怀柔县志》、《滦平县志》等文献中早有记载。但其中没有“茶马古道”的定义。

然而不能否认中国的确有真正的“茶马古道”。那就是元明时期由云南——昌都——川西藏东——青海西宁的茶马古道。中央电视台曾拍摄多集大型纪录片，片名就是《茶马古道》。

纪录片以丰富的文献史料为根据；以大量的文物为实证，记录了古代的人们，用云南的普洱茶与青海、甘肃繁育的马匹，进行互市的历史。

另外，在明代中期，出于战略需要，曾有数位文臣，向内阁多次陈言，请关闭西宁等地的茶马市场，以使草原民族不能获得利于消化肉食的茶叶，继而那些长期食肉生活中的草原民族，自行退化，削弱其战斗力。这实际上就是要进行一场以“茶叶为武器”的战争。

然而蒙古多伦以东，京师以北的草原民族对茶叶的需求并不高，因为这一地区有多种植物可作为茶叶的代饮品。东蒙古最缺的不是茶，而是“棉花绒”、“布疋”、“铁锅”等。所以，文献在记录居庸关、四海冶、慕田峪、大水峪、白马关、古北口等小型“马市”或“抚赏”中的二十几种商品、物品中，根本就没有茶叶。因此，汤河口通往今丰宁大阁镇的古道不应说是“茶马古道”。

其实，任何一条道路的功能都是综合性。即使是皇帝常用的御道，也会同时用作驿传道或运输道。

近代在确定古道文化名称时，多以道路的主要功能为命名。云南的茶马古道，就是因以主要承担茶马交易功能而命名的。

因此，如要定义怀柔区山地中的琉璃庙、宝山寺、汤河口、喇叭沟门等枢纽地带的古道名称，应以其主要功能为根据。

根据文史资料，纵横在怀柔山地的古道，在不同时期，应定义为“军事通道”、“军事走廊”、“商旅古道”、“燕山驮道”。因为这些古道在历史文献中出现时，大多都是涉及征战、攻守、哨探、抚赏等活动。若从整个民族融和史来看，毕竟和平时间长于对抗。所以，如果需要进一步概括，完全可以称为“商旅古道”，何况民族之间的战争、摩擦也是民族融合的一种形式。

现简析几条史料予以说明如下。

（1）北魏时期的御夷镇（今河北赤城北）南至——龙门所——东卯镇（赤城）——高峰戍城（汤河口、琉璃庙鞍岭粱附近）、天克力（宝山寺）——黄花镇——红螺镇——宋城镇（怀柔桃山）——幽州……。这些道路基本就是沿着出山河谷，自然形成的军事通道。其中的白河、天河、汤河古道是山地古道中最重要的路段。

（2）《辽史.兵卫志》载：“契丹南伐，并取居庸、曹王峪（今怀柔山地）”。

《北京通志》在记述五代时期的契丹南伐，以及辽、金、元之间的数十次战争时称：草原民族南下时，大多数取自居庸、古北、喜峰等口。其中从古北口出入关塞的部分兵马，在关外的往返路线，基本就是今天的滦赤路。而《北京交通史》所记载发生在燕山腹地的军事活动时，多涉及白河、汤河川等地的山谷道路。

虽然这些沟深谷狭坡陡的川道，十分艰险且不利行军，但同时也有近捷之优势，在军事行动中可以实现攻击的突然性。所以，史料中涉及京北群山之间的此类用兵道路，就包含了汤河口南至石门、宝山寺至四海冶、北至四道穴、冒哈气、至独石口等山地的古道。

（3）明代涉汤河口一带军事道路的记载比较多。据明代文献《边夷入犯考》记载：“嘉靖二十九年，东西虏属夷大寇，陷古北口”。

其中的“属夷”就是曾经归附朝廷并接受年年抚赏，住在今天坝上以及今赤城、丰宁地区的朵颜三卫部族。这些所谓的“属夷”在配合“东西虏大寇”（俺达汗）进攻古北口时，曾在宝山寺、汤河口、虎什哈（今滦平地）、腰岭（今遥岭）、古洞沟等地集结南进。

“嘉靖三十二年，西虏犯河防口，官军御却之”；“嘉靖三十九年，西虏犯河防口、神堂峪，官军御却之”。

“嘉靖二十年，虏由木虎岭南行，至满桃儿分路，西南一股由汤河犯大水峪、河防口”。

木虎岭：即今丰宁县城西北部；满桃儿，即今丰宁县汤河乡满堂村。此军事路线为：今河北丰宁县窟窿山南——满堂村——稍偏向西南至汤泉（洪汤寺）——转向东南方向——大草坪——头道岭（今喇叭沟门头道穴村）——沿汤河川至汤河口——西南过黄石崖（今东帽湾村东）——南至石门山分道袭击大水峪、河防口。

“嘉靖初，贼至满桃儿，西南行毛哈气、汤河川、鞍子岭分路，东南犯石塘岭，正南犯大水峪、河防口”。

“嘉靖初，虏自大松林南行干他素、水可、察汉口、黑墨岭南，由猪头岭，分水、段伏二岭，石门山南犯河防口、大水峪”。

此路线涉及今天的杨树底下村东行——沿河至三岔口东行——崎峰茶——琉璃庙——南行至分水岭、椴树岭、石门山分拨，一拨东南行，沿大水峪水库上游河道攻击大水峪关；另一拨正南行直击河防口。

“夷由天克力南至裘厂（今秋厂村）、椒园儿（今交界河村附近），东犯神堂峪、亓连口、慕田关，俱石塘岭一带地方”。此路线涉及今汤河口镇西部村庄。

即，宝山寺东（天克力河）——沿白河（当时称此段河流为天克力河）东行，由今宝山镇大河东村越岭出鞍岭粱西沟——西南行至今天的秋厂、大地、头道梁等村——南至八道河村南分拨。

一拨南行至交界河村南，东南入神堂峪河谷，经今天的竹篱书屋——东南行攻击神堂峪关、亓连口关。

另一拨自八道河村南西行，三四里即可南击慕田峪、擦石口；正西越岭（此时北京结北至九眼楼的长城连接线还未修建）攻击磨石口关（今庄户村西响水湖）。

嘉靖二十二年秋，蒙古朵颜部，近三万人马，进入独石口（今赤城县北，今独石口镇）南下。

其中一部东南行，经杨木栅子沿天河川至宝山寺盆地，然后兵分两路，一路走渣汰河谷近逼四海冶、韩家川，意在黄花镇。

另一路沿雁栖河道在秋厂休整后，南行至交界河分股进攻河防、神堂、亓连各口和慕田峪关。

嘉靖二十三年，十二月，兵部尚书戴金上疏言，自永宁城历黄花镇、大水峪至石塘岭，有溪涧可通者，不下数十处。须斩削偏坡、填塞狭隘、挑浚濠堑、增筑台堡及时修举。

其中的“大水峪至石塘岭（今密云区石塘镇），有溪涧可通者，不下数十处”。

此数十处的“溪涧可通者”是指西起今延庆区永宁镇，东经怀柔黄花镇、大水峪直至密云石塘镇横向排列的各个水道出口，所连接的纵向北延的各条山谷河流。

因此可以看出，这数十条“可通”行的河谷川道，在明代就是以汤河口、宝山寺、琉璃庙为结点、极具军事色彩的古道。

（4）清代的山地古道。明崇祯六年，随着明军在宝山寺、汤河口一带最后一次用兵的结束。使用了一千多年的“游牧道”、“军旅道”，迅速成了商旅驮运道。尤其是清代中期至民国前期，山地的农商、牧商经济发展很快。汤河口地区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已成为坝上地区连接平原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更是贩运、驮运业者必经、必停之地。

燕山一带的果品、烟叶、荆编器、木器、木炭、棉麻布匹、生铁等商品就利用曾经的军事要道，北运大阁；南运密云、怀柔；西运赤城。

而北部坝下的土城、凤山、大阁等地的骡马牛羊、羊皮、马鬃马尾、靴帽毡品、皮袄皮绳、小米、莜面等也是沿着原来草原民族南下游牧、互市、接受抚赏、攻犯长城的道路，运至宝山寺、汤河口等地出售给南下通州的商贩。完成交易后，运夫商贩即刻备办适销商品返回。

当然，在运销过程中一些具有较强经济实力者，每次会组织多把儿驼队商品直接运至关内，甚至直接运至牛栏山或京师（“把儿”即驼队运畜数量单位，每把儿骆驼或骡马在3～7匹之间）。

清末民初，口岸大开。洋布、洋钉、洋火、洋铁、马口铁（澳门进口的铁，“马口”即澳门，葡萄牙文Macao译音）、洋镐等多种域外商品进入国内市场。来自平原城镇的大件洋货，仍是通过驼队运至山地。而碱面、灯油、镜子、针线、染料、洋沤子（读作，洋nòu子，擦脸油类，红楼梦中写为“沤子”）、洋火等生活用品，多由“货郎挑”、“货郎担”担运至山地村庄销售，或以旧物换取。

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商运活动繁忙，一些教书、说书、唱戏、耍把式、说牙的（经纪人）、相面算命的、行医的、钉马掌的五行八作也纷纷上路。至此，古代的军事走廊彻底转变成了商旅道路。

（5）清末至日伪时期古道功能。古代，人们将手持“戈”、“钺”等武器实施拦路抢劫“贝币”或宝贝的人画成图形，读之为“贼”。

因此，一些客流、物流量较大的商道以及驻足于沿途客栈、马店、羊店、货栈商贾们的“贝”，很容易被“贼”惦记。

清代晚期，由于贩运业的兴旺，再次激活了民族融合之地尚未泯灭的掠夺性。而汤河口周围曲折的山谷道路，更为那些常以武力进行非法获利的人，提供了有利条件。

因此，北起坝上的海留图，亦称海留兔（蒙语，大水滩，即今天的丰宁大滩镇地区），东至二道河贼沟，南至洪汤寺、白塔儿、大阁，再南至汤河口的商旅道路，就成了贼匪的活跃地带。

据丰宁、滦平县志记载，清末民初，这条古道两侧有大、小数十拨土匪，匪众四万余人。从当时最为流行的“宁走九龙口，不过汤河口”等民谚，就可想象到当时的商旅古道何等凶险。

因此，燕山古道曾一度成为剿匪用兵的道路。咸丰三年以后，咸丰帝频颁严旨，督令热河都统、滦平县的官军和地方武装，进行剿匪。

清代涉及汤河口、宝山寺一带的军事活动，出现在咸丰七年。据资料：

咸丰七年（1857）六月，咸丰皇帝口谕：“据直隶总督谭廷襄奏，滦平县宝山寺等地方，有矿匪与民人互斗。现令护理提督、及口北道等、分别督办。此股滦平县匪徒，是否即系丰甯县匪徒，仰系另股滋事。著谭廷襄确切查明，并因何起衅根由，据实具奏。即饬该护理提督等、认真剿办，迅速扑灭，毋任蔓延”。

咸丰七年，七月，帝“谕军机大臣等，据西淩阿、庆昀奏，热河丰宁县大阁儿地方，聚有匪徒约一二千人，焚毁衙署，抢掠铺户。业经热河道带兵前往剿办，并饬总管特克慎等，堵拿”。

“英隆奏，丰宁县大阁儿地方，匪徒聚众抢掠，经派委热河道赛音博勒格图，督带员弁兵勇，前往□道穴□又□捕。将要犯刘标等十七名，登时捦获，余匪均经杀毙，起获赃物多件”。

“窜至汤河口等处匪徒，经滦平县知县景兰等格毙一百九十余名。首犯刘幅汰，先经丰甯县知县穆翰等，带兵歼毙，并毙余匪一百五十名，拿获各犯，讯明就地正法，余匪旋各四散”。

由资料可见，清咸丰七年（1857）夏秋，在北至丰宁大阁，南至宝山寺、汤河口一带出现了大规模动乱。至于是不是农民起义，还是土匪作乱，目前尚未定性。关键在于，时任滦平县县令的景兰带领滦平县地方武装，在汤河口附近“格毙一百九十余人”的战事，是数百年间涉及怀柔山地的大规模军事事件。从此，汤河口一带的古道，在承载了二百余年的商旅功能之后，又启动了军事功能。

民国初期，又有各路军阀以及国民革命军频频从白河、汤河分路南下或东进。

1933年之后的日伪时期，日伪政府更是驱赶民众在原来古道的基础上，大修“警备路”。

抗日军民亦曾多次利用古道结点伏击日伪军。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十三军、三十五军多数次进入山地，围剿扫荡人民解放区。中共华北军区各部队，联合县的县大队曾在琉璃庙、汤河口、宝山寺一带的山道、河道两侧，开展了将近两年的反扫荡战争。

1948底年，各段山谷河川的战事渐稀，山地军民在共产党地方政府组织的生产自救、支前运输活动中，利用古老的山川古道，将解放区大后方聚集的大量小米、布匹、猪羊、军衣、军鞋等军用物资，进行调拨，藏匿或运往前线。为巩固解放区，有效地支援前线，提供了保障。

解放后，以汤河口为中心的千年古道，随着现代化交通道路的建设，渐渐走进了北京国道、省道的交通史。

通过以上简述，汤河口通往西北、正北、东北、正南的各条古道，都是从“军事孔道”——“军事走廊”——“燕山驼道”演变而成的“商旅古道”。

这些古道与云南至川藏至青海的“茶马古道”毫无关联。如果在文化宣介中，坚持将京北山地古道记称为茶马古道，不但误人，更会降低地域文化的宣传品质，使外来客人对汤河口一带的整体文化产生怀疑，以致负面影响文化生态旅游发展。

因此，企望文旅、文宣者能以史实为根据，将山地文化、河流文化、古道文化整合成高质量的文化“产品”，服务社会。

2019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