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辰倭乱时期，汉文化在朝鲜半岛为何得以广泛传播和使用？

汉文化经过中华多民族文化的丰富与历史的打磨，历久弥新、博大精深，是周边国家汲取先进文化的重要来源。毗邻中国的朝鲜半岛，同样是汉文化的受益者。

文化由人创造，人员的流动自然带动文化的传播。

汉文化在朝鲜半岛的早期渗入，同样是由于早期人员流动而产生，至汉四郡的设置使汉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播自然且深入，表明了朝鲜半岛与中国在文化上的交往时间早、过程长。

因为朝鲜半岛有着对汉文化受容的历史基础，所以壬辰倭乱时期汉文化才得以在朝鲜王朝得到广泛的传播与受容，这其中重要的文化基础有二，其一是汉字，其二便是儒家思想。

汉字与儒家思想传入朝鲜半岛后，经过历代的广泛使用与继承发扬，直至朝鲜王朝建立之时，汉字已经有了大规模的使用基础；

朝鲜王朝建立后急需清除高丽王朝崇佛风尚所带来的顽固、负面的影响，而在朝鲜半岛有着浓厚基础的儒家思想，在两朝更迭之时再次成为统治利器。

明朝作为东北亚秩序的核心，虽然不以自身政化施加于藩属国，但是朝鲜王朝急需得到明朝的承认，与明朝展开“事大”外交并且确立了典型的朝贡册封关系，同样为壬辰倭乱时期汉文化传播于朝鲜王朝铺垫了基石。

首先，汉字作为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以及华夏文明的重要象征，不仅成为汉文化保存与延续的重要一环，更加是中国各时期文化对外传播的强有力载体，甚至汉字本身同样成为汉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部分。

文字作为文化的载体，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朝鲜半岛使用汉字的悠久历史，成为汉文化在朝鲜半岛各时期传播、受容的基础，同时加快了壬辰倭乱时期汉文化良好传播的发展进程。

箕子走朝鲜是可追溯到的朝鲜半岛与中国有联系的最早记录。

箕子作为殷商贵族自然接受良好的教育，而箕子走朝鲜将殷商的诗书、制度和技术等汉文化一并带到朝鲜半岛，汉文化很可能于此开始在朝鲜半岛出现。

而后战国时代刻有“左”、“右”、“行”等汉字的“明月钱”流入朝鲜半岛，表明汉字已经零散的出现在朝鲜半岛。随着历史的发展，汉字在朝鲜半岛逐渐开始广泛且深入的传播并开始使用。

汉字在朝鲜半岛得以被接受甚至广泛使用，其原因有二：

首先，是西汉时期对朝鲜半岛一部分地域进行管理。朝鲜半岛在早期并未形成自己的文字，在秦末汉初时期，燕人卫满率众抵达朝鲜半岛，汉字开始在朝鲜半岛部分地区渗入。

而后在公元前108年，随汉武帝设置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时，朝鲜半岛作为西汉直接管理的地区，在制度、教育、文化等方面受汉朝直接影响，汉字自然而然在朝鲜半岛被广泛使用；

其次，汉字在朝鲜半岛维持了长时间的唯一性。中国隋唐时期中央集权政权的再现，对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产生了强有力的促进。

随着朝鲜半岛政权的变动，在统治者稳定政权的强烈需求下积极接受中国先进文化，更是全面保留了作为汉文化直接载体的汉字，这使得汉字仍然是当时朝鲜半岛使用的主流文字，许多史籍用汉字书写并流传下来，成为记录朝鲜半岛历史的重要史料。

公元7世纪末期，朝鲜半岛出现依照汉字而仿写的吏读文，与汉字混合使用，至1392年朝鲜王朝建立后，汉字依然作为官方文字在统治阶级与士大夫阶级使用，仍用汉字撰写史书以及当时流行的书籍。

直至1444年世宗大王时期创制“训民正音”，朝鲜王朝自己的文字逐渐形成并固定，此时汉字虽然已经不是唯一的文字，但依然代表着朝鲜王朝的官方文字。

朝鲜王朝建立前，汉字已经作为官方文字在朝鲜半岛被使用，如《三国史记》这部重要的史籍以汉字书写，更能说明汉字不仅在朝鲜半岛传播广泛并且有着较强的影响力。

东北亚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由于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各方面的先进性，逐渐成为东北亚秩序的核心，周边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受到了极大的辐射，朝鲜半岛以对汉字的接受为契机，已经开始对各时期优秀的汉文化进行主动的受容。

在地缘因素与政治外交的影响下，朝鲜半岛出现并使用汉字的历史十分久远，而汉字作为汉文化内容的载体，使得汉文化在朝鲜半岛传播时更加畅通，同时为朝鲜半岛持续受容与发展汉文化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朝鲜王朝统治阶级与士大夫阶层对汉字熟练的阅读与应用，使壬辰倭乱时期部分中国书籍在朝鲜王朝传入并流行，而朝鲜王朝对汉字的熟练促使了这一时期汉文化在朝鲜王朝的进一步发展。

汉字在朝鲜半岛的广泛使用，使得朝鲜半岛对儒家思想的传入和与之相伴而来汉籍的输入和接受更加顺理成章。

第二，儒家思想在朝鲜半岛的普遍受容，为壬辰倭乱时期汉文化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早在箕子朝鲜时期，朝鲜半岛就有《诗经》、《春秋》这类汉籍的出现。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儒家思想的地位在西汉不可撼动。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在朝鲜半岛中、北部设置汉四郡，西汉对朝鲜半岛中北部地区200年的统治，使其完全置于西汉使其儒家思想思想的浸润中。

朝鲜半岛无论在国家体制与文化内涵上都与西汉保持了长时间的同步性，这也是儒家思想能够在朝鲜半岛长期屹立的重要因素。

朝鲜半岛接受了汉朝直接管理，开始了儒家思想的早期传播，更多的汉籍出现在朝鲜半岛。

372年高句丽设立太学，拉开了朝鲜半岛实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统治与教育的帷幕，随之而来的便是“三史五经”此类汉籍源源不断的传入朝鲜半岛。

如《史记》、《汉书》、《后汉书》、《诗》、《书》、《礼》、《易》、《春秋》、《三国志》等，这些汉籍的传入更加证明了朝鲜半岛对儒家思想的接受与认可。

朝鲜半岛的三国时期同样先后接受了儒家思想的理念，至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体系在朝鲜半岛传播幅度已经十分广泛，并成为朝鲜半岛诸政权在政治、思想、文化中的重要内容。

682年，朝鲜半岛由三国时期过渡到统一新罗后，设立了国学并开课讲授《论语》、《五经》这类儒家典籍，加之而后唐朝向统一新罗派遣儒学者进行讲学、统一新罗选拔学生到唐朝学习儒学这类学术交流的频繁出现，使得朝鲜半岛对儒家思想的了解越来越深入，朝鲜半岛不断加大对儒家思想的受容和发展。

儒家思想在朝鲜半岛也曾经受到挑战，高丽王朝中期武臣权重，虽然此时儒家思想未曾消弭，但在武臣政权的高压统治下人心惶惶，众人只能借助佛教以求精神和心理上的安慰。

高丽末期社会矛盾尖锐而造成国家动荡，彼时崇佛风气严重的高丽统治者却不能有效的引导国家、人民走向安稳，在这种变动与冲突中李成桂走上朝鲜半岛的历史舞台，推翻高丽王朝的统治建立朝鲜王朝。

李成桂见证了失去儒家思想引导的高丽末期的混乱局势，故在朝鲜王朝建立之初，他便主张以“仁”将国家引入正轨道从而摆脱高丽王朝浓厚的崇佛风气，坚定了以儒家思想作为朝鲜王朝官学的决心。

对儒家思想的深入研习，使其在朝鲜王朝统治阶级与贵族之间得到了更深更广的传播，朝鲜王朝对汉文化有了共同的文化根基与理论体系，加深对汉文化的认同感，促使朝鲜王朝对汉文化产生了更多的渴望。

当然，儒家思想能够在朝鲜王朝得到良好的传播，与其思想内涵符合朝鲜王朝统治阶级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

儒家思想中三纲五常理论所包含的伦理纲常的思想，便是朝鲜王朝初立时对臣民的统治与领导的需求所在，所以，对儒家思想的良好发展，便是朝鲜王朝历代君主为巩固统治在思想上所做的努力。

朝鲜王朝建立至壬辰倭乱爆发前，中国书籍在朝鲜王朝的传入已然成势，此时的汉籍传入方式多样，除官方的赐书外，朝鲜使臣购书、明朝人员赠书多种形式。

汉籍传入朝鲜王朝的数量与种类与前朝相比开始大量增长，汉籍的种类也由前朝较为单调的儒家书籍、佛经之类，充实到儒史书籍、文学书籍及医学类书籍等，比如端宗命人换购《圣惠方》、《永类铃方》、《图脉经》等医书；

1431年世宗命使臣购买《地理全书》、《地理新书》、《天一经》这类书籍，种类丰富的汉籍大量传入朝鲜王朝表明其对汉籍的接受度较高，同时表明了汉文化的先进性，为壬辰倭乱时期军事书籍与明朝历史演义小说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与流行奠定了较稳定的受容度。

壬辰倭乱期间汉文化对朝鲜王朝传播的基础，离不开朝鲜半岛早期对汉文化学习与吸收，更与朝鲜王朝自建国初始对儒家思想的受容与推崇息息相关。相同的思想理念，更易于朝鲜王朝对于汉文化的受容。

儒家思想历经洗礼，在中国的不同历史时期发展出不同的思想派别，在很长时间内成为主导国家政治的治国思想，在东北亚国家中受到极大的欢迎。

儒家思想以汉设四郡为始传入到朝鲜半岛，通过在政治体制上的渗透、道德观念上的同化，使得儒家思想在传入朝鲜王朝之初便能够植根于此。在历史的发展中，朝鲜王朝不断接受各时期儒家思想的浸染，并与国家的固有文化相结合，在朝鲜王朝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深入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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