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话》中，文中人物梅萨拉认为演说衰落的重要原因是对下一代演说家的培养出了问题。在古罗马共和国时期，古罗马的教育则有助于演说的兴盛。

对此，塔西佗在《对话》中比较了古罗马过去与现在的演说教育，认为古代诞生大批优秀的演说家是因为其教育注重道德、知识、经验的全面发展。事实上，在古罗马共和国时期，青年们接受的演说教育结合了古罗马早期的教育传统与希腊的教育理念。

早期古罗马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形成一种自制和恭顺孝敬的精神;主要价值是自童年起便打造尊敬之心，使每个孩子几乎都有宗教般的虔诚。

同时，古罗马共和国早期的教育还强调孩子对法律和公共生活的熟悉。据记载，儿子会在法庭集会时跟父亲去听公共辩论;若父亲是议员，则儿子可以跟父亲前往元老院，坐在大门旁边见习。相比知识积累，古罗马共和国早期的教育更重视道德培育和经验积累。

然而昆体良认为，在希腊演说术传入前，古罗马的演说家都是“天生的演说家”，没有接受任何预备的训练和体系化的教学。在充分吸收希腊文化后，古罗马共和国形成了所谓“新希腊—古罗马文化”。

在演说教育方面，则体现为开始注重知识的积累和技巧的磨炼。其如西塞罗在《论演说家》中所提出的:伟大的演说家离不开哲学，他要掌握各门知识，成为所谓的“博雅演说家”。

根据塞涅卡、西塞罗等人的记载，此时古罗马的学校产生了被称为“自由之艺、“自由之科目”或“高贵之艺”的课程，其内容包括文法、修辞、辩证、算术、几何、天象和音乐，具有明显的希腊式教育的痕迹。

尽管吸收了希腊的教育理念，古罗马的演说教育依旧将道德和经验放在首位。西塞罗就认为，古罗马人在教育过程中“主要还是通过自己的实践和家庭教训，而不是依靠书本获得知识”。

在充分进行家庭教育后，父亲会带孩子拜访一些知名人士并跟随他们学习政治演说术和治国术。这段“广场学徒期”持续一年，被视为从接受严格教育的家庭生活到成为古罗马公民的公共生活转型期。这与梅萨拉对古代演说教育的描述基本相符。

得益于道德、知识、经验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对道德塑造、经验积累的重视，古罗马共和国时期培育了大量优秀的演说家。

然而正如《对话》中梅萨拉描述的，在后来的演说教育中，重视道德和经验的传统被彻底丢失。尽管它注重了演说技巧方面的培育，然而却忽略了“博雅演说家”所必备的各门知识的积累。可以看到，演说教育出现的变化影响了演说的兴衰。

(二)演说家的动力

在古罗马共和国时期，公民通过演说参与政治，演说家具有强大的演说动力。按照古罗马共和国宪法的要求，追求高级公职必须练习演说，这是由于每次晋升都需要选票，而获取足够选票需要拥有较好的演说才能。

可见，演说成为参与政治生活，谋求政治地位的必要条件。因此，青年人要想步入仕途、扬名立万，就必须首先成为优秀演说家，在公共场所展示演说才能。对马库斯·加图而言“谈话似乎是他的第二天性”，

“一个不愿默默无闻、投闲置散的人正可利用这一工具，来完成一些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非常高贵的事业”。出身低微的老加图正是依靠优秀的演说能力积累声望，并逐步走向政治巅峰。

在古罗马共和国时期，古罗马人在政治活动、法律活动中为获得他人的支持，需要通过演说的方式。对于古罗马的青年来说，法庭是他们出道并获取声名的最理想场所之一。通过一次成功的诉讼或辩护，他们能够赢得公众认可，甚至位高权重者的赏识。

老加图早年投身法律事业，依靠其优秀的品格和演说才华得到当时大贵族瓦勒里乌斯·弗拉库斯的赏识，博得愈来愈大的影响力，被人称为“(古)罗马的德摩斯梯尼”。恺撒最开始也是通过法庭活动的演说攫取政治资本的。

他早年曾在西塞罗的修辞老师阿波罗纽斯门下学习。回归古罗马后，恺撒弹劾了多拉贝拉的弊政，并在随后以其辩护口才博得杰出的声望，以其交际中友好的举止赢得了平民的亲善，以其殷勤好客、华丽光彩的生活方式逐步扩大政治影响力。

此外，他打破常规，在自己妻子葬礼上发表演说，让群众对他产生同情之心并带来支持和喜爱，博得了温柔、深情的好名声。作为古罗马最卓越的演说家之一，西塞罗也依靠法庭辩论为自己扩大名声。

另外，正如《对话》中的人物阿朴尔的论述，即便获得一定政治地位后，古罗马人依旧需要依靠演说保持他们的地位。同时演说还是他们在面对政敌攻讦、控告时的有力护盾。老加图即便仕途顺利，依旧坚持法律事业，

甚至在86岁高龄时仍亲自为自己做法庭辩护，并于90岁时控告了塞维乌斯·伽尔巴。西塞罗在喀提林事件中的几次演说则不仅维护了古罗马共和国，还维护了他自己的政治地位，极大地提升了其政治声望。

在古罗马共和国时期，优秀的演说家能够赢得良好的声望和广泛的支持，从而获得并保持政治权力、社会地位。演说成为当时公民参与政治的重要方式，是青年步入政坛、谋取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也是政治人物保持自身地位的重要保障。

这成为古罗马人磨炼演说术、发表演说的巨大动力，演说家辈出的盛况得以出现。然而通过《对话》中阿朴尔的辩词可看出，演说在元首制时代与政治关系疏远，地位下降，成为解决个人纠纷、趋炎附势的工具。演说家不再具有强大的动力支持。

(三)演说家的机会

演说兴衰的一项重要指标是演说家是否具有崇高声望，而演说家需要“机会”———主要指演说题材的数目与重要程度来实现这一点。

在古罗马共和国时期，演说迅速发展、演说家辈出的年代往往是社会动荡、混乱的年代。随着古罗马共和国的扩张，其内部矛盾不断扩大，暴露出许多社会问题。在土地制度方面，古罗马出现了土地占有不均现象。

至公元前一世纪末，大地产所有制逐渐取代了小土地所有制，古罗马前三头之一的克拉苏拥有价值5000万德纳里(约合2亿塞斯退斯)的地产。在经济生产方面，古罗马共和国的迅速扩张极大地刺激了奴隶制经济发展，奴隶被大量投放到各个生产部门，逐渐成为古罗马社会的主要生产者。

然而为了转嫁战争损失，奴隶主残酷剥削奴隶，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爆发了三次奴隶起义，古罗马的奴隶制经济又逐渐走向瓦解。除此之外，随着古罗马的不断扩张，古罗马人与意大利同盟者之间的矛盾、古罗马与行省之间的矛盾也不断扩大，关于古罗马公民范围的争论日益激烈。由于政治混乱、社会动荡、各类矛盾尖锐，古罗马的元老院、人民大会和法庭上出现许多重大的演说题材，为当时的政治演说家提供了成名机会。

而古罗马法庭机构的不断健全侧面印证了当时社会矛盾之剧烈，重大案件之层出不穷。公元前149年，古罗马共和国颁布《关于搜刮钱财罪的卡尔布尔纽斯法》，开始设立常设刑事法庭审理专门案件。

在整个共和时期，古罗马一共设立了9个刑事法庭，有搜刮钱财罪法庭、杀人和投毒罪法庭、杀亲罪法庭、选举舞弊罪法庭、暴力罪法庭等。设立常设刑事法庭的需求出现，说明古罗马共和国中后期社会动荡严重，重大案件繁多。每一种刑事法庭的设立都代表着一种刑事案件之常见。按照古罗马的法庭程序，这些案件离不开法庭演说。案件的增长为演说提供了更多机会。并且常设刑事法庭设立的时间又与古罗马人接受希腊修辞学的时间大致相近，这表明当时大量的案件客观上催生了演说进一步发展的需求。